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80年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但这一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就已经开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曲折，也充满了探索和创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年的时候，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近代中国落后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使用各种武器失利后找到了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遇到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挑战。在战胜这种挑战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初始的第一步。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世界最发达 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外国列强的入侵是落后的根源。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民奋起自救。在自救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遇到用什么 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武器有封建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太平天国 的领袖们运用宗教来唤起和组织农民。实践已经证明，宗教虽然在斗争之初也能当作思想武器，但 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宗教不仅不能进一步动员人民，反而成为了毒化人们思想的毒素，成为了捆 绑人民手脚的绳索。宗教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革命。随后，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资产阶 级革命派，他们使用的武器都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应该说，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比起 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先进得多，但它又在封建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不可能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结局，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 ?这是一个长期困惑中国人民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世纪 40年代，但直到 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先需在西方本土上进行实践，然后才向其他地方传 播。当中国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土壤、气候、环境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来。五四运动前 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随后，各种 挂着新思想招牌的思潮蜂涌而至。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想中的一种传播到我国。如果说其他所谓的 新思潮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五四运 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高潮，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书籍竞相出版，构成了一套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 后，首先就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不相适合的挑战。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不能不说他们没 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他们的要害就是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来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没有根据。他们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 经验的总结，她是建立在欧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就不适合与欧洲文化有不同特质、具有更多特殊性的中国。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敏锐地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因此，他在公开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初步论证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问题。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些抽象的名词，它能够和实际结 合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应用于所处的实际环境 ，作实际运动；这样做的结果，那个主义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 化”①。在这里，李大钊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思想。可以说，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起点，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时，早期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了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才能取得胜利，党的一大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 导思想。这就为后来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态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 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经过激烈的斗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的国情 ，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以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年幼 的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态度，两种趋势。这两种态度和两种趋势并不是两条平行的直线，而是两条经常发生碰撞的两条曲线。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种态度和第一趋势，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医百病的 灵丹妙药的趋势，其代表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内曾经连 续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都有 显著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态度和第二种趋势，是科学的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趋势，其代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毛泽东在 1920年下半年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 可贵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 命思想，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当他在实践中发现中国不能像俄罗斯那样 坚持城市中心论，而应走相反的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时，他毅然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 了井冈山，建立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实践的深入，他又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 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 量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这是代表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正确趋势。 上述两种态度和两种趋势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坚持教条主义态度的“左”倾教条主义利用手中 掌握的权力，打击和排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科学态度的人，他们指责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轻视毛泽东等深入农村开展的革命斗争，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时间，这种教条主义在党内还占了上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教条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29年毛泽东起草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时，就提出了要克服主观主义：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 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分析；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 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 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 口闭口‘拿本本来’。”②他认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 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④的重要论断。以上论述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的先导。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还在党中 央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确立之后，这种可能才能变为现实。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不提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原因在于：第一，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并且得到 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第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 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 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⑤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次会议上全党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当时在 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全会作组织工作报告时说，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在全会上发 言的其他同志也讲到了“中国化”问题。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对教条主义 发动总攻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 造了理论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但自身存在一个严重 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⑥由于这种情况， “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 得特别困难些。”⑦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全党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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