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合法性 (legitimacy) ,“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 > (P55) ,它“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 > (P1 84) ,和“人民对统治者统治的同意”<3> (P63) 。可以说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 ,不管其社会制度的性质如何 ,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 ,这是其进行国家统治与治理、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某一阶段上 ,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遭遇到一些重大的社会危机。很明显 ,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1 > (P55) ,而这一危机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稳定 ,进而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 ,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问题 ,探寻克服合法性危机的途径 ,对于保证发展中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就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一、发展中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 ,那么 ,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出现的原因时 ,就要置身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中去寻找。李普塞特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了一个国家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时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的两个条件 ,即 :“( 1 )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 ;( 2 )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 ,不能进入政治系统。”<1 > (P56) 这一立论为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认识基础。我们知道 ,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现代化征程之前 ,虽然大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国 ,但基本上都保持了原先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些传统政治体制之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 ,就是“承认传统 ,承认某些过去的事件、秩序和人物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 ) ,特定性被视为它们集体认同的核心 ,视为它们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范围和性质 ,视为变革的最高批准者 ,视为革新的限度的划定者”<4> (P1 99) 。它们正是因为“传统遗留下来的规则”而确立了合法性。<5> (P2 51 ) 然而 ,当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征程的时候 ,其合法性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究其原因 ,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通常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模式。但这些价值观念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精英对现代观念的选择 ,由于整个国家缺乏与这些价值观念和制度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国内政治权力过于分散或过于集中、政局动荡不安 ,无法从容地使这些价值观念和制度展开制度化的过程 ,从而使这些价值观念难以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制度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建立和巩固。与此同时 ,尽管现代观念会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 ,使它们无法发挥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 ,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以及其他权力中心的利益也因此而受到侵害。但由于传统顽强的延续性 ,并不能因开始现代化进程而割断个体同传统的联系 ,因此 ,人们更可能对传统政治共同体赋予认同和忠诚 ,而难以把这种认同和忠诚迁移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二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客观上需要广大社会阶层广泛参与政治 :不仅要将那些现代化造就的“新”的社会势力 ,还要将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政治意识的传统社会团体吸收进体制中来。<6> (P1 2 9) 通过吸收广大社会阶层的参与 ,可以赢得民众对该体制的认同和支持 ,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艾森斯塔德即指出 ,“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公民秩序 ,可以被视为现代国家建立 ,或新型而广泛的政治社会统一体形成的两个基本特征。”<7> (P1 8- 1 9) 但是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政治过程中 ,民众的政治参与却是被动的和深受现代化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当政的政治精英的影响。对此 ,亨廷顿指出 :“对大多数政治精英来说 ,政治参与至多是一种手段 ,而不是一种基本价值。他们对什么是适当的政治参与水平、形式和基础的看法 ,基本上取决于这些因素对他们能力的影响 :(a)获得和保持权力 ;(b)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 ,如民族独立、革命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 -经济平等。”<8> (P31 )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由于国家政权“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 ,也无力填补帝国崩溃所留下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6> (P1 83) ,国内政治不稳或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由于国内出现了经济利益的分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之间的对立 ,民众之间的利益不一致而一时又难以协调和达成共识 ,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为了不致因民众的不一致而影响现代化进程 ,总是倾向于选择压制社会 ,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是 ,基于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 ,常常又激起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欲求 ,并期望通过参与而迅速改变原先悲惨的生活境况。<9> (P98- 99) 因此 ,当局这种刻意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 ,使民众难以接近国家政治机构 ,难以进行有效的政治利益表达的做法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稳定。而当民众认识到社会制度变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他们就不会再向这一社会制度输入忠诚和支持<1 0 > (P1 52 - 1 53) ,这无疑阻碍着国家及其政权合法性的成长 ,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当然 ,发展中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不只有上述两个 ,它还有 :现代化拓宽了人们的政治视野 ,增强了人们政治选择的能力 ;政治社会化与现存权威不一致———例如 ,发展中国家莫不公开声称民主政治为政治发展的目标 ,民众已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 ,然而他们的领导人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1 1 > (P55) ———等等 ,这些同样构成发展中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二、发展中国家合法性的弊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类型变迁的过程中 ,通常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 ,但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政权没有合法性。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是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生成的合法性 ,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 ,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笔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有如下三个明显的弊端。1 .合法性过于倚重于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 ,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尼科斯·波朗查斯就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权的影响 ,他说 :“合法性里面特别是包括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影响。”<1 2 > (P2 4 2 ) 因为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 ,它能够说明国家政权权威理由的合理与正当 ,并成为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和符号象征。但是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的确立和维持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 ,明显地具有过分倚重意识形态的特征。毫无疑问 ,在发达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现代政权并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 ,通常也要借助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帮助。像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正是通过启蒙运动 ,才使人们开始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和准则。这大大地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在发达国家维持其政权合法性的时候 ,则通过制度化的力量 ,把政权合法性的支点由意识形态转移到了“政治程序”之上。然而 ,在发展中国家确立其合法性的时候 ,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总是要高举某种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为本国预设了较高而又诱人的政治发展目标的意识形态的大旗 ,以提高民众的革命预期 ,动员民众“觉悟”起来 ,共同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而斗争。而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独立之后 ,一方面由于其社会变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剧烈的社会变迁又引起了社会的分层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另一方面由于其现代化发展水平低 ,面临的发展任务更为繁重 ,而政府提取资源、管制行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偏低 ,因而无力通过正常的制度化力量 ,使政权合法性的支点由意识形态转移到政治程序之上 ,只能像争取政治独立时那样 ,求助于高度概括化、抽象化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 ,继续以对现代化远景的描绘来提高民众的期望值 ,换取政权的“来日的合法性 (forwardlegitimacy)”<1 1 > (P1 77) ,而不大会求助于具体的政策 ,对公民的具体要求也不作出反应。<1 3> (P36) 即使制订政策 ,也必须贯彻政策和既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准则。只有政策符合了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 ,才允许出台 ,最起码听起来也要符合意识形态 ,至于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如何 ,则是第二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过于倚重意识形态的状况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是不利的。首先 ,这无疑加强了意识形态教条化的倾向 ,并大大限制了国家发展的选择范围 ,而当国家的每一个行动都要从意识形态中寻找合理解释的时候 ,国家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活力。其次 ,这又使得意识形态具有了刚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统治者适应现代化制度变迁的要求而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 ,就有可能伤害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 ,并造成社会政局的动荡。如果统治者不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 ,而是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 ,那么其结果可能是暂时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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