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在进入人们生活领域的众多物质形态中,大概没有哪一种能象玉那样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专家们认为“东西方最早的基本差异即新石器时代发达玉器文化之有无”。迄二十世纪,金 玉两者分别为西方和东方人类物质文化最高的代表①。学术界一般认为,玉属于矿物中的矽酸盐类 ,分别包括“角闪石类”(一称“闪玉”)和“辉石类”(一称“辉玉”)②,过去把前者译为“ 软玉”(Nephrite,摩氏硬度为6—6.5度),在中国以新疆和阗玉为代表;后者译为 “硬玉”(Jadeite,摩氏硬度为6.5—7度),以缅甸翡翠为代表。但是,在中国古代 ,玉的内涵远比现代科学定义要复杂,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东汉人许慎在《说文》中所言:“玉,石 之美有五德者”,即要成为玉,首先须是美的石头,其次要具有“五德”:“温润以泽,仁之方也 ;角思理之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挈之方也。 ”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要求具备温和爱人、表里一致、令人娱悦、刚正不阿、有理有节等种种“ 人性化”的优点方可称玉。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玉,泛指摩氏硬度3度以 上、7度以下,美丽而温润的天然矿物集合体,包括石髓、玛瑙、孔雀石、闪玉、辉玉、绿松石、 南阳玉、水晶等。以水晶为例,现代归之于宝石,古人却称之为“水玉”,认为也是玉的一种。说 到底,玉,其实不过是一种硬度很高较为美丽又有透明感的石头,奇怪的是,它在中国却会被演绎 成一种文化。世界上爱玉的民族也不仅是中华民族,但只有在中国,才把玉养育为一个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艺术体系。早在史前时期,玉器就成了沟通人、神的“灵物”,创造出丰富多 彩的玉器造型,并由此建构了当时最完善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玉在中国文明发育、奠基的过程中 发挥过支柱性作用,所以它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过程而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夏商迄西周 ,玉在实施国家祀典、规范统治礼仪、昭示社会等级等方面承载着多重职能,尽管专家们对《周礼 》中记载的有关玉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真实性还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已不断证实 ,玉器在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春秋以降,经过数千 年的积淀,终于塑造出中国人“於玉比德”的世界观和“类玉”的审美观,先秦诸子如孔子、管子 对“玉德”都做过归纳,所以玉有“五德”、“七德”、“六美”、“九德”、“十一德”之说③ ,其精神内涵之丰厚无可匹敌,举凡天、地、道、德、仁、义、礼、智、忠、信、勇、洁等咸备一 身,人们把最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性品质都倾注到玉的身上,让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汉 代以后,虽然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步降低,但它却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广泛渗透到各种审美 意象中,那些至真、至纯、至贵、至美的事物无不可以用“玉”来形容和表述:玉皇大帝是上天至 尊,“琼楼玉宇”是神仙住的地方,皇帝的“玉玺”代表着无上权威,法典性的事物可称“金科玉 律”,美好的声音叫“金声玉振”,好形象为“玉树临风”,好食品是“玉液琼浆”,人间最佳结 合为“金玉良缘”,最好的姻缘是“金童玉女”,最富有的莫过于“金玉满堂”,最美丽的莫过于 “花容玉貌”,最宝贵的牺牲精神是“玉石俱焚”、“宁可玉碎”,最高尚的品性是“瑕瑜互见” 、“冰清玉洁”,至于“龙袍玉带”、“亭亭玉立”、“白璧无瑕”等等以玉喻物比事的实例举不 胜举,以至到了清代,文学巨匠曹雪芹著《红楼梦》时,将书中男女主人翁分称宝玉、黛玉,其实 就是两块美玉,很自然地,“通灵宝玉”也就在全书故事情节中发挥了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④。直到今天,玉能辟邪、保健、求安、美容、生财的观念仍在许多人心目中留存,这不能不说是 “玉”的文化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玉器就有了多方面、多层 次的价值,而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玉器,正可以说明在中国玉文化的大系中,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做 过什么贡献?二尽管中国古玉(按:本书主要指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玉器)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引起了 学者们的重视,近代以来,海内外研究成果丰富。但是,长江流域的玉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却 要晚至20世纪30年代。1933年冬———1934年春,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 美籍教授葛维汉和林名均教授等,根据192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内月亮湾(今真武村)燕家发现 玉石器的线索,前往月亮湾做考古发掘,结果获得玉璋、玉琮、玉圭、玉璧及石璧、石环等一批礼 器⑤。专家们判断这些玉器的年代为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郭沫若先生则从器物造型特征上推 论它们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⑥在此前后,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余 杭一带也常有古玉器出土,时人记曰:“杭县玉器,出土甚多,类为乡民盗掘,辗转入于古董商之 手,流至海外者,不可胜计。”“每一窖的玉器,形式俱全,所置部位,亦俨然如同《周礼》:‘ 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的情形相符节”⑦。