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 80年代初 ,在《师陀研究资料》① 编就之际 ,我就萌生了编辑《师陀文集》的最初设想。当时虽有师陀先生支持 ,但由于条件尚未成熟 ,此事竟拖了下来。1 988年师陀逝世后 ,我陆续读到了先生的故朋旧友撰写的悼念之文 ,常因文中叙述的真切情景而怦然心动。特别是卞之琳先生的两篇悼念文字② ,其亲切犹如两位老友的悄声对话。卞文中说 :“师陀 ,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芦焚’时期 ,写记事杂文、随笔、小品、通讯之类 ,率多写得具有一种特殊魅力 ,诗一般的乡土小说醇味。”卞之琳建议 :“希望在今日出书难 ,一些出版社不惜给名家出大部头选集、文集、全集的好意当中 ,约哪位熟悉师陀其人其文的还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的友好或亲属为他编一套文集 ,据原书出版先后 ,剔除重复处 ,就用原书名 ,加上未编集一二本 ,分卷而版式一律 ,可让读者各取所需 ,零整购买 ,该是经得一读再读的 ,也为我们新文学历史回顾研究与新文学前途借鉴研究 ,比我在这里略有提供的史实以外 ,略抒哀思以外的废话 ,有意义多了。”如果说卞之琳的约“友好或亲属”为师陀“编一套文集”还是一种期望 ;那么 ,海外研究者夏志清在师陀逝世后致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的慰问信中 ,则已经提出了编辑师陀文集的一些具体建议。信中说 :“要好好纪念师陀 ,真想写篇文章 ,讨论他一生的作品 ,但首先应该把它们看全 (至少看大部分 )。这几年来师陀已寄给我几种他的作品 (包括《芦焚短篇小说选集》在内 )。另外刘增杰先生来纽约 ,也亲自把《师陀研究资料》送给我了 ,此书对研究师陀极有用。刘是开封市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不知你同他有无信札来往 ?师陀尚未发表的遗稿 ,日记 ,书信 ,可由你同他合编出版。”③ 所有这些 ,都再一次唤起了我编辑《师陀文集》的渴望。几经努力 ,河南大学出版社王刘纯先生的果敢决策 ,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的配合支持 ,终在师陀逝世十五周年之际 ,出版《师陀全集》的梦想即将化为现实。扩大作品搜求视野 :笔记、日记与书信的整理在 2 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城乡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千头万绪 ,纵横交错。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逼迫着人们流亡、逃难、迁徙 ,长时间地处于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之下。各种政治力量随之也不断地进行着新的组合 ,新的分化 ,直至新的聚积。上述社会因素直接影响着文艺的生存形态和文艺样式 ,制约着作家创作的整体风貌 ,也给作家文集的编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师陀写出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和其他作品 ,相当一部分作品从未收入过集子而散佚于报刊 ,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集子之外还有多少作品。所以 ,我最初的设想是编《师陀文集》。与全集相比 ,文集给编者留下的编选空间较大。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必须入选 ,其他一些暂时找不到的作品则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设想出版社王刘纯先生持有异议。他说 ,“还是出全集好 ,全集一网打尽 ,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作品和史料。”我最终被他说服了。不言而喻 ,出版全集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求全。这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所谓求全 ,即期望出版的《师陀全集》 ,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著作的结集。这里至少包括两项任务 :一是搜集到师陀已经出版的各类作品的集子和未结集的作品 ;二是扩大视野 ,把搜求的目光转向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以及与作者思想、创作有关的其他材料。任务明确了 ,但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单就完成第一项任务来说 ,从报刊上查找到师陀作品集子以外的全部作品 ,几乎是不可能的。师陀先后生活于河南、北平、上海 ,使用多个笔名发表作品。以抗战时期为例 ,他在大后方、解放区、“孤岛”和沧陷后的上海 ,发表作品多使用不同的笔名 ,查找的难度更大。我们以数年之力 ,多方扩大查找线索 ,加上师友相助 ,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④ 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 2 0篇 ,散文 (包括散文诗 ) 49篇 ,诗歌 1 0首 ,长篇小说 (未完 ) 2部 ,论文等 2 5篇 ,共约 50万字 ,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完成第二项任务 ,即将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收入全集 ,不仅面临着资料搜求问题 ,更涉及到编者文学观的转变 ,不断提高对上述史料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 ,笔记、日记、书信等等 ,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解读作品的钥匙 ,打开作家心扉的一扇窗户。