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政治改革进行文化思考,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阻力和 改革失败的原因等。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的一种表现为观念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 神。在中国近代,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近代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都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对改革的性质、方向及其成败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主 要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对晚清政治改革的影响。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对晚清改革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进入近代,导致知识分子产生社会批判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真正动力,应该说主要是 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 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 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 基本变化。”<1>显然,作者在这里将中西文化对抗看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和变革的根源。不能说 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中西文化冲突对中国近代改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近代意 义上的改革始于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一 部分洋务派官僚军阀也在与外国人日益增多的交往中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认为,西方对 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对于中国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2>正是 出于这种“得其道而顺用之”的动机,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近代化 改革的序幕。洋务运动主要是进行生产技术、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但也有一些带有明显政 治改革性质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理衙门的设立。1861年1月奕言斤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这本身很难说是清政府有意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就总理衙门机构本身而言,也不 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但它却标志中国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 列。总理衙门也成为了清政府主持洋务新政的部门,并成为晚清行政机构改革的开始。更重要的还 在于,总理衙门设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义。在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对外的交往 ,但大都是建立在“天朝上国,无求于人”的思想基础上,而这种文化思想正是自然经济的产物。 到清代,统治者仍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69们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 夷货物以通有无”,因此,对外的交往只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这种观念的根源除了在自 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万事不求人”的文化心理外,还有一种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误解,即认为 西方民族是“野蛮民族”,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天朝上国”统治的“化外之民”。费正清在研究中 国的通商口岸时曾说过:“中国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把野蛮民族称为夷,现在英国人也就不期而然 地在中国获得了‘英夷’的地位”。因此清统治者“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 一现实。最彰明昭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 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3>。应该说,总理 衙门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清统治者“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 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的结果,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化观念的某些变化,即清统治集团某 些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已经从那种“天朝上国”的心态中摆脱 出来,开始用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人和西方文化。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从魏源开始的。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反对不加区别地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狄”,认为:“夫蛮夷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 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他认为在西方来的“远 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 友”<4>。把有无教化作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很难说是科学的观点,但这里却反映了魏源 对中外文明平等相待的心态。这种文化心态也被洋务派所承袭。在奕言斤等奏请设立总理衙门的奏 折中,他们还是称西方人为“夷”,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对外国人应该“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 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5>。著名的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几乎在同时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对于外国人应该与他们开诚布公地“划定章程”,做到“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 既不能“一味怕”,也不能“一味诈”,更不能“一味蛮”和“一味蠢”。这些言论说明当时统治 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已经开始修改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传统观念。而随着洋务新政的深入,特 别是伴随着总理衙门设立而日益频繁的近代外交活动的展开,洋务派官僚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 看法更是发生了飞跃。这种飞跃也首先体现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驻节英法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 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他在此期间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与之相比较,中国文明 则“日益微灭”,他感叹道:“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 狄也。”<6>这种公开承认中国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正是他大力倡言“洋务”,主 张进一步向西方开放的思想基础。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中带有政治改革色彩的总理衙门 的设立及由此带来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是与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外文化比较观的变化有关的。 同时,洋务运动之所以主要局限于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更多的举措,也 与洋务派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有联系。如上所述,洋务运动时期,很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西方文化有 超过中国文化的地方,但大多数都认为西方文化超过中国文化的地方都只是枝节的,只是在军事和 科学技术方面,而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则是任何西方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们 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中体西用”原本是冯桂芬于1861年提出的“中主西 辅”,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分阝庐抗议·采西学议》)。应 该说,这种中西文化比较观在洋务运动初期,顽固派较普遍地反对西学的情况下,有为西学争地位 的进步意义。但以后洋务派将其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 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用张之洞的话来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就世 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 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当 然只能将改革局限在“汽机”、“铁路”这样一些“无害于为圣人之徒”的范围内,而不会也不敢 使改革触及“孝悌忠信”的封建伦理纲常和“尊主庇民”的政治制度。二1895年,在中日《马 关条件》签订、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公车上书”,从而开 始了维新运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从1898年6月11日起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诏令,开 始了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中的改革措施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其中政治方面 的改革措施有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官民上书言事等。另外改79 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改革科举考试,准许自由组织商会和学会等经济和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 也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这些诏令表明,戊戌新政的改革范围比洋务新政的范围更广泛了。特别是 它已经涉及到政治权利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具有了政治改革的色彩。从光绪帝和帝党 来看,不排除他们想通过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闲衙向后党夺权的意图,但不管怎样,这些政治 方面的改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改革行政机构,为实行进一步的新政创造条件 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新政措施遭到了守旧派的顽强抵制和激烈反抗。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 守旧派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更激烈地表现为文化思想的冲突方面,维新运动中关于 要不要变法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一场中西文化思想的论争。顽固势力在攻击维新派时打出了“翼教” 、“护圣”的旗帜。他们反对学习西方经济政治制度来改造封建君主专制,认为学习西方是“用夷 变夏”,是“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正界篇》(下),叶德辉)。这样,他们 把反对维新变法的斗争说成是保卫中国文化,保卫孔教的斗争。针对这种攻击,维新派一方面用康 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为武器,把孔子打扮成维新变法的祖师;另一方面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 进化论指出“变”是符合“天道”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时的维新派除了要抵抗顽固派 的攻击,还要面对洋务派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对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阵营的攻击,维新 派更要重视洋务派的攻击。就在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戊戌年间,原为清流派,后又以新学人士而扬 名的张之洞抛出了他的《劝学篇》。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体现。全书 分为内、外两篇,内篇“皆求仁之事”,其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外篇“皆求智求勇之事”, 其主旨是“务通以开风气”。由此可见,张之洞并不一般地反对变法和学西学,但他认为,学西学 是为了“固本”,而传统的纲常名教就是中学之“本”,这是不能改变的,至于象“汽机”、“铁 路”这样一些西法,用来“固本”,也是可以学的,说到底,学西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他反对进行政治改革,尤其反对学习民主和议会这样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应该说,张之洞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顽固官僚,在维新运动中,他还曾大力支持《时务报》、《湘学报》的出版和南学会的活动。但当维新派的政治改革主张超越了他维护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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