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是祖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中药是一个整体,其理、法、方、药,从理论到实践多互相 渗透、相辅相成。如气虚阴亏宜治以益气养阴,外感风寒之证应以辛温发表方药治疗等,即是例证 。我国近些年来着重研究了有关滋养补益、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利水渗湿、芳香开窍等类药中的 某些中药和极少数复方。研究方法涉及到药理,如适应原性作用,比较药理、药理活性、对某些病 证的防治或解毒研究……;生药,如栽培技术、细胞悬浮培养、保管储运、品种鉴定、植株研究… …;药化,如化学成分分析、含量测定、质量控制、工艺改进和提取等方面。但对一些常用有效的 中草药进行有关野生、家种、引种栽培、加工炮制、保管储运、生理生化、药理药化、剂型剂量、 给药途径、疗效机理、毒副作用和中药某些基本理论的研究,还亟待开拓(当然,对某些中草药还 是进行了若干较深入的探索的)。笔者认为,研究中草药的思路和方法应该多样化,要突破过去所 认为的“中药只是中医沿用的天然药物”的概念,而大胆采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多学科、多 途径、多指标地进行系统研究,以“拿来主义”的现实态度,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从有利于人民保 健事业出发,使中药研究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基于以往中药研 究的实践经验,如希望其有成或有重大的突破,则宜做好如下的几个结合。1中药研究与中医研究 相结合中医与中药同根同源,祖国医药学的特色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的学术思想,中药研究要体 现中医的这两大特色。中药研究要体现出中医的理、法、方、药,如中药研究离开了中医的临床实 践,就多难以实现此目的。当然,中草药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应以中草药专业为主,但这并不排斥 临床工作者的适当协作,有时甚至包括中药科研人员亲自参与临床观察。我国古今的医药研究实践 证明,中草药科研与临证医学相结合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古人以方药名证或通过证治研究方药 ,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白虎汤证即是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的阳明经证。也即是说,治阳 明经证则须以白虎汤为主方。此外,如麻黄汤证,为恶寒、头身痛、无汗、脉浮紧之风寒表证。小 柴胡汤证为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脉弦之少阳证攻半表半里证等。这些都是古典的药证结 合研究的范例。从加强中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来说,药证结合地进行中药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 药研究应参照方剂的配伍或中药性味特点结合临床疗效来设计指标和实验过程。目前的研究有的偏 重于中草药与某病(往往选用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之间的关系。而临床上却常因病同证异以致用 药少效或无效。可见根据辨病与辨证来观察疗效和进行中药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而 研究中医治则、方药与现代药理学之间的关系,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利于中药的现代化。如 仅用西医现有的药理实验方法,想弄清一两个有关中草药的问题,而不考虑中医的理、法、方、药 的特色,多是不易成功的。且这对通过中药研究,在发展祖国医药学的同时也发展现代医药学的某 些领域,如临床药理学,实验研究方法、公式报导和正常数据资料的积累等,可能也较难带来显著 的效果。中药研究与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经验相结合,常可促进有关科研的不断深化并提高临床疗 效。如临床上常遇到一个方剂中虽只增减一味药或其用量,则疗效与适应证殊异的问题,多用“药 效转换假说”来解释,而这也只有通过医药结合的临床观察才得以印证和阐明。在研究中观察到不 同配伍,作用不同,如小青龙汤中麻黄配桂枝则发汗,麻杏石甘汤中麻黄配石膏则清热,麻黄汤中 麻黄配杏仁则止咳,越婢加术汤中麻黄配白术则利尿,麻黄醇酒汤用麻黄加酒还可利胆。这就是药 效转换假说。据此,可解释一些处方的作用,如四逆汤可使蛙心收缩力增强,但单用一药时仅附子 有作用,干姜与甘草无作用,而附子合甘草可增强附子功效,附子合干姜,心收缩力可暂时增加, 而三药同用则效果最好。又如同含桂枝和芍药的三个方剂:桂枝汤治太阳风寒表证,桂枝加芍药汤 则治腹满时痛,而小建中汤则擅治虚劳、里急、梦遗的里虚证。这些现象,如单在实验室搞方药研 究,一般是较难阐明其本质的。在临床适应证分析中,因观察到一个方有多种药,一味药也可用于 多个方,其作用和有效成分究竟如何,值得探讨。因单味药也是个“复方”,故通过药化作用提出 的某些成分和药理实验结果,不一定代表该药的主要功能。日本近些年来也逐渐重视药证结合的研 究,并对某些病证治方进行了探讨。如以柴胡桂222枝芍药汤治疗癫痫,深入研究五苓散证的诊 治机理等。他们还设计了“评分法”,以求证某药的主要作用。如芍药在许多方剂中得分最高的为 治腹痛、腹肌痉挛,其次为对腹胀、腹泻的疗效,从而可根据这些主要作用设计实验指标。并研究 其药化成分和配伍时的协同作用等。研究中还观察到有些平时多为日常食用品的中药,能纠正某证 的病理状态;但对正常机体却无治疗作用,如大枣、生姜、甘草等,健康人服用不显治疗作用,对 病人则显疗效,如甘麦大枣汤可治瘟病、夜啼、面肌痉挛或卒中所致的兴奋等,其起效药量有时较 食用量还小。由此可见,医药结合地进行中药研究是不容忽视的。2药学研究与哲学相结合要深入 发展中药研究,方法学很重要。除了采用多学科的技术方法外,在思想方法方面,个人认为要在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设计、观察和总结。