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颇为发达的时期。鲁迅认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 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P482)林语堂甚 至断言:“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惟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2>(P1)朱自清在回顾 “五四”时期的创作实绩时也明确指出:“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3>(P30)19 31年曹聚仁在复旦大学一次演讲中甚至说:“由‘五四’运动带来文学革命的大潮流……就当时 的情形看,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散文运动较为妥切。”<4>“五四”散文作家不仅对 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在后世创作中也有深长的回应。台湾当代散文就深受“五四”散 文创作的影响。林幸谦曾撰文指出:台湾“复兴”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沿顺五四 的散文脉络探寻各家流派的来龙去脉。在小品文和随笔方面,除了梁实秋、钱歌川等人带有西洋随 笔的特质文风外,吴鲁芹、颜元叔和邱言曦等人则承续了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风格。在美文、纯散文 方面,尤其是抒情写景之文,林文风、张秀亚、琦君、张晓风等人,继续发扬了徐志摩、朱自清和 许地山等人所开创的散文格局。此种写景、叙述为主的散文是台湾散文的主流,涵盖老、中、青三 代。特别以女作家、写散文的诗人、以及年轻作家的成就最高。此外,在专栏或方块文章的成就, 则有李敖和柏杨等人承续,更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式政治性杂文的特色,尤以批判政治和社会为甚。 这些发展轨迹,说明了台湾散文的整体脉络和五四散文的关系。<5>其中明确提到朱自清散文对 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影响。夏志清曾说,“在台湾论诗与散文无人能及余光中之重要”<6>(P 165),只晚于朱自清30年出生的余光中,其散文创作不可能不受到“五四”散文的影响,其 中就可能包括朱自清散文的影响。5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反共”政策的强力介入,台湾文坛出 现了“战斗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散文领域,便表现为宣扬“反共复国”主题的所谓战斗散文 的大流行。这类散文着眼于作品的政治作用和宣传价值,思想内容概念化,艺术形式公式化,缺乏 真情实感,审美价值低下。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被称为“30年代文学”而被打 入冷宫,遭到当局查禁和封杀,但朱自清的作品在书店的书架上却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其《背影》 ,《荷塘月色》等散文名篇在数十年里不仅是大陆学生的必读篇目,同时也是台湾中学国文课本的 必选之作。余光中甚至认为:“朱自清三个字,已经成为白话散文的代名词了。”<7>(P30 )这除了因为朱自清病逝于1948年,未与台湾当局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牵连外,还因为其散文 有着独特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散47文家中,朱自清“授受的是‘复礼’、‘归仁’、 ‘中和’,存孝悌,去恶欲,自省其身,近义远利等一整套的儒家思想,并以此作为思想、行为、 伦理和道德的规范,培养起温良恭谦、儒雅翩翩的君子之风。”<8>他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洁 身自好,自尊自重,安于清贫,恪守中庸,维护着儒者的人格理想。这种“最完整的人格”投射到 散文创作中,使其表现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理想和道德化的审美倾向。50年代后台湾当 局推行尊孔重儒的政策,用传统的价值观规范和影响民众的生活。因此,表现儒家的人格理想和诗 教理想的朱自清散文受到青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在艺术上,朱自清形成了“致中和”的审 美观。他的散文以表现自我为原则,融合着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传统散文的艺术形式 ,不追求瑰丽、炽热、悲壮的境界,往往呈现出缜密和谐的美。这种体现着温柔敦厚的东方艺术传 统的审美形式,在当代社会中仍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浏览当代台湾散文,无论是主题意蕴的 提炼,还是创作技巧的运用,我们随处可见朱自清的“背影”。例如,朱自清的作品很少涉及重大 的题材,也不作观念的演绎,所表现的大体是人性的真善美,选材多在亲情、友情、爱情。《背影 》写的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给亡妇》弹奏的是一曲悼念亡妻的哀歌,《冬天》抒写的是对父亲、 对朋友、对妻子的怀念。这些作品往往以质朴真挚的感情深深打动了读者,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台湾当代抒情散文也大都如此,往往以情动人,以情取胜。亲情、友情、爱情是其永恒的主题。即 以写亲情的散文为例,母亲反复在作品中被抒写赞颂,琦君个人就有好几篇,如《衣不如故》、《 倒账》、《母亲那个时代》、《毛衣》、《髻》等。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余光中的散文与朱自清 创作的相同之处。例如,余光中许多作品亦是描写亲情之作。如《鬼雨》写父子亲情。