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是中国文化史的发端 ,中国隐逸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这个时期中也以一个相对完整的形象较真实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期的隐士以两种分流形式发展 ,第一种是蛰伏济世之隐 ,第二种是孤傲霜雪之隐。前者以傅说、伊尹、姜尚为代表 ,后者以伯夷、叔齐为代表 ,他们成了中国隐逸文化发展的楷模和奠基。在夏、商、西周三朝 ,有关隐士的记录 ,夏朝近五百年间缺如 ,殷商时有伊尹和傅说记载 ,西周有伯夷、叔齐和姜尚。五位隐士中伊尹、傅说和姜尚属于关心参与政治的“待时而隐 ,”伯夷和叔齐则属于个性高扬 ,适天全性 ,霜雪人品的“孤傲之隐。”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伊尹和傅说的事。“伊尹 ,名阿衡 ,阿衡欲奸 (同干 )汤而无由 ,乃为有莘氏媵臣 ,负鼎俎 ,以滋味说汤 ,致于王道。或曰 ,伊尹处士 ,汤使人聘迎之 ,五反 ,然后肯从汤 ,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1> 这里 ,对伊尹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 :伊尹为了当汤的宰相 ,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做了有莘氏陪嫁于汤的奴仆 ,他背着烹调饭菜的工具 ,做好美味佳肴乘机会向汤进言 ,因而“致于王道。”第二种说法是 :伊尹是一个隐居的布衣 ,商汤为了寻求人才 ,派人往聘伊尹 ,使者多次往返均遭拒绝 ,但最终 ,伊尹被汤的诚心所感动 ,然后委身事汤。他向汤献上治国大计多条 ,汤委以国任于伊尹。如果按照第一种说法 ,那么伊尹就算不得隐士 ,如果按照第二种说法 ,那伊尹就是典型的隐士。在先秦时期“处士”即是对隐士的一种称呼。如果第二种说法成立 ,那么伊尹就可算做殷商时期的一位隐士。《殷本纪》也记载了武丁时期傅说的事 :“帝武丁即位 ,思复兴殷 ,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 ,政事决定于冢宰 ,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 ,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 ,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 ,说为胥靡 ,筑于傅险。见于武丁 ,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 ,果圣人 ,举以为相 ,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 ,号曰傅说。”这里说的是武丁继任王位以后 ,想着要恢复殷朝政绩 ,但没有得到一个恰当的辅佐 ,他把政事委任于治国大臣 ,三年之中静观国风 ,最后在傅险得到了正在筑墙的奴隶傅说 ,武丁举以为相 ,国乃大治。武丁时期是商王朝著名的中兴时代 ,在傅说的辅佐下 ,对外打败了戎夷 ,扩展了疆土 ,对内“修德行政 ,天下咸观”<2 > 。后世把傅说归为隐士类 ,其事迹传为千古佳话。如伊尹、傅说这种“待时而隐”出为王师的人 ,还有西周时的姜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 :姜尚是东海人 ,其祖先是尧舜时掌管四时、方岳的官吏 ,因有功而封于吕或申 ,姓姜氏。夏商时期 ,申、吕的后属支系有的已沦为庶人 ,姜尚属吕国后人故又称吕尚。吕尚年老穷困 ,钓于渭水之滨 ,西伯昌出猎与之遇 ,“与语大说 ,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 ,周以兴。’子真是耶 ?吾望太公矣。”故号之曰 :“太公望 ,载与俱归 ,立为师。”这里记载西周文王姬昌出猎时遇吕尚后的欣喜之情 ,把复兴西周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吕尚身上。在《史记》中 ,司马迁还补充说 :“太公博闻 ,尝事纣 ;纣无道 ,去之 ,游说诸侯 ,无所遇 ,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 :“吕尚处士 ,隐海滨 ,周西伯拘里 ,散宜生 ,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 :‘吾闻西伯贤 ,又善养老 ,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 ,献之于纣 ,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 ,然要之为文 ,武师。”大概吕尚在年轻时曾在纣王手下做事 ,因见纣无道而离纣而去 ,隐居海滨 ,后听说西伯姬昌贤 ,往归西周 ,所以司马迁说 :“以渔钓奸周西伯。”<3 > 或者说 ,隐居海滨的吕尚曾经和几位朋友为营救被纣王囚禁着的西伯昌出谋划策 ,获得成功 ,一出而为王师。无论有几种说法 ,有一条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 ,出身于“四岳”之后吕、申后裔的姜尚在年轻时就有文韬武略 ,只是生不逢时 ,纣王无道才使他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直到“七十有二”牙已脱落<4> 才得遇文王 ,出为王师 ,为文王称霸 ,武王灭商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后人称他为姜子牙。在《鬻子》、《太平御览》(卷 30 1 3)《六韬》、《金匮》、《搜神记》等古籍中 ,后人已把他神化 ,在小说《封神演义》而达于极致。在《诗经·大雅·大明》篇中 ,姜子牙已被喻为一只勇猛的山鹰 ,其诗曰 :“殷商之旅 ,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 ,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 ,无二尔心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原彭彭。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5> 可见姜子牙在灭商的战役中为国、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智勇忠义非同凡响。