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 今天我们一起对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进行梳理和反思。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回归“五四 ”的人性尺度；而后的改革文学则转向为政治服务；再后的寻根文学，在理论倡导方面否定“五四 ”，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寻根就是要寻回民族文化之根，弥补这个断裂带ｃ 寻根理论和海外林硫生回归中国传统的观点相应和，形成了新时期第一次打倒“五四”的隐性浪潮 。但寻根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形成了悻反：其理论试图冲击“五四”；而寻根文学的创作却又回到了 “五四”现代精神中，回到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思路上ｃ创作与理论的悻反，使得寻根文学冲击“ 五四”的意图走向溃败。这带来了小说向内转的变化。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文学走上了一个“之”字形道路。文学向内转、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大文化思潮又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张力ｃ８０年代后半期，一方面 是马原、洪峰、格非、扎西达娃、苏童、余华等先锋作家致力于小说的技术革命、进行纯形式的文 学探索；另一方面，李泽厚、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上提倡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文学 向内转提出了警告。他们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依据，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忧患意识和正义感。 继承“五四”批判传统成为８０年代中后期重要的文化思潮。这里必须追问一句：先锋派“向内转”的技术革命在小说发展史上是需要的，但是把它作为惟一的旨归是否合适？他们何以转瞬即逝？８０年代末中国思想界的精神挫折，告示了西化之路走不通。这弓；起了文化的转向，转到传统与后 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中来，企图用商品文化机制来促进体制的变化。这样，９０年代，商品文化与 传统构成了对峙。在这个对峙过程中，传统要打倒“五四”，后现代也要打倒“五四”。这一对峙 格局中，８０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介人带有时代文化的冲击波，满足了整个转 型时代商品文化的需求。新写实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平面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这种上升就是 抛弃了假大空的成分，抛弃了伪浪漫主义的“两结合”成分，回到自然主义。它带着毛茸茸的质感 ，以鲜活的原生状态进人小说视野，它不是“更典型、更集中、更高”，而是鲜活的生活实录，像鲜菜带着泥巴刚从菜地里拔出来的一样。叨年代，体制已经不可能再用政治标准第一的方式介人文学，于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就成为体制 在文学上的代言人ｃ“三驾马车”的作品就是此类创作。冷静反思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是 现实主义创作的严重倒退。我甚至说过这样有些过激的话：它又回到了“三突出”的创作，尤其表 现在长篇小说方面。现实主义走到这个地方又重新进人死胡同。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又完全重蹈 浩然的覆辙，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名号的伪现实主义。这些作品 的本质问题还不在于商品化对艺术的伤害。事实上，其商品化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这就倒退到了过去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尺度中。与此同时，９０年代出现的晚生代作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表层结构看，大部分晚生代作家是写 诗出身的。他们以纯艺术、纯文学的面目进人小说创作中，但实际上其真正的思想资源是后现代文 化思潮，而后现代理论又经过了他们的曲解，实质上他们的创作是商品化的。我认为，已有的文学史全面肯定晚生代创作的做法在价值定位上是欠妥的。武善增（南京大学２０００级博士生）：关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的讨论，我觉得可以不局限在这２０年间，应该能够追溯到更远一些。其实，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中，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匿乏不是偶然现象。究其成因，正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瞒和骗的文学”与“新意识形态”有关，９０年代以前的文学现实主义深度的缺 失也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附庸，堕落为“文革”十 年政治阴谋的工具。７０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伤痕文学以文革为批判目标，本来可以充分显示作家直 面现实的勇气，但由于作家们的主观世界中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没有得到根本的消除，“道路是曲折 的，前途是光明的”信念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伤痕文学中的这种创作现象其实是“文革”文学和 “文革”以前１７年文学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基因遗传的结果。这种廉价的乐观信念，同样 在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得到了反映。看一看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柯云路的《新星》，就知道这种乐观的信念是多大程度地虚化和偏离了现实的真实。张晓晶（同上）：丁老师刚才讲到９０年代现实主义回潮中的一些作品实际上是又回到了“三突出”的老路子上去。我 觉得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远的不说，就拿这些作品同８０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相比较， 就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小说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小说，它试图关注社会国家大事，试图制造一种宏 伟叙事，这样的叙事却并非建立在体察生活的基础上，而是从理念出发。