幼子出世三 天夭亡,不可谓不悲,但余氏并不直接抒发他悲痛的心情,也不写呼天抢地、痛哭流涕之态,而是 借大自然的“鬼雨”,引用李贺、李商隐、李清照、欧阳修、白居易、莎士比亚等人的名句,借他 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将丧儿之痛表现得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四个假想敌》把未来女婿假想为四 个“敌人”,他们有朝一日将夺走他的四个如花似玉、待字闺中的爱女,将父亲心中种种酸甜苦辣 的滋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友情是余光中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部分。他写友情的散文的特 点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和认识来写,毫不隐讳,而且写得情趣盎然。正如朱自清一样,“我自己是 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 之见,是在读者。”<3>(P31)这是一种以作者个性为本位,抒写真我的感受,表现真实的 人格的美学原则。在余光中的写友情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自清的影子。他的《九张床》、《 沙田七友记》等作品的人物都是文艺界中的名人,自己早不见晚见的好朋友,他毫不避讳,写得真 而有情,真而有趣。如《九张床》中写到“我”被主人安排与叶珊(男性)共榻,本就有些勉强, 更加令人难堪的是,“我”无法入梦之际,他忽在梦中翻过来将“我”抱住。而“我既非王尔德, 他也不是魏尔伦。因此这种拥抱,可以想见的,甚不愉快。”毫无顾忌,幽默打趣,化俗为雅,真 挚的描写中见出他们的亲密无间。再如,朱自清最先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写 起散文来也注重建构意象、营造意境。如《荷塘月色》中,“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 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空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绿》中,“她松松地皱缬 着,像少妇拖动的裙幅;她轻轻地摇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令人想 着所会触动过的最嫩的皮肤……”象征是文学创造的一种方式。经营意象又是象征创造的一种基本 方式。<9>(P244)余光中以一个现代诗人的美学眼光,要求现代散文增强密度和弹性。从 象征艺术的角度说,弹性也包括这样的涵义:摒除词义的单解而向往一词多义的歧义性;密度则是 增加散文美感的浓缩性和辐射力,在尽可能精炼的文字中传达出难以穷尽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蕴味。 余光中的散文中常见跳接而来的意象,虽然并不像他诗歌中意象组合得那么严谨那么浓密,但也奇 警新颖,增加了散文美感的密度。有些作品甚至以一个意象为中心辐射开来,囊括全篇。如《听听 那冷雨》充分调动各种感觉器官,写出了古雅而又新颖的“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雨是可视的 :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雨是可嗅的: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 ,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雨是可听的: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 去总有一点凄凉。雨更是可触摸的:冷雨。以雨珠串起记忆,组成一幅凄楚迷离的思乡图。《蒲公 英的岁月》中他将自己的放逐,自己的远游,自己的文学灵魂和艺术追求和蒲公英的意象相契。5 71953年纪弦创办《现代诗》季刊,在台湾文坛掀起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到60年代,以现 代诗为发端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由现代派小说将其推向高潮。现代派反对“纵的继承”,主张“ 横的移植”,要求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和艺术技巧,求新求变,使台湾文学出现全面革新 。与此同时,台湾散文则仍然沉湎于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现代散文家的艺术模式和审美境界, 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在文学的其他门类发生重大变革之后,散文再固守先前的模式就越发显出审美 格局和表现形式的陈旧。台湾当代散文期待着出现变革和创新。在台湾当代文坛,“首先揭橥变革 ‘五四’现代散文旗帜的是余光中”。<10>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阵营中的一员大将,在台湾文坛 散文批评中“开一代风气”的“智者和勇者”<11>(P559),余光中把“革命”的火种引 向散文领域。1963年,他发表了倡导“散文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剪掉散文的辫子》。在这篇 文章中,他援“现代诗”之例提出“现代散文”的概念,称这是“讲究弹性、密度、质料的一种革 新散文”。并对当时散文界流行的“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逐一 加以分析、抨击,而后对其“现代散文”的内涵作了充分阐述。<12>(PP328-335) 而要倡导“现代散文”,超越五四,就需要对五四散文传统作一些清算。于是就有了《论朱自清的 散文》等“酷评”文章。对朱自清的批评是余光中在现代散文批评上影响最大的批评<11>(P 559)。他写于1977年6月24日《论朱自清的散文》是一篇全面地集中地批评朱自清散文 的批评文章,涉及朱自清散文的风格、气质、艺术人格和技巧等方面,主要有:一是行文中“交待 太清楚,分析太切实”,认为在论文里这是美德,在抒情美言里却是坏习惯。《荷塘月色》第三段 即是典型的坏例子。二是比喻多用明喻而趋于浅显,且好用女性意象。余光中从朱自清的艺术人格 不够动人角度作出了解释。“朱自清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三是伤感滥情,一方面是常爱滥发感叹,另一方面是失之伤感,如《背影》,仅千把字的短文,便流泪四次,未免太多。四是文字浅白、累赘、欧化、甚至文白夹杂,如《背影》第一句就是败笔。文章提出:“到了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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