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抗癌药筛选方法选择的策略周金煦抗癌药依其对癌细胞作用途径和方式以及产生疗效特点，大致可 分为六大类，不同类型药应选择适合各自作用特点的筛选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分述 如下：１细胞毒剂大部分抗癌药属此类，对瘤细胞器某个靶点产生毒害而发挥作用，它们通过抑制 细胞增殖的物质基础如ＤＮＡ、微管和其相关的酶，影响瘤细胞分裂和ＤＮＡ复制。筛选此类药物 体外常用动物或人肿瘤细胞株，以ＭＴＴ法观察其细胞毒杀伤活性。它们的量效关系常呈正比，体 内活性也与药物滞靶浓度（Ｃ）与时间（Ｔ）呈正比。对敏感瘤疗效可高达６～７个对数细胞杀灭 ，剂量加倍，可再提高１～２个对数杀灭，被杀灭细胞数目则增加１０～１００倍。此类药物作用 选择性较差，对造血系统和胃肠上皮等生长旺盛组织也有明显损害，并抑制机体免疫活性，又易发 生耐药性，常造成中途停药，影响药效的发挥。寻找ＣｘＴ值更高的新药经历近半个世纪努力，从 亲肿瘤物质，导向载体到生物导弹，包埋各类抗癌药的脂质体、微球、磁性微球和毫微粒新剂型或 单抗偶联物不断涌现和更新，近年肝癌动脉栓塞缓释剂型疗效喜人，激励此类工作的不断发展。２ 抑制细胞增殖信号通道的药物［１］众所周知，细胞癌变的标志是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异常，其分子 基础是原癌基因活化及其表达的剧增。由于生长因子与癌基因有很大同源性，癌基因产物具有蛋白 激酶Ｃ（ＰＫＣ）活性。后者又是促癌物佛波酯（ＴＰＡ）的受体，与癌变促癌阶段有关。而许多 生长因子受体具有酪氨酸激酶（ＴＰＫ）的活性，故ＰＫＣ和ＴＰＫ等细胞内信号通道成分的活化 ，可激活生长因子和癌基因对细胞增殖起作用。因此寻找ＰＫＣ、ＴＰＫ等蛋白丝氨酸和苏氨酸激 酶和磷酸肌醇磷脂酶Ｃ（ＰＩ一ＰＬＣ）的特异抑制剂是本工作研究的热点［２］．常用抑制酶的 ＩＣ５０评价其作用强度，并比较与其相关蛋白激酶Ａ或Ｇ的抑制率。这类药物也有细胞毒作用， 常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ＨＬ－６０．ＨｅｌａＳ３和乳腺癌ＭＣＦ一７评价其活性，以及对移植 瘤体内的疗效。为了寻找选择性作用更强抗癌药，必须进一步识别癌细胞特异的信号靶点。为提高 筛选命中率进行不懈努力。３生物反应调节剂（ＢＲＭ）临床上少数癌的自然痊愈或长期潜伏，都 说明免疫防御系统抵御癌的发生和发展，甚至可使其逆转成正常细胞。ＢＲＭ是调动机体免疫效应 细胞（如ＣＴＬ、ＮＫ、ＬＡＫ、ＴＩＬ、ＡＫＭ和ＴＤＡＣ）杀伤靶瘤细胞［３］，观察免疫细 胞在体内外应用ＢＲＭ后于一定效靶细胞比值下对敏感靶细胞的杀伤活性，由于机体可动员的淋巴 细胞总数有限（小鼠和人的总数分别为１０９和２ｘ １０１２）， 其中杀伤细胞亚株的总数更 小；通常只能达到２～３个对数细胞杀灭。它们本身无直接细胞毒作用，故毒性相对较小，而抗癌 的选择性作用较强。但晚期肿瘤（估计瘤细胞数为１０１０～１０１１） 仍存留较大数目活细胞 ，本类药不易达到显效作用。ＢＲＭ的免疫调节常为双向选择活性，故需最适剂量才能发挥最佳活 性，量效关系不一定是线性依赖性，最适治疗量应在Ｉ期临床试用过程摸索确定。由于许多ＢＲＭ 的疗效有动物种属特异性，常须用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为材料，观察其对人不同类型靶瘤细胞的作 用。各类免疫细胞及其分泌的因于都有一种以上的不同敏感靶细胞，有些细胞还是靶细胞生长的绝 对依赖物，故筛选ＢＲＭ时对靶细胞选择至关重要。