这样，改革小说就往往采 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由于改革小说及时抓住了生活的热点问题，因此它问世之初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效应。但很快人们就发现生活并不像改革小说家们所描写的那样，人们没有找到他们想要 找到的东西，于是，改革小说很快就陷人了低谷，这也促使一部分改革小说家们放弃了对改革的宏 伟叙事的追求，转人了对改革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中。新写实实际上也是这种思路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一种表现。但新写实毕竟太琐碎了，看多了也会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倦，于是现实主义作 家们重又开始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国家大事，如国企改革。但现实主义回潮中的许多作 家已注意了不再用理念化的东西来束缚生活本身。如《车间主任》虽然也把重点放在国企改革上， 但却更注重对普通人的内心的描写，像对段启明那样的车间基层干部，作家没有用党性、理性这些来定义他，而是更多用人道主义来对他的义气、无私等优秀品质进行定义，这样就更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丁帆：经过了新写实以后，小说不可能完全再退回到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写作了。比如有些写现实题材的作 家，经过新写实小说思潮的洗礼以后，知道不可能再造英雄了，于是他把英雄日常化、生活化，否 则他就会失去受众面。这种日常化、生活化正是“三驾马车”的障眼法。“三驾马车”式的“现实 主义冲击波”消解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就是悲剧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正是悲剧 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匾乏，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不可能生根的。《凤凰琴》走 红了之后，我和刘醒龙有过一个对话ｃ我认为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给它涂上了许多亮色， 恰恰是消解了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这不仅是体制从外部压制的结果，而且是在体制压制下中国作家 从本能上觉得应该这样做。刘醒龙在《生命是劳动和仁慈》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一切矛盾、一切 恶只能用劳动去和解。我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和解，因为和解恰恰消解了创作的文 化批判功能。另外，《分享艰难》中到底是和谁分享艰难？厂长一方面在花天酒地，一方面又好像 是为劳苦大众在到处奔波，看到一个下岗工人没菜吃，就跑到菜市场替他买了菜，那个下岗工人感 激涕零，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在这里消解了。这种与体制、政治分享艰难的立场，不是现实主义作家 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本位立场ｃ小说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社会功能是社会良知的 发现，是通过文化批判来推动社会的前进。这一点被消解掉了，很可惜。刘醒龙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鲁迅恰恰不是写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阐扬国民的优根性。这样自然而然地就放弃了文化批判的立场。“现实主义冲击波”虽然不是回到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但越是这种把英雄日常化、生活化，同时又 放弃悲剧意识、和解矛盾的作品，迷惑性就越大，对受众面的泼害也就越深。这正是我批评刘醒龙 的原因。“三驾马车”也写到了底层人民的不幸，但最后在他们的身上打上了吗啡，注上了麻醉剂 。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悲剧的时代，而没有悲剧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悲剧。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说家， 都已失去了痛感。“三驾马车”的作品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严重扭曲的胎儿。新写实小说虽然带着 感官刺激和自然主义的描写形态，但它的价值判断是平民化的。而“三驾马车’在平民化的价值立 场背后，可以看到与平民立场相对立的东西。它最后要解释的是：当厂长也不容易啊，即使是个贪 官也不容易啊！作为政治家，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考虑，解决贪污腐化问题只能摆在次要位置，经济 发展肯定是首要的。但作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就不能这样。当我们和文学史拉开一定 的距离来厘定这些文本、思潮、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本质特征。傅元峰（南京大学２０００级博士生）：“新写实”表征了卯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庸常”。我把丁老师提及的“日常化”、“生活化”理解 为中国当代作家群体精神在意识形态变革以后的“以石投水”、曲高和寡的“先锋试验”、“新历 史叙写”、“文化寻根”，不得不于主体精神蜕变中改弦易辙，这实际上构成叙写主体与叙写本身 的双重悲剧——文本之内的悲剧意识被极端物质化了。如果说处于时代更替中的作家大多未能摆脱 这一悲剧宿命，那么，周梅森的悲剧意识当不止如此ｃ前期的周梅森揭示传奇历史，探索复杂人性 ，游刃有余，一路“军歌”；当完成从历史到“现实”的叙写转折以后，他放弃了类似“历史、土 地、人”的那种宏阔的人性审视背景，文本弥漫的苍凉悲怆的审美意蕴也随之弱化。周梅森近期作 品，如《中国制造》、《天下财富》、《人间正道》等，也有似曾相识的浩然正气和阳刚之气，有 苦难和困境对人的磨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在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上，田立业（帅国制造》） 洪水中的献身和孟新祥（《军歌》）煤窑中的抗争不可同日而语。周梅森过去在历史叙事中的可贵 审视距离，没有保持到近期他对现实的叙写中，因此，周梅森笔下的“现实”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 推崇和商业炒作中所向披靡，却折断了飞往更高艺术宫殿的翅膀ｃ与“新写实”作家的情绪低迷不同，周梅森所专注的人性之歌在“现实”中的昂扬变奏，表现出有意阐释政治观念、回归“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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