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中,胡风的文艺思想长期受到矛盾与斗争的羁绊,并曾一度为左翼主流理论所否 定和遮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因为胡风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内容和很强的实践性特 征,前者形成了其思想的异质性,后者导致了其思想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祛魅” 和“去蔽”的研究,逐渐把胡风从“异端”拉入“正道”。但是我们也看到胡风的思想是从艺术的 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维度中展开的,与七月派作家创作实践相生共融,集体呈现一种现代性的美学特 征。而人们往往笼统地体认了这一点,却较少从胡风的理论建构与七月派的创作生成的互动关系中 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本文就是从胡风的理论和七月派的创作的共相实践出发,以文学流派的特质为视点,整体观照胡风和七月派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展开的审美现代性。1.现实主义的开放 胡风的文艺理论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显然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 。如胡风认为现实主义是“唯物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强调要“反映历史的真实”。他还 援引了斯大林的“写真实”论作为自己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但是胡风的“真实”概念与斯大林的 “真实”歧异,斯大林的“真实”是一种客观的真实,而胡风的“真实”则是主观真实包含客观真 实。与周扬等其他左翼理论家的“真实观”比较,胡风的“真实”是艺术领域的真实,而周扬的“ 真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真实。不同的认知方式和判断标准赋予周扬现实主义的是政治效能,带给 胡风现实主义的是美学效应。换句话说,胡风的现实主义体现出审美现代性的品格,而周扬的现实 主义具有革命现代性的样态。胡风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坚持创作要反映客观真实,又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在现代性的基点上把现实主义向其他的创作方法开放。胡风明确地说:“现实主义的成分能引出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成分本是现实主义的成分底开 花。”胡风把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开放,明显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高尔基的阐释 的影响。就思想实质而言,胡风把西方人本美学和浪漫诗学的因子注入了现实主义肌体。胡风推崇 “主观力量”,张扬个人思想的自觉和精神的自由,主张主体把生命、情感、欲望投射在客体上, 这正是为了补救左翼文坛现实主义创作中只有观念不见灵魂,只有思想不见肉身的弊端。他们对主 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复写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本质基因,潜在地承传着五四浪漫主义的精神血脉。革命 现实主义正统论者并不排斥浪漫主义,但它是一种根据马克思主义预测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心情。 胡风批评这种“伪浪漫主义”的背后是理性的狂热、信仰的专政和精神的暴力,并不符合浪漫主义 的自由本质。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已与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了很大距离,当时受到了左 翼主流的激烈批评,但“从这些批评文章,人们倒也可以发现胡风的观点与充满个性主义精神的五 四文学的深刻联系,与主情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血缘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它与当时左翼主流文学思想的差异和矛盾。”美国学者邓登就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涵括着浪漫的个人主义和集体的现实主义。胡风非常欣赏法国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认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理想 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样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伟大激情”使他的英雄人 物走上“通过苦难的欢乐”的艰苦的战斗道路,“达到了精神斗争的最高度”,救援着“痛苦的灵 魂”和照亮了“困乏的人生”。胡风将罗曼·罗兰与黑暗和痛苦作战的英雄气质的精神力量溶进自 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促成了浪漫主义的理论个性,路翎则将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和战斗品格升 华为创作的强烈激情和主体精神。在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创造出中国式的克利斯朵夫——蒋 纯祖。这个财主的儿子、青年知识者,具有不同寻常的“雄心和梦想”,幻想建立奇功伟业,企图 跨过“混沌的生活”,追求阔大自由的人生,他这位“漂泊的孤独者”,怀有“骄妄的憎恶”、内 省的狂热,具有“光荣高贵”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体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特征。个 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样是七月诗人的重要精神特征。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冀汸的《跃 动的夜》、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带有郭沫若式的狂飙突进的个性色彩;牛汉的《鄂尔多 斯草原》、杜谷的《泥土的梦》、朱健的《骆驼与星》充满个人幻想和“浪漫的憧憬”。七月诗人 从与人民群众的深刻精神联系中产生痛苦、仇恨、激奋和热望,从艰苦的战斗中升华出对生活的热 爱、对理想的追求、对光明的坚信,通过想象、夸张、象征等手法点染出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七月诗人呼应胡风的以“主观精神的燃烧”反映现实生活观要求,这“不可避免地使其创作涂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可称之为‘浪漫的现实主义’的特征。”