这一部分文学资料的收入 ,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的某些疑团就有可能烟消云散 ,迎刃而解 ,文集或全集展现的作家个性会格外鲜活透明 ,还给读者的是作家更为本真的心灵世界。正如樊骏先生所说 :作家的日记、书信 ,“孤立地看 ,它们诚然往往失之零散、琐碎 ,不少内容还可能使人感到没有头脑。但它们都是当事人亲笔写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实录 ,包含着大量真实、具体、准确的史实。把它们缀连在一起 ,可以发现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来、文学活动、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包括一闪而过的念头、难向人诉说的心理波动、毫无保留的自我解剖等 ) ,以及文坛事件、社会历史变故等方面丰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者线索 ,成为认识作家和把握历史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⑤全集收入师陀的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数量较大 ,共约 4 0万字。师陀十分重视自己的旧笔记。在回忆到“文革”时被抄家抄去的旧笔记时 ,他颇有感慨 :“我手边放着八册旧的笔记本 ,是作协上海分会发还的‘抄家物资’。回想起十一年前 ,抄去的远远不止这些 ,连在‘牛棚’里被抄去的 ,前后总共有二十多册吧。那么它们是幸存者了……这八册旧笔记本就留着我学习的足迹 ,或者恰当地说 ,是足迹的一部分。它们也留着我的一部分日记。看了它们 ,我记起我曾经参加过‘土改’ ;我曾经去农村深入生活 ;我曾经出国访问……可是我还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三反五反’ ,我曾经参加过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 ,我曾经去东北参观访问 ,那到底是哪一年呢 ?我记不起来了。那些能帮助我记忆的笔记本没有还给我 ,就是我去农村的日记也是残缺不全 ,它们也许被随便处理了 ,更有一个可能 ,被送进造纸厂做‘还魂’纸去了。”师陀还说 ,“我的笔记本是派下列几种用场 :听报告的要点记录 ,深入生活或参加运动的日记 ,一部分学习心得 ,正式座谈会准备发言的提纲 ,也记载准备日后要用的资料。如果已经不用的笔记本后面还有大量空白 ,为节省物资 ,偶尔也用来打草稿或派其他用场 ,例如《伐竹记》以及写了一半的《列御寇》就是。”⑥从这段话不难看出 ,对师陀来说 ,旧笔记实在是他创作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的不少优秀作品 ,通过笔记这个中间环节的孕育、发酵而得以降生。其实 ,师陀笔记本的“用场”远不止他所列举的几种。师陀很少有诗作问世 ,我们在笔记里却看到他的一些构思精巧的诗作。在“文革”最困难的日子里 ,笔记本还竟帮助他度过了险境。在这时期的笔记里 ,记录了他字斟句酌的自我“检讨”和“揭发”。他用所谓虔诚的“检讨”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而他以“揭发”之名行保护之实的文字 ,再现了师陀与友人生死相依的真情。写于 1 96 8年 1月 6日的笔记《每周思想汇报》 ,可以让读者从一个很小的侧面 ,具体感受到在非正常年代师陀所经历的精神熬煎 :“许久以来已经不能系统考虑什么问题。血压高 ,头晕 ,后脑痛 ,心脏闷塞……视力模糊 ,有时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生活是躺着 ,坐着。有时习惯地拿起一本书或《文汇报》 ,很吃力的看一段 ,只好放下 ,因为记不住 ,看到下一句时 ,已经把前一句忘了 ,也就不明白它的意义。因此 ,一篇社论 ,往往看好几天好几遍才能看完 ,但是总的意义还是记不得。”这则生活实录告诉我们 ,师陀的笔记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他心灵的真实记录 ,从中不仅能够了解他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 ,而且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灵魂的痛苦 ,挣扎和净化的脉动 ,从而为师陀研究提供了真实可贵的文字资料。在《师陀全集》中 ,我们特意收录了少量这方面的材料。师陀的日记是不完整的。今天能够看到的日记 ,是 1 953年 1月 1日至 1 954年 8月 1 5日的下乡生活日记以及他返回上海后的日记 ;1 954年 7月至 8月赴东北参观访问的日记 ;1 957年 8月 1 5日至 9月 1 8日访问保加利亚的日记。除此之外 ,还尚存少量写于1 96 3年至 1 982年间的零碎日记。1 952年年底 ,师陀响应号召 ,赴山东莒县吕鸿宾农业社深入生活。日记虽然记得简略 ,且多述风雨阴晴 ,衣食住行 ,但从中仍然能够感受到作家当时生活的具体情状。如 1 953年 1月 1日日记云 :“一日星期四 ,农历十六 ,昙 ,风息 ,冷更甚 ,室内生火 ,杯中结冰” ;1月 1 6日日记又云 :“阴 ,甚冷。入夜小雪一阵即止 ,寒风怒吼 ,天晴星出 ,地上如撒一层盐粒 ,为入冬以来最冷者”。日记中反映了一些农谚 ,农业生产详尽的生产过程 ,以及作者偶获的创作灵感 :一段简短的对话 ,一个富有特色的生活细节。日记还反映了他对全国文学发展动向的关注 ,与部分作家的交往 ,以及自己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进展。⑦到山东农村时 ,师陀已届中年 ,当时他还尚未结婚成家。日记中多次出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如日记中云 :“我以为×××⑧ 不会来了 ,但是竟然来了 !痛苦与欢乐 ,泪在我眼里。×× ,×× !”第二天记载 :“晚 ,与×××谈。某⑨ 扰扰不肯去 ,状至可厌。”另一天又记述 :“返分区遇××× ,以带互助组学习人员得赴县也。略谈后别去。下午愁肠寸断 ,以阅读书报治之 ,苦益甚 ,复冒风至闫庄 ,彼已离去。即于市上饮二壶。”这个在日记中屡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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