一般选择能表达靶细胞杀伤活性的中心调控因 子如ＩＬ一２和ＩＦＮ等作为检测指标。对具有广谱免疫活性ＢＰＭ，除了检测它对动物移植瘤（ 常用ｒｕｖ种１ｘ１０６的Ｓ１８０）的防治和抗转移（常用Ｌｅｗｉｓ肺癌或Ｂ１６黑色素瘤Ｓ Ｃ、ＩＭ或ＩＶ接种）活性外，还应观察对诱发肿瘤（如紫外线诱发皮肤瘤和ＮＭＵ诱发大鼠乳腺 癌）的疗效，体内有效药才能推荐临床试用。目前对人体提取（或由基因工程制造）的细胞因子如 干扰素（ＩＦＭ）、白介素一Ⅱ加淋巴因于激活性杀伤细胞（ＩＬ－２／ＬＡＮ）研究较多。４细 胞分化诱导剂也属于ＢＲＭ的一种，它们诱导瘤细胞使其向正常细胞转化，一般诱导细胞分化通过 应用外源性或诱导内源性生长抑制因子（ＧＩＦ）或分化因子（ＤＦ）而实现。使调控细胞增殖基 因Ｃ一ｍｙｃ等受抑，促进细胞分化基因如ｆｏｓ或ｅｒｂＢ过渡表达。通常用生长因子及其受体 拮抗剂，癌基因蛋白抗体和反义ＲＮＡ等抑制增殖因子的作用。也可使癌细胞更易进入分化。其作 用强度与药物滞靶浓度和时间有关。但癌细胞对分化因子的敏感性不同，在分化基因缺失（Ｄ－） 细胞内或细胞在分化抑制因子控制下，则不能对分化因子作用反应。筛选模型常用有明显分化特征 的小鼠Ｆｒｉｅｎｄ红白血病（ＭＦＬ）和人Ｋ５６２细胞，观察对血红蛋白合成量的影响。使人 早幼粒白血病细胞ＨＬ－６０或小鼠粒细胞白血病Ｍ１向粒细胞或单核巨噬细胞转化，也是常用模 型。体外研究的实体瘤细胞有畸胎瘤、神经母细胞瘤、黑色素瘤；上皮癌有乳腺癌和结肠癌等。疗 效指标常观察细胞形态的正常转化，使培养细胞克隆形成率下降和致癌性降低，其他如Ｂ１６黑色 素瘤合成黑色素增加，乳腺癌分泌酪蛋白，结肠癌粘液分泌增加等也作为细胞分化的指标。但各类 分化诱导剂如维甲酸（ＲＡ）、地塞米松和阿霉素对白血病的敏感瘤株不尽相同。临床维甲酸类分 化治疗对基底细胞癌，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蕈样肉芽肿病等，尤其我国全反式视黄酸（ＡＴＲＡ） 治疗Ｍ３白血病的疗效引人瞩目［４］。美国Ｓｌｏａｎ一Ｋｅｔｔｅｒｉｎｇ癌症中心研究六甲 撑二乙酰胺（ＨＭＢＡ）也有一定成绩。其抗癌剂量与其他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２０００３１）ＢＲＭ相似，应选用最适治疗量，但对实体瘤的疗效以肿块缩小为指标， 常不易显效，还应检测药物诱导细胞分化成熟表型的出现和Ｃ－ｍｙｃ癌基因表达的抑制等。５肿 瘤血管生成抑制因子（ＡＩＦ）实体瘤生长需要血管生成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血管又是发生转移 的主要途径，故抑制血管生成可切断肿瘤血供及其转移途径，当前已成为寻找抗癌药的重要方向之 一，发展前景诱人。血管生成受生长因子调控，特别是对新生血管有刺激和促进作用的碱性成纤维 母细胞生长因子（ｂ一ＦＧＦ）和血小板衍生内皮生长因子（ＰＤＥＧＦ）等已成为寻找有效ＡＩ Ｆ的重要靶区。而另一些生长因子或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一β（ＴＧＦ一β）、γ一干扰素（ ＩＦＮ一γ）和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一α）则能抑制血管生成。凡能诱导这些内源性ＡＩＦ产生 的物质，都属原发血管生成抑制剂。由于生长因子需与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结合才能发挥生物学作 用，而大多数生长因子受体结构内包含细胞内信号传导的ＴＰＫ区，当生长因子配基与受体结合则 导致激酶活化。