日本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是个具有双重国格或类似于患有“国格分裂症”的国家。这种独特的“两 面性”或“双重性”不仅表现在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领域，而且也明显地表现 在日本的外交方面。人们往往习惯于将一个国家的外交作为一个统一的互不矛盾的整体来看待，并 也自然试图以同样的目光来打量今日的日本外交，认为日本外交也具有相同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但 在深入了解日本之后就可以发现，这种形式上的完整性无法掩饰它在内容和实质上的相互矛盾性与 分裂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日本的外交表面与其外交的深层部位往往会出现两个既相互矛盾又能分 裂并存的日本，如在中日美关系方面，日本外交就有着两张不同的脸，一个是反华的日本，一个是 反美的日本。这两张脸会出现在日本的不同发展时期，形成前后截然不同的强烈对比，有时也会出 现在同一历史时段，只不过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表一个里而已。因此，要 想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不能只看到一张脸或忽视乃至无视另一张脸。只有看到而且必须同时看到 两张脸，才能真正地了解日本，读懂日本，才能在认识和读懂日本的基础上和日本展开有效的外交 周旋，才能更好地利用日本，才能不被其表面的那张脸所迷惑，以确保我们在外交上作出准确的判 断和选择。一、日本外交的“两面性”日本外交的两面性是一种动态的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总体上看，当日本处在战略收缩期和经济重建期时，一般总会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优势 与西方的强国结盟来谋取各种好处。作为一种“互惠”，日本会在亚洲积极地发挥其对中国、俄罗 斯等大国的战略制约作用，但随着日本由战略收缩转为战略扩张时，昔日的战略伙伴就会逐渐地因 为在战略目标与利益上分歧的加大而逐渐变为日本的对手或敌人，日本争霸全球、问鼎世界的野心 就会膨胀和显露。因此，如果从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今日的盟友往往是日 本日后的敌人，而这一点也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第二，即便是在战略收缩期，日本因其在亚 洲拥有自己独特而广泛的文化基础与庞大的经济利益，当亚洲的整体利益受到欧美的过度侵蚀和伤 害时，日本也会对来自于西方的破坏性行为进行本能的防范或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制约，以维护自 己在亚洲的整体生存基础和活动空间。日本这样做的动因，除了利益驱动使然外，还与日本文化中 的地域认同感和连带感较强有关。这种“两面性”或“双重性”就使得日本的整体外交战略至少表 面看上去就显得十分矛盾和隐晦，因为它在许多问题上，如表和里、明和暗、虚与实、真与假之间 往往是不一致，有时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反观西方外交，其言行和契约就比较一致，在“YE S”与“NO”之间只有一种选择，而日本的外交，就如同他的国民性一样往往让人琢磨不定，仅 仅通过一系列表面公开的外交活动和公文，是难以读懂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和心思的。在对待中国的 问题上其表现就十分地明显，既要制约中国，又要援助中国，既害怕中国强大，又希望中国由弱变 强等等。日本是个双料国家，一半在美欧，一半在亚洲，在美欧的是“表”，在亚洲的是“里”， 在美欧的是“外”，在亚洲的是“内”，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总是“里”制“表”，“内”决“外 ”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日本应该是在亚洲的，只不过被巧妙地伪装起来而已。美国人是用足 了日本反对中国的那一半，中国则应用好剩下的另一半来制约美国，决不可舍弃或无视这一半而去 与美国纠缠另一半，这不仅不利于中日关系，而且还会加剧冲突与摩擦，从而使中国在中美日三角 关系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陷入毫无回旋余地的僵局。因此，中国要善于用日本的一半去反对或 制约它的另一半。二、用好日本的“另一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不论是中国强大还是日本强大 ，在美国看来都会对美国造成冲击，构成所谓的“威胁”（所谓“黄祸论”）。如日本强大，日本 就会凭借其优势（军事的或经济的）对美国发起攻击，这时的中日关系必将得到改善。如中国强大 到超过美国（一种假设），日本就会“弃美从中”，回到过去的历史中，中日关系就会如同今日的 英美关系那样。只有当美国强大，中日弱小时，才会出现美国主导两国关系走向。日本趋炎附势， 中国两头受敌（主要敌人还是美国，但也不排除日本的威胁），这是三边关系中对中国最为不利的 时期。但中国一旦陷入其中，也并不是不可解脱，其措施有：首先可以用日本的“另一半”（反对 美国）来制衡美国。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是具有“两重性”的，日本对美国的依附与其说是发自内 心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战略和战术上的需要，亦即仅仅是一种重大的外交权术而已。日美关系不可 能像英美关系那样亲密无间。日本追随美国受到趋炎附势的民族本性和独特的地缘优势等内外因素 的推动与制约，也是出于无奈。当它以对美国的追随换回了美国对它的安全保护与经济扶持时，日 本也就因达到了目的而感到满足，此时日美关系的发展空间与余地也就所剩无几，再要进一步地发 展就非常的困难。而这时，在日美关系中日本对美国的制约因素就会上升，双方的关系就会出现非 常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当美国要在亚洲作出些什么冒险的事情时，来自于日本方面的抵抗和制约就 会更大，因为日本是不会轻易同意让出自己在亚洲的地盘，日本在亚洲有着远远大于美国的地缘优 势和利益，亚洲是日本的基础和依托，日本对亚洲的综合认同感、一体感和连带感，美国无法理解 并且也无法企及。