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是坎坷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近些年来见诸报端的,多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失误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只有深刻地认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 命运的多方面原因,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知识分子这一关系到四化成败的战略性问题,才能充 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那么, 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其它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经济根源。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延 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学问,主要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自然科 学、技术方面的学问,则往往得不到官方的重视,因而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文化发展。至于个别“ 有见识”的小生产者及其子弟也有希望通过求学“成龙”的,但学的目的在于使自己摆脱低层社会 ,进入上流社会。离开那生育、养育他的“贫困、愚昧之地”,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小生产者及其 子弟的梦寐以求的基本愿望。对于封建时代统治者网络知识分子的某些作法我们如何理解呢?能否 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可能促使统治者重视知识分子呢?表面看来,封建社会里“天地君亲师 ”并列,似乎“师”代表的是知识分子,似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亚于天地、君王和家长;又如 历史上某些封建统治者对“有识之士”委以重任,给以厚禄,似乎是重视了“知识分子”。其实, 统治者们给“有识之士”委以重任,供以厚禄,是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地位。可见,在小农经济 条件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简单劳动,不可能产生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 。即使社会上对读书人也存在“敬畏”心理,那也多半是因为这些读书人们日后“入仕”的结果。 因此,与其说敬畏的是读书人的“学问”,不如说敬畏的是他将要达到的“官位”与“权势”。商 品经济不发达这条经济根源,是影响我国知识分子命运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自然 经济不同,作为生产的工具,已经是科学的运用,智力的物化。就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者而论,占 主导地位的因素将逐步由体力让位于智力。因此,如果说自然经济主要是凭借体力和经验,那么商 品经济就主要是凭借的智力和科学。一句话,知识在商品生产中升值了,然而,我国缺乏的就正是 使知识升值的发达的商品生产条件。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知识与生产脱节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有了与封建时代本质上不同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超越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 经济状况几乎未得到改变,而我们一些人又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 等同于资本主义加以反对,这就造成了轻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小生产观念,比“ 左”的思想更隐蔽、更顽固地左右着人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因此一旦党内发生“左”的错 误,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时,很快就在社会上得以延蔓。这同时也是正确的知识分子 政策在落实中遇到阻力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有利于社会发展,提高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程度,完成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农业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也是从根本上消除轻视 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其次,更直接的是政治原因。任何阶级的统治都离不开知识分子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总是要启用一批知识分子的。自从有了中 国共产党,无论在过去艰苦斗争的年代,还是建国以后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都 与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一道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 们对革命的参与、支持或同情态度,都得到党的肯定。但考察我们党的历次关于知识分子的运动及 其相关政策,知识分子的命运仍少不了坎坷。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三次 “左”倾错误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除了党的总的指导思 想曾经发生“左”的失误这一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看到还有其它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一是封 建社会几千年专制和愚昧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冲击,但 并未根除,它们顽固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使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常常遭到人为的践踏,使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长期得不到建立、健全和完善;在学术领域,“双百方针”难以得到贯彻。二是由于 某些政策失当,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加上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事与愿违 的政策,如工资政策上的体脑倒挂;组织工作上偏重于重用工农干部,排斥知识分子等,扩大了工 农与知识分子的差别。三是某些领导人特别是推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的一些领导人,政治作 风不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那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最不易被错误路线蒙蔽和支配,他们 的存在,往往成为某些当权者推行错误路线的障碍,受到这些当权者的政治打击排斥,甚至迫害, 就在所难免了。由此可见,政治原因,是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直接原因。凡是政治民主、科学昌明 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就好一些,声誉就高一些,反之则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党 的政治路线正确、民主生活正常之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就稍稍发挥得好一些,命运就与人民联系得 紧密一些;凡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民主生活受到破坏之时,知识分子的坎坷也就必然地多一 些。第三,理论上的误解与错误理论掌握群众,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建国以来知 识分子的命运,与我们理论上的错误密切相关。首先是把整个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庸,长期 否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一边,而且 把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看作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其次是“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的错 误论点,导致了凡有文化、有技术的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既然如此,当然只能让“政治上可靠” 的外行领导这些作为“异己”力量的内行了。所以,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就首当其冲,这些把 反对资产阶级搞成反对知识分子的理论,比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把反对机会主义搞 成反对知识分子的理论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实践证明,上述错误的理论观点一旦支配了人民群 众,不仅直接造成了不利于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也间接助长了以无知为荣、耻于求知和 上进的社会心理,使拥有知识文化的人们,反而产生了一种历史的负罪感。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不正常现象,斯大林早在1939年就指出过:“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 农民,后来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 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笑声)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 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 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全场 大笑)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1>遗憾的是,斯大林 指出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及其发展下去的危害性,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并被我们的理论错误变为了 相当长时期的严重社会现实。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转化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对待知识 分子的错误理论,从1957年开始,经历了20多年的宣传、灌输,加剧了社会对知识的轻视和 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状况,严重地影响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速度,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也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够奏效的。虽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1982年就已经写进了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和我国的新宪法中,但至今仍有不少干部、群众 不理解,因而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心有余悸,时时感到 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一切表明,要转变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有待于我们进一 步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第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与社会妒忌心理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有相当 的影响。有处世经验的人常常教育晚辈要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遭烂”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对“枪打出头鸟”,“反对个人冒尖”,更是深有感触 。其实,这些现象,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在社会心理上与社会实践中的反应。今天,这 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妨碍着人们观念的转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绝 对数量,在社会总人口中是少数。解放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二三百万,仅占当时全国 人口的千分之四到千分之六;1982年人口普查时,知识分子绝对数量比解放初期增长了10多 倍,但也不足十亿三千万人口的零头。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人口中文盲、文半盲却 占了二亿三千多万。从人口分布上来看,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大多数知识分子都 是分散在文化较低的人群之中,于是,他们就成了“林中的秀木”,“出头的椽子”,在无形的然 而是持久的社会嫉妒心理的重压下,知识分子难以出头,历遭坎坷的命运也就不奇怪了。因此,要 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的命运,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关键还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和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水平。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我们还应当充分认识到没有四个现代化和干部队伍的四化,没有与之相联系的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与全社会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就没有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这同“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科学更需要社会主义”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是一个广泛、复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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