1 936年7月,杭州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杭县北乡调查,试图弄清玉器与石器分布及埋藏的情 况,他共调查了遗址12处,结果有6处发现玉器,依玉器出土地层,他认为这些玉器属于铜石并 用时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的遗存⑧。施氏当时对出土玉器的时代断定虽然有误(实际是属于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但他最早注意到从考古学上去发现和研究良渚玉器则功不可没。除此之外 ,当时在安徽、湖南等省境内还发现过少数战国到汉代的玉器。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1949年 以前,长江流域的玉器不仅时代和性质判断上往往失真,而且由于科学出土资料不足,更无法形成 系统的研究成果。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许多重大发现不断揭示 出闻所未闻的历史事实,玉器领域也是如此。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往往把长江 流域发现的玉器更多地放到全国玉器发展过程的体系中去考量,有关长江流域玉器的起源、发展、 类型、体系、特征、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探讨。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沿江地区一批玉器 的出土,终于促使学术界从中国玉器文化传统的生成、中国文化特质的化育、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多 种角度,认真对待长江流域的出土玉器,从而使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90年代中国及东亚学术界的 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潮。现在回顾一下,下面几次重大发现成为长江流域玉器研究的“推进器”:1 973年7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发掘苏州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有琮、 璧、钺及珠、管、镯、坠等多种玉器,这就为解决此前江浙地区出土古玉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准确的 考古地层学依据,带动了国内外有关学者对流传于世或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的那些年代不清的良渚 玉琮、玉璧等礼器做出重新认识⑨。1977年5月,距草鞋山不远的张陵山遗址又获发掘,结果 在良渚文化早期墓中再次土璧、琮、钺等玉礼器和人形玉觿、蛙形玉饰等雕件⑩,这不仅将良渚玉 器的产生年代大大推前,而且由于文献记载璧、琮是古代中原地区统治者祭祀天、地的重器,玉钺 则是握有王权的象征,现在它们竟然最先出现在名不见经传的长江南岸四五千年前的古墓中,这不 能不激发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輥。1978年5月,湖北省博物馆等发掘曾侯乙墓,该墓出土玉器 近400件,其中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四节龙凤玉佩、微雕动物型玉琀等造型之奇特、工艺之精 湛至今在同时代玉器中乃无过其右者輥。同一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发掘了淅川下寺一批楚国墓 葬,其中出土的春秋晚期玉器成为研究楚国早中期玉器的典型实物輥。1980年河南淮阳平粮台 楚墓也出土了一批楚国玉器。在此前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不少楚墓中又陆续发现一些 玉器輥,这就为人们系统研究江、淮流域的楚国玉器提供了条件,也为史书中记述的有关楚国“和 氏璧”的故事和楚人治玉技术的高超找到了可供联想的实物例证。1982年10月,江苏常州寺 墩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墓葬,其中的3号墓出土上百件玉器,24件璧铺盖在墓主身体 的上下,33件琮围绕着墓主的躯体,对于这样一座令人眩目的良渚文化葬玉大墓,考古学家汪遵 国先生称之为“玉敛葬”輥。“玉敛葬”在中国有着丰富的相关文献记载和实例,过去人们一般认 为是周、汉时代的统治者所创设并拥有的一种葬制,现在却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长江下游 良渚文化时期,这对原有的玉器体系学术定论不能不产生强烈地冲击。也在这一年,上海博物馆等 在青浦县福泉山遗址发掘中,又发现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的璧、琮、钺等玉器出土近百件輥,从而 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内涵,也扩大了良渚玉器的空间分布。1986年到1989年,是长江流域玉 器发现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四年中,在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出土了一批又一批令人震惊的 玉器,它们对学术界的一次次心灵撞击,回想起来至今仍然让人兴奋不已。1986年5至6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县反山遗址发掘出11座良渚大墓。墓中出土各类玉器达1200余 件(组),许多器型刷新了已有的玉器记录,而且这些葬玉大墓都埋在一座由人工堆筑的土山上輥 ;同年7月至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汉三星堆遗址接连发现两个祭祀坑,结果出土大批 铜器、玉器、金器等輥,许多文物造型之奇特、体量之巨大,达到了轰动世界的程度;也是在这一 年,江苏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吴县严山一座古代窖藏中获得大批吴国玉器輥,使得过去几乎是一 片空白的吴国王室玉器顿时增加了丰富的材料。1987年,浙江省考古所以又在余杭县下溪湾村 的瑶山山顶发现一座良渚文化祭坛及埋葬在坛上的12座良渚大墓,墓中再次出土大量玉器輦,其器类之丰富,雕工之精美几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这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几座墓中也发现了一批玉器,其中的玉人、玉勺、玉三角形片、玉菌形饰、玉龟及长方形刻纹玉片等都有明显特征輦,研究者认为玉龟和玉片可能是远古的洛书和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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