日本是个重视东方文化的国家，也是个极想振兴亚洲与美欧相抗衡的国家，同时 也是一个对欧美抱有极强的防范心理，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寸土不让的“顽固的国家” （如即使是战败后，日本也丝毫没有在“天皇问题”上对美国让步）。因此，在“西风压倒东风” 的时代，日本尽管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不得不与美国修好，甚至于签订条约，承担起各种政 治、军事上的一定责任和义务，但如若美欧要毁灭亚洲，摧毁东方文化与经济（如在东亚挑起战争 等），日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1999年6月19日日本首相小渊在飞往德国科隆参加八国集团 会议的飞机上对记者说：“决不允许在东北亚出现像空袭南联盟那样的情况。”这句话也许是真切 的。摧毁亚洲，在日本看来就等于是在摧毁自己，削弱自己，从长远的战略利益来考虑，日本是不 会这样做的，而且也会阻止西方这样做。日本的岛国性，塑造了日本两面讨好的性格。当自身的安 全得到保障后，在对待邻国的命运，因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时，它会做出有利 于亚洲（有利于自己）的长远选择。这就是日本在东方与西方、短期与长期、战术利益与战略利益 之间的一种变化和选择。因此，在不损害亚洲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或只仅仅损害中国利益的前提下 ，日美之间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涉及到摧毁和损害亚洲甚至是中国的实际存在时，日本 内心又是充满矛盾的，最后一般总是要在暗中和美国较劲，以阻止美国的冒险行为。其次，用美国 来制衡日本的另一半（反中国）。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仅是利用日本，而且也同时存在着对日暗中制 约的一面。这是日美关系中不易为人所察觉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面，因为它常常被日美之间的 许多漂亮的外交辞令与姿态和各种故作“亲热”的假象所掩盖。美国的对日制约作用不仅是日美双 边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面，而且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因为客观上它为中国最大限 度地利用日美关系中的这一面来化解被日美作为假想敌所处的十分尴尬的被动局面提供了某种可能 性和展开斡旋的余地，中国可以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削弱日本，制约日本，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尽 可能地降到最低点，使中美日三边关系保持在一种长期而稳定甚至有时又是十分微妙的战略平衡状 态。美国对日制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渗透在对日关系的各个方面，诸如军事、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从经济上看，日本是饱尝泡沫经济崩溃之痛苦的，直至今日还在为泡沫经济的后遗症 所累而无法站立起来。但如要问引发泡沫经济的凶手是谁时，则有分析家指出，除了日本国内的因 素之外，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也不容忽视。有人甚至指出泡沫经济是美英联手为日本所设下的 一个巨大政治经济陷阱，为的是打击日本，以防日本的过于强大；从政治文化层面上看，美英对日 本社会的“异质性”是早就不满，不断地要求日本进行改革，试图用西方的一套政治理念（如两党 制等）和文化模式（如建立个人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等）来改造日本等，为此，日本对美国的不满 并不亚于它们对美国的顺从，只是“敢怒面不敢言”而已，这从日本右翼强烈的反美倾向可见一斑 。美国所以要对日制约，是因为美国知道，日本这位美国今日的亚洲盟友，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日 后的真正对手和敌人，美国在历史上是多次尝到过日本的苦头的，历史的教训当然值得美国汲取与 借鉴。这就为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利用美国的“反日、防日情结”来制约或制衡日 本。中国外交应该经常向美国传送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经常而不断地提醒美国，切莫忘了“珍珠 港事件”和80年代末美国差点成为日本经济殖民地的教训。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个对世界抱有一 定“野心”并具有良好的军事传统的国家，美国如若置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于不顾，希望继续在陈旧 的冷战思维中，靠玩弄传统的地缘政治游戏，即试图通过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并纵容日本走军事强 国的道路来遏制中国的话，那么这样做的效果不仅不符合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从 长远看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强迫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去扮演一个凶悍的“亚洲宪兵”的 角色将是一把两面都十分锋利的双刃剑，对此，历史早已多次做出了自己最精彩的注释。美国必须 友善而平和地对待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中美日三国多边等距离相互依赖与制约领导机制，而不是搞目前的这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军事结盟，通过利用大国周边的国家来制约大国发展。三、发挥日本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是日本外交的主要语言。如果说日本在政治、军事与外交等方面具有追随与依附美国的强烈色彩的话，那么在经济方面则具有较鲜明的独立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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