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防止结论的局限 性和片面性。在中药研究中,常遇到有效成分的提取问题,而在临床上有效的中草药,有时不一定 能提纯出有效成分来,而能提出来的单体或结晶,有些也可能不是对某病的治疗有效成分,这就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我们在研究治菌痢有效的茜草科水杨梅时,在药化分离中,曾提出五种单 体和结晶,但迄今未找到其有效成分。这说明,即使是单味中草药也具有复杂的化学成分,有的成 分可能还不易为现在所掌握的药化方法分离出来。其所以临床有效,也可能是多种成分协同作用的 结果,或是药物进入人体后,经过转化变成另外的成分才发生疗效作用。故诸如此类中药研究的问 题,还有待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科研设计和方法的改进中予以进一步的探索。因此面对某些中草药 的临床使用价值,轻率地否定是不应该的。分析某些药理实验结果时,应全面地加以考虑,如结果 不符合临床疗效的实际时,则一般说来,其结论应以临床效果为主要依据。因临床观察的对象是具 体的病人,其对药物酶反应是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又如在抗癌药的筛选中,有时观察到临床上有一 定抗癌效果的中草药,如白英、龙葵、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其抑癌率较低,有的远低于30% 。而另一些视为非特异抗癌的中药,如黄芪、当归、党参、熟地等,在动物实验时,其抑癌率却较 高,有的可高达60%以上。怎样正确分析这一问题呢?应该说,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重要 因素有两条:一是对实验用药的品种、产地、采集季节、药效部分、制备条件、实验方法和动物选 择等均应前后一致,否则就难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二是中药研究应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起来 ,不能单纯用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去硬套,而须参照临床的病证诊断及用药情况进行相应的科研 设计和观察。这就是说,不同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以偏概 全。此外,在中药研究中,还须宏观与微观相得益彰,才能达到辩证的统一;观察和结论时,宜注 意其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相辅相成;结构与机能的综合;动态与静态的观测;环境与人体的相关以及 多学科、多途径研究的重要性等。3中西医结合祖国医药学的现代化,必须走与现代科学(包括现 代医学)相结合的道路。通过采用包括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在内的多学科、多层次、多指标的研究 方法,最终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药学作出贡献。实践证明,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中药研究的深入 ,既能促进中医中药的发展,也可丰富现代医药学的内容。如在中医传统抗疟药青蒿的基础上,通 过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抗疟能力更强的青蒿素,且对恶性疟有独特的疗效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学术宝库,且对有关的药物学和临床医学上都有了新 的认识和提高。又如在中医传统的清热解毒药青黛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有 效成分靛玉红,这就为中西医结合研制抗恶性肿瘤效果好且毒副作用极小的一类新药提供了可喜的 范例。故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使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应是符合客观发展规 律的。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改变中草药剂型和投药的途径,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药的丸、散、膏、丹、汤几种古典剂型,虽各有其优点,但缺点也不少,尤其是汤剂,在制备、 转运、储存和服用方面多感不便,且可影响疗效的充分发挥。如我们在研究治痢药水杨梅时,最初 因汤剂容易在热天发酸、发霉、变质,以后将原生药先后研制成粉剂、浸膏、片剂、肌注和静注针 剂等,同具疗效,且后两种剂型对中毒性菌痢或呕吐,昏迷的病例更有疗效确切、投药方便、起效 快速等优点。又如有人将榄核莲提纯制成针剂,供动脉加压或静脉注射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疗 效较好。似此类中西医结合的剂型改革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对长效制剂和特殊剂型来说,因埋植 剂、定量释放骨架片,胃溶、肠溶及胃肠不溶(渗透释放型)等赋型材料的不足,故此类薄弱环节 应予加强。中草药研究的目的,应不局限于寻找有效方药和有效成分上,还应从中草药的基础理论 、引种栽培、加工炮制、临床药理、组织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4疗 效与机理研究相结合中药研究宜从临床有效的方药开始,再进行必要的、有关的药理、药化等方面 的研究。一般说来,选择临床有效的方药进行深入研究,将更具有实用效益和理论价值,这样也可避免一些方药在实验室研究阶段被不公正地淘汰掉的失误。如在用于麻醉的中药研究中,有人用氚标记从临床具有较好药麻作用的洋金花中提纯出东莨菪碱,并观察了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初步观察到脑内东莨菪碱含量较血浆明显为高,脑内药物浓度以纹状体、大脑皮层和海马回最高,隔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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