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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乎潮流 与时俱进——孙中山一生的重要特点

摘要撰写人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7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五月 15, 2004
  顺乎潮流,与时俱进,这是孙中山一生的重要特点,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一生历程的真实写 照。孙中山有两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适乎世界之潮流,合 乎人群之需要。”这是孙中山一生的自我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 说:“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孙中山 先生也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包括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 伐,因而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躯。”〔1〕孙中 山顺乎潮流、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孙中山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这是他顺乎潮流,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是他一生的第一 次飞跃。1866年孙中山诞生于香山(中山)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幻年时代,孙中山在家 乡读私塾,并参加农业劳动。孙中山的家乡,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傍山频海,毗邻港澳,西方资 本主义思想既影响了香山,也影响了孙中山;加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农村广泛流传着人 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故事,使孙中山产生了朦胧的学习西方和救国救民的思 想。1878年夏,孙中山年仅12岁时,即背井离乡,到檀香山,依附在那儿开办农场的哥哥孙 眉过活。这次远行,使他大开眼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思”〔2〕(P47)。在檀 香山,他学习了5年,博览群书,深受西方思想的教育。因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产 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幸福而后快”〔3〕(P359)。17岁时, 孙中山回到祖国,急欲进行改良的尝试,积极从事乡政建设,筹办教育,修整道路,举办卫生、防 盗等公益事业。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急剧变化的时刻,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继两次鸦片战争之 后,又发生了中法战争,外国列强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而清王朝日趋腐败,对内镇压,对外投降 ,使孙中山感到要独立富强,就非改造中国不可。在随后几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等地学医、行 医,广泛地浏览政治、法律、历史、文学以及农学、地质学等书籍,悉心研究,以期实现改造社会 的志愿。孙中山逐渐地感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501国”比“医人”更重要,乃决 心“借医术为入世之媒”〔4〕(P229)。1884年初,孙中山草成8000字的《上李鸿 章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富强治国之策,希望实行改良,“以中 国之民力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2 〕(P15)。然而却未得到回应。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中 国被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从此,孙中山开始惊醒,并且从要求改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894 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2〕(P202),并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2〕(P19)。兴中会一成立,孙中山立足于反抗清王朝的武装斗争,准备发动广州起义。但消 息泄漏,起义流产,数十人被捕,孙中山逃往日本,随后又赴英、美考察,亲眼看到那里的人民苦 乐不均,贫富悬殊,社会“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孙中山希望寻找“一劳永逸之计,乃采民 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之所由完成也”〔3〕。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思想基本上形成于19世纪末年。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广东惠州发动了一次起义 ,坚持半个月,起义队伍扩大至2万余人。起义虽然失败,却影响深远。1905年夏,孙中山在 欧洲到达日本,与各革命团体负责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筹商,建议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 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7月30日,应孙中山约请的17省70多名革命青 年,聚集一堂,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100 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由孙中山提出,经同盟会认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2〕(P284)。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 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同年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 同盟会的16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决心将这个主义“输灌于 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2〕(P289)。孙中山首倡建立的同盟会,提出了反映 当时中国历史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这就为民主革命的高涨和建立共和国,作了组织上、 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为此,孙中山在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多次的反清武装 斗争。继1906年爆发萍浏醴大起义之后,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在1907年5月到1911 年4月,先后发动了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 著名的“黄花冈之役”(广州起义)等。所以毛泽东说:“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 。”〔5〕(P545)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4〕(P 242)。这些没有成功的起义,却为辛亥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911年10月 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迅速形成了一个席卷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南京政 府在短短的3个月任期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特别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它 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治组织机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 宪法的性质。毛泽东说,这个约法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6〕(P 127)。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 的深切愿望”。它“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7〕。当然,辛 亥革命最终未能胜利,这些良好的愿望未能付诸实现。二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理想 ———为建设富强民主共和国而继续斗争。虽然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孙中山“深 信不疑,我一定能比推翻满清更容易推翻袁氏政权,那一天已为期不远”〔8〕(P110)。孙 中山与时俱进,其预言很快得以实现。袁世凯用阴谋手段杀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孙中山 毅然举起反袁大旗,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虽然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国民党内弥漫着灰心丧气的 情绪,孙中山却毫不气馁,充满信心地说:“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 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 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601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 苍生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却也!”〔8〕(P74)1914年6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 革命党,其目的就是要“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8〕(P97)。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 阴谋暴露以后,孙中山立即指出,“第三次革命”是避不了的;今日救国,只有打倒袁世凯,才有 出路。为此,孙中山积极筹划,组织武力讨袁,并派遣革命党人吕志伊、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 、但懋辛等人到云南,参与策划云南起义,主张“乘此时机,先发制人”,预料“袁贼之覆灭,不 出数月”〔8〕(P203~204)。在护国战争前后,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 露袁世凯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以及资产阶 级各个派别,都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之中,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曾说:“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 了武装的反袁运动。”〔5〕(P545)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立即致电黎元洪 ,要求“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与国民从事建设”〔8〕(P306)。孙中山把1912年 颁布的《临时约法》和1913年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视为共和国的重要标志,认为“约法与 国会,共和国三命脉也”〔9〕。但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使孙中山大为失望。张勋复辟以及 段祺瑞掌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专横暴虐,使中国成了军阀横行的世界,人民失望,志士扼腕, 他们惊呼“袁世凯复活”,必须“急以血刃铲除”〔10〕。孙中山愤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于 1917年夏天,发起了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军事独裁和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 运动,表示“文虽弩钝,犹当荷戈援木包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11〕(P140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表面上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桂系陈荣廷、滇系唐继尧,却暗中拆台,在护法 军政府内部制造绑架、暗杀和分裂活动,甚至改组军政府,与北方军阀妥协。孙中山非常气愤,表 示根本反对,于1918年5月4日宣布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发表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 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首,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1 1〕(P471)这样,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就失败了。孙中山并没有因为新的挫折而消 沉。他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准备投入新的斗 争。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依靠自己培植的陈炯明部粤军,发动讨桂战争,取得了胜利,重新 举起了护法旗帜,准备用武力打倒军阀,削平叛乱,统一中国。孙中山在统一两广后,又大举北伐。然而,坐阵广东的陈炯明,竟于1922年6月6日发动武装叛变,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再遭失败。孙中山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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