胡风没有明示现代主义的向度,但是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中蕴含的西方现代非理性思想,带来现代主义 的特质。胡风在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思想中加入了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理论等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内容,并借助这些非理性思想批判理论对手的民粹主义、群体至上等深层文化心理,瓦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阶级解放、民族解放 命题的绝对化、机械化的阐释和理解。当革命作家把“小我”膨胀成民族、时代、人民的“大我” 造成主体的弥散时,胡风不仅坚持了五四文学的人学主题,并在生命力、爱、激情、欲望等非理性 方面进行“自我扩张”,在现代意识和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层面上切合了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主潮。也许胡风自己未能意识到他们援借的西方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为七月派文学提供了一个 “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框架。严家炎认为“七月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强调激情并十分 重视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突出主体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 在具体分析路翎的小说时,他认为“路翎的一些作品,现代主义成分也相当明显”。带有厨川白村 和叔本华色彩的“痛苦和无聊是组成路翎小说的两种情感基调,构成路翎小说的两大母题”,路翎 对蒋蔚祖、蒋少祖、郭素娥、罗大斗、张少清、王兴发等系列人物灵魂的开掘是随着他对哲学意义 上的对人的认识而一同深入的。在路翎看来,人不论贵贱高下,在精神本质上都是高贵、高傲、孤 独和痛苦的;人总是在寻找发泄那种原始强力的渠道,总是在寻求树立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的 途径。路翎的笔锋直逼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以及人物的非理性世界,严酷地雕琢、渲染出这些人物 灵魂深处的那种漂泊感、孤独感、绝望感和末路感等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创伤”。路翎在塑造革命 年代里的“现代人”时,明显地超越了现实主义的阀门,跃入到心理现实主义层面,在精神气韵和文学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现代主义取得沟通。2.美感叙事的呈现 新文学运动是在西方思想背景下展开的,西方文化中源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逻各斯”——浸润 了五四作家的心灵,勃兴于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因此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科学 理性话语和思维,形成了五四文学的总体叙事特征。左翼革命文学兴起,这种科学精神仍然延续, 只是从启蒙主义前进到马克思主义。韦伯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流的学术论文”,又 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正当性是由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知识学的分析论证提供 出来的,从而,激进的政治行动就与科学的实证知识连接起来。中国共产党素来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一门“科学”来接受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左翼文学的指导思想后,作家理论家深刻领会其中的 科学性,对马克思的理性认知和分析论述感触很深,并作为一种思想和表达的范式予以继承。茅盾 和赵树理的小说就是把世界观的价值理性与实证社会知识学融构起来的叙事典型。他俩的创作目的 是让人民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阶级学说和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因此作品的叙事遵循 理性认知模式:通过具体的形象(感性)演绎抽象的观念(理性)。这种逻各斯式的叙事是一种科 学叙事,科学叙事的基础是对物质世界的秩序、结构、规律和精神世界的认知逻辑的尊崇,它服从 于理性认识原则。茅盾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子夜》,常被人们以“主题先行”相诟病。而一些具有主观公式主义倾向的作品,往往从概念、政策出发,同样表现出科学叙事的特征。在西方文化思想的传统中还存在着柏拉图所说的“酒神精神”,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希伯莱精神或宗 教传统,它指向人类隐约、神秘、变幻的心灵世界,如信仰、激情、直觉、顿悟等。西方现代哲学 标举意志、欲望、梦幻、爱情、潜意识等非逻辑或反逻辑内容,他们反叛理性秩序对人的精神束缚 。西方的宗教传统和现代哲学蕴含着人文价值关怀的底色,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艺术表现就是象 征、隐喻、荒诞、变形、寓言和神秘主义等叙事手法。在文学叙述中人们也许难以寻得一条理性认 识的思路,但可以依凭直觉感情就能产生震撼共鸣。这种叙事可以称为美感叙事。“诗人哲学家”尼采的思想表达就集中体现了美感叙事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艺思想是美感叙事的典型。鲁迅集尼采的“话语狂欢与思想疯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探险和人性追问”于一身,开创了 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的美学范型。胡风继承鲁迅思想的衣钵,在理论中纳入柏格森、弗洛依德的哲学 观点和话语系统,强调个体的体验、超验、生命意志等非理性内容,思想和话语表现出尼采式纵性 狂放的神经质特征。胡风力图解构左翼主流的科学主义话语系统,使文学回归到艺术和“美”的本体世界的思想,在七月派小说和诗歌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路翎的小说揭示人始终处于创造与毁灭的冲突的张力之中,人生中混杂着理解和不可理解、明辨可知 和神秘宿命的东西,尤其是人物身上充满“生命的原始强力”。他们在热情与冷酷、人性和兽性、 理智和疯狂中挣扎;在绝望中反抗,在沉默中狂叫;生命欲望的放纵、现实人生的恐惧、理想主义的狂热、英雄主义的扩张,这种迷狂的人物展示的“非理性世界的疯癫图景”使路翎的小说有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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