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 2 0年的中国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走向繁荣 ,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考古学 ,在经历了近 60年的开创和学术研究积累之后 ,开始走向成熟。此时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苏秉琦先生 ,站在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前沿 ,以其个人特殊的感召力和组织方式 ,影响着学科 ,尤其是影响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其中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推动 ,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几乎倾注了他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精力。然而 ,苏秉琦晚年所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与同时代其他许多研究者所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在内涵与目的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而研究结论亦相去甚远。实际上 ,苏秉琦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既不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初衷 ,也不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 ,而是一直围绕着他晚年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进行的。这条学术研究主线正式形成于 2 0世纪 80年代初 ,在 80年代中期作了修订 ,在 90年代初又作了调整。一、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形成苏秉琦晚年的学术论述十分丰富 ,形成有80多篇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 ,始终贯穿着一条学术研究主线。这条学术研究主线最初形成于2 0世纪 70年代末 ,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表述 ,是于 1 979年 4月 1 0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当时他提出 ,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必须正确回答 :中国文化起源 ;中华民族的形成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对苏秉琦的这一学术研究主线的形成背景 ,现在我们无从作详细的分析 ,但从他的学术活动过程看 ,他对这条学术研究主线的思考 ,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如早在1 977年 3月 1 9日 ,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着重讲“中国古代文化起源问题” ,后又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着重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还于 3月 2 5日在北京钢铁学院 (现为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史组着重讲“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从内容上分析 ,这 3次学术报告 ,应是苏秉琦晚年最初形成学术研究主线的前期学术思想准备。半年后 ,苏秉琦于 1 977年 1 0月 1 4日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 ,已明确地将这 3次学术报告的主体内容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三大课题来提出 ,他说 :“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说 ,这一时期包括从原始公社氏族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繁荣阶段 )到私有制产生 ,以至进入阶级社会前夕 ,既涉及我国文化起源和发展道路 ,还涉及我国中华民族形成 ,涉及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等我国历史考古的基本课题。”一年后 ,即 1 978年秋 ,苏秉琦在《关于“几何形印纹陶———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讲座会”论文学习笔记》一文中 ,谈到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课题时 ,列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古文化区系类型、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关系等 ,其中古文化区系类型 ,是苏秉琦在当时正在探索的从事这些课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论述 ,应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主线最初形成的思维过程。苏秉琦于 1 979年 4月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之后 ,一度也曾对其研究主线的内容 ,即三大课题进行了补充。如他于 1 980年春在赤峰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现阶段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问题》的讲话中提出 ,中国考古学为恢复我国历史的本来面貌 ,有 4个重点项目 :1 中国文化起源 ;2 中华民族形成问题 ;3 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 ;4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问题。苏秉琦的这一讲话 ,在 1 979年 4月提出的三大课题基础上 ,增加了“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一项。然而 ,不到一年 ,他又删去了社会发展史这一课题 ,如他于 1 981年 6月 2 6日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报告会上所作的《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讲话中 ,着重谈了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三大课题 ,这里没有讲社会发展史问题 ,而且在这以后 ,他几乎不再讲社会发展史问题。至 1 981年 6月 2 6日讲话时 ,苏秉琦从 2 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理论 ,已趋于成熟 ,并且作为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这次讲话的结束语中 ,苏秉琦还提出 :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 ,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从苏秉琦在此之前的学术活动和各种论述内容看 ,这次讲话的内容实际上标志着苏秉琦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正式形成。从苏秉琦在此之后的学术活动和各种论述内容分析 ,也由此开始了他学术生涯最后 1 6年 ,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研究历程。二、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修订苏秉琦 2 0世纪 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 ,在后来的研究实践中 ,又作过修订和调整。其中一次是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 ,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 ,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纳入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 ;另一次则是在 90年代初 ,他提出转轨而对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作了调整。80年代初 ,在苏秉琦形成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之时 ,中国考古学尚未将中国文明起源作为重大学术研究课题纳入考古学研究中进行全面地探讨。 1 985年夏秋之际 ,在夏鼐于 1 983年 3月在日本所作《中国文明的起源》演讲在国内公开发表之后 ,一种从考古学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欲望和热情 ,在学术界滋长。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重要考古发现不断涌现 ,也迫使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深层次的探索。在这样一个学术研究大背景下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 ,苏秉琦修订他通过多年思索 ,于 5年前正式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 ,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纳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之中。如他在 1 986年 8月 1 8日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深入探索 ,将永远给我们以启迪 ;从野蛮到文明是社会发展史问题 ,又是我国各族人民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历史问题。这次谈话记录 ,后来以《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刊发于《东南文化》 1 988年第 5期。从对已公布的苏秉琦晚年的各种论述的分析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是苏秉琦晚年正式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篇正规的论文。该文开题就点明论题的概念 ,并依据辽西的重要发现指明了我国文明起点的时间概念 ,以及进一步探索文明史的时空范围和内容。他在这时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等四大研究课题 ,较 1 981年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三大课题 ,在内容上明显是丰富了。这些丰富了的部分 ,显然是他进行文明起源研究所思考的他的学术研究主线的新内容。其中 ,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是此时开始强调、并在后来一直作重点探索的大课题。苏秉琦在 80年代中期的各项研究 ,基本上是围绕这四大课题进行的。有时在相关论述中 ,还就某一课题进行重点阐述。如刊发于《文物天地》 1 987年第 4期的《给青年人的话》一文中 ,他在论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主要含义时指出 :“它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为近代考古学向微观方向发展 ,探索诸如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如何从多如繁星的火花汇聚成‘灯塔’而照亮古代东方 ,以及从农牧业起源到三次社会大分工 ,从三大差别导致阶级国家出现到一统中华大国等等形成的机制。”又如在 1 987年 5月 1 5日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内部通讯特刊》上 ,就考古学向更高层次开拓前进 ,他指出 :“第一步是从宏观角度 ,应用区系观点 ,围绕中国文化起源 ,对中国文化体系问题进行的田野工作与理论探索 ;第二步是从微观角度 ,应用‘分子’ (或分析 )观点 ,围绕中国文明起源 ,对中国文化传统 (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这个千古之谜 ,从考古学寻找’破密’的钥匙。”这些论述也都反映着苏秉琦在 80年代中期对学术研究主线内容的反复思考。三、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调整至 1 989年 ,苏秉琦认为经过自 1 979年以来1 0年的探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被勾画出来了 ,中国文化传统脉络已初步摸索到了 ,于是他提出了中国考古学要走向世界、面对未来的想法 ,并开始思索着研究中国史前史问题。由此开始了他对他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再次思考 ,并对其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如他在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1 991年 1月 6日的《走向世界面对未来———新年述怀》一文中指出 :“走向世界并非轻而易举 ,需要多方面的、几代人的努力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文化的最初形成和特点、中国文明的起步等重大学术课题 ,有待于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在 1 991年前后 ,苏秉琦发表了 3篇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论文 ,说明在 1 991年前后的几年中 ,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探索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方面。他对这方面的全面探索 ,大概是从1 989年开始的。至 1 992年年底 ,他对包括史前史的中国古史的探索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如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1 992年 1 2月 2 7日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纪念北京大学创设考古专业四十年》一文首次提出 :“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构思 ,脉络已清楚。”由此可知 ,苏秉琦在 1 991年年初所提到的三大课题 ,应与他在这时期着重探索中国史前史有关。苏秉琦在 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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