故有些ＴＰＫ和ＰＫＣ抑制剂对新血管生成也有明显抑制。血管新生是个多步骤过 程，首先是增殖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活性物质，激沽纤溶酶原和胶原酶去降解内皮细胞 外基质，裂解基底膜，使内皮细胞移动形成内皮芽和管腔。阻断这个过程的任何一步均可导致血管 生成的障碍，抑制肿瘤血管新生就能阻断其生长和转移，故寻找高效低毒ＡＩＦ已成为研制新抗癌 药的重要途径［５］．特别是能选择性抑制肿瘤血管新生，而对原血管内皮细胞和癌细胞并无细胞 毒作用的ＡＩＦ才是新药开发的重点。当前已发现管腔形成抑制因子硫酸荡聚糖、维甲酸和活性维 生素Ｄ３，以及软骨（近研究沙鱼骨颇多）、鱼精蛋白和眼晶状体提取物对血管生成有明显抑制作 用，它们毒性都较小值得深入挖掘。筛选此类药物常用牛或人脐带静脉血管内皮细胞（ＨＵＶＥ） 体外培养，观察其对细胞增殖的活性。也常用鸡胚内给药观察其对绒毛尿囊膜（ＣＡＭ）血管生成 的影响。由于眼角膜无血管基质生长，故常选用移植瘤（如兔ＶＸ２癌）接种于家兔或山羊角膜， 观察药物对肿瘤诱导血管生成的影响，可定量测定血管生成指数，评估其抑制强度，小鼠Ｂ１６黑 色素瘤，Ｓ１８０和成纤维细胞肉瘤ＭｅｔｈＡ的皮下移植瘤也常用于观察药物对新生血管的抑制 作用，相信不久将来，ＡＩＦ将成为新一类的有效抗癌药，品种和种类也将不亚于细胞毒类药。６ 特异性抑制癌细胞转移药癌细胞转移始于细胞侵袭生长，脱落后运动移行和粘附血管壁，溶解破坏 基底膜并穿过内皮细胞裂隙，在附近组织中形成转移灶。转移癌发生的分子机理十分复杂，癌细胞 特性起主导作用，包括癌基因表达调控的改变，合成蛋白酶能力的增强，膜表面粘着分子增加，组 织相容性ＭＨＣ－１抗原的丢失，血管生成能力旺盛，表现肿瘤血供丰富进入循环三五成群瘤细胞 增多。还与宿主免疫细胞及其所分泌细胞因子的活性，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及其所激活的酶活力和合 成纤连蛋白和层粘蛋白能力有关。阻断癌转移应从以上各环节中寻找薄弱点重点突破，如金属蛋白 酶抑制剂，ＡＩＰ的开发，ｂ－ＦＧＦ单抗及与细胞毒偶联物的研制，提高ＭＨＣ一１抗原表达能 力的Ｃ－ｆｏｓ蛋白对癌细胞的处理，增强免疫细胞对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活性，以及分化诱导能 力，都在深入研究中。凡是自发或人工转移率高的动物移植瘤，均可作为抗转移药研究模型，通常 用Ｌｅｗｉｓ肺癌和Ｂ１６黑色素瘤ＩＶ接种的人工肺转移模型或ＩＭ、ＳＣ接种的肺自发转转移 瘤模型，或用Ｍ１３４腹水肝癌ＳＣ接种于Ｃ３Ｈ／Ｎｅｎ小鼠背部，晚期经淋巴道转移至肺等器 官。由于自发转移多数发生在晚期，为观察早期微转移，常取转移器官匀浆再接种，以接种成活率 的生物学测定评估疗效。也可以血清相关标记物如甲胎蛋白和癌胚抗原辅助观察药物对肝癌和肠胃 癌微转移的疗效。由于ＮＫ细胞活性与转移密切相关，也可作为寻找抗转移药辅助指标。英国Ｃｒ ｅｉｇｈｔｏｎ等研究的乙亚胺（ＩＣＲＦ－１５４）、丙亚胺（ＩＣＲＦ一１５９），我国的同类药物如乙双吗林（ＡＴ一１７２７）等均可能抗癌瘤转移。一些激活ＮＫ细胞和巨噬细胞活性药物如胞壁酰二肽（ＭＤＰ）、ＩＦＮ及其诱导剂也有抗转移作用。近发现八氩吲嗪三醇（Ｓｗａｉｎｓｏｎｉｎｅ，ＳＷＳ）为强效抗转移药［６］，又是强效ＢＲＭ和细胞集落兴奋因子（ＣＳ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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