伊尹、傅说、姜尚之人 ,他们怀抱利器 ,隐居以择主 ,非明主礼请不出 ,际遇明主则当仁不让。他们的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其目的是把隐逸作为一种更好地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历史长河中 ,他们是隐士 ,同时也是识见不凡的济世英豪。他们虽隐居 ,却总把眼光投注于现实社会 ,他们的心箭总是指向如火如荼的现实人间。他们虽然暂时栖身林泉 ,但最终是要“出山”的 ,是要回到“斯人徒中”来的。他们精通治世之术 ,于学无所不窥 ,而又识见非浅 ,在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耐心地等待时机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贤士择主而仕 ,”如果不是精通南面术 ,善于识人、御人、诚以待人的君主 ,他们是不会轻率地供人驱驰 ,只有那些德才兼备的明君才能与他们合作。他们无论是隐还是仕 ,都是真诚的。他们为后世“蛰伏求志 ,待时而隐”的隐逸文化模式奠定了一个基础。后世如诸葛亮、谢安、李泌等人 ,他们都是精通治平之术的盖世英豪 ,他们在“出山”之前都走过一条隐居的途径 ,但他们一旦复返人世间 ,便轰轰烈烈 ,叱咤风云 ,在历史纷争中出尽风流。当然 ,姜尚等人的隐逸模式 ,也被后世效颦者鱼目混珠畸形地加以发展。历史中不乏一批志疏识浅 ,猥琐卑劣的假才子。他们学不入儒家礼仪诗书 ,识不及监门 ,仅为“弹铗之徒”却一心想求功名、获利禄 ,于是便以隐居作为猎取高官厚禄的钓饵。这类假隐士在西汉以后的各朝代中均有出现 ,如隋朝的杜淹与韦嗣福 ,唐代的卢藏用等 ,他们在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留下了污浊的一笔 ,其卑下的品行 ,虚伪的面目令人厌恶 ,与伊尹等相比真乃天壤之别了。第二类隐士人物是直接以隐逸作为政治参与手段的孤傲之隐 ,其代表人物是商末西周初的伯夷和叔齐。他们“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恶声 ,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则进 ,乱则退 ,横政之所出 ,横民之所止 ,不忍居也……”“叩马止谏 ,不食周粟而死。”其风节为后世所仰止。《史记·伯夷列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 ,及父卒 ,叔齐让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 ,盍往归焉。及至 ,西伯卒 ,武王载木主 (灵牌 ) ,号为文王 ,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 :‘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 ,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 ,可谓仁乎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 ,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齐耻之 ,义不食周粟 ,隐于首阳山 ,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 ,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6> 伯夷、叔齐是孔子推崇的人物 ,他们所追求的是早已逝去的神农、虞舜时代。在那个时代 ,统治者治理天下 ,竭尽忠诚 ,黎民百姓关心国事 ,天下太平 ,谁也不会把别人的失败当作自己成功的条件 ,也不在卑贱的人面前抬高自己。而周朝见到商人有了衰败的迹象 ,就整顿国家的政治与商人争夺民众 ,用官爵、俸禄收买人心 ,依靠强大的军队示国威 ,扬君名 ,以此取悦于别国百姓。这是用智谋取代暴虐。而武王在守孝期间就大动干戈 ,这又违背了“孝”的原则。周是商的诸侯国 ,以臣伐君 ,又违背了“仁”的原则 ,不孝不仁是伯夷、叔齐不能容忍的事 ,所以“叩马止谏”目的未果 ,只好“义不食周粟”终饿死首阳山。作为贤士 ,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战乱时期 ,伯夷、叔齐都尽到了社会责任。他们抱着理想中的大道以“让贤”逃出自己的家园 ,以隐居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高洁。孔子说他们“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7> 他们远远地离开纷争的现世 ,国君用好言语招致他们 ,他们也不屑去接受。孟子把他们与春秋时的君子柳下惠放在一起进行评论 :“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 ,隘与不恭 ,君子不由也。”<8> 意思是说伯夷的器量太小 ,柳下惠太不严肃 ,器量太小和不严肃都是君子不应当有的品行。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 ,儒家学派以“入世”为宗旨 ,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 ,孟子对伯夷的“出世”行为进行了批判 ,但是儒家学派又十分推崇高洁的君子品行 ,所以孟子又赞美伯夷叔齐的言行说 :“伯夷 ,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恶声 ,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 ,不使。治则进 ,乱则退。横政之所出 ,横民之所止 ,不忍居也……当纣之时 ,居北海之滨 ,以待天下之清也。”伯夷眼不观不好之事物 ,耳不听不好之声音 ,不侍奉不理想的君主 ,不使唤不理想的百姓 ,天下太平就出来做事 ,天下混乱就退居田野 ,施行暴政之国 ,住有暴民之地 ,他都不愿去居住。商纣时期伯夷居于北海之滨等待天下的太平。最后孟子总结说 :“故闻伯夷之风者 ,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9> 意思是听到伯夷之风节的人 ,贪得无厌的人都廉洁起来了 ,懦弱的人也都有了独立不屈的意志。孟子甚至把伯夷与伊尹、柳下惠、孔子相并列而论曰 :“伯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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