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指出 :“当民族文学刚刚诞生 ,或当某一文学的传统发生方向上的突变时 ,文学影响显得最为频繁 ,成效也最为显著。”<1> (Ｐ 3 8) 泰戈尔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发生方向上突变之时 ,虽然其影响所及 ,未能引起某一文艺运动 ,但仍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文学影响首先是一种思想的影响。五四作家认为 :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 ,“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 ,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 ,并强调后者“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2 > 从这样的目的出发 ,中国现代作家在介绍泰戈尔的作品时 ,也介绍、研究了他的思想 ,并有不少著名作家受到了其思想的影响。泰戈尔是诗人 ,也是哲学家。他在《海上通信》中曾说过 :“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 ,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 ,而在哲学中间 ,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 ,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 ,也能说教。”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是丰富复杂的 ,全面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 ,这里拟讨论的是其哲学思想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泛神论和爱的哲学是怎样影响中国现代作家的。泰戈尔认为 ,世界上有三种实在 :即作为最高意识或最高人格的“梵”或神 ,作为可变和复杂的自然或现象世界 ,作为个人灵魂的“个我”或精神。他把神或“梵”(他把它称之为“无限”)看作是三种实在中的最高实在 ,它既存在于时空、因果等之中 ,又超越于它们之外。它是有限 (他将后二种实在称之为“有限”)和无限、个别和整体、一与多的“统一”或“和合”。但他又认为神或无限“只是一个空词” ,它“本身根本没有意义” ,它“只有在无限中才能表现出来 ,正像歌 (无限 )需要歌唱 (有限 )才能表现出来一样”(《论人格》)。这样 ,在哲学本体论上他就从客观唯心主义流入了泛神论。因此 ,他认为 ,人们“不独在万物指示中可以看见神 ,而且在世界的对象里向他敬礼” ,“在个别和全体中去亲证他 ,不独在自然界而且在家庭、社会、国家中可以认识他“(《生命的亲证》)。而且 ,神不仅内在于现象世界中 ,也表现于个人灵魂中 ,所以他说“你便是天 ,你便是巢”(《吉檀迦利》)。也就是说 ,有限中无限之显现的完成 ,不是在布满星辰的天空 ,亦不是在花的美里 ,实在是在人的精神里 (《生之现实》)。因此他强调“信仰的最后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诗人的宗教》)。他用神的属性说明神 ,亦就是用宾语说明主语 ,这显然是一种泛神论思路。对于泰戈尔泛神论哲学的特点 ,五四作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瞿世英指出 ,泰戈尔认为“神是宇宙的基础 ;用两方面来表现他 ,这两方面就是自我与非我”(即“个人灵魂”与“现象世界”———笔者 ) ,因此 ,“从这方面看 ,他是泛神论者”。<3 > 王统照也指出 :“泰戈尔的思想 ,根本上认为‘我’是存在 ,然而‘我’又不仅是空空的存在 ,必与宇宙同化而后乃是真存在”。<4 > 这实际上也涉及了泰戈尔泛神论哲学强调的有限与无限统一的特点。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研究的深入 ,表明了五四作家理性的自觉 ,也表明了泰戈尔影响的扩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五四作家自觉地接受了泰戈尔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郭沫若。郭沫若了解泰戈尔思想 ,主要是通过阅读其《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通过这样的接触 ,诗人发现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 ,“‘梵’的现实 ,‘我’的尊严 ,‘爱’的福音 ,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5> 诗人因为喜欢泰戈尔 ,又因为喜欢歌德 ,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的思想接近了。他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 ,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的思想 ;并由歌德认识了斯宾诺莎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泛神论思相。在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泰戈尔的影响是一个源头 ,或者至少说是泰戈尔触发了他本来就有的泛神论倾向。泰戈尔泛神论影响郭沫若的主要是其中的“本体即神 ,神即万汇”思想。他说过 :“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 ,我也只是神底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 (Ｐ 178) 但他一方面扬弃了泰戈尔泛神论中的较为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 ,吸取了其唯物论的积极因素 ,公开宣称 :“泛神便是无神” ;另一方面 ,他又将泰戈尔宣扬泛神论的消极动机从泛神论思想本身剥离出来 ,突出了泛神论反对“一神教”的革命精神。泰戈尔宣扬泛神论的动机之一是意欲通过追求“人格的真理”达到自我的道德完善 ,从而反对暴力斗争。而郭沫若强调的却是偶像破坏的精神。正因如此 ,泛神论思想本身对郭沫若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首先 ,泛神论强化了郭沫若的个性主义精神 ,为他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提供了哲学基础。根据泛神论思想 ,人和万物都是神的表像 ,神就在人和万物之中 ,因此 ,人和万物都有神性。从表现五四时代“人的觉醒”的需要出发 ,郭沫若在诗歌中塑造出了许多具有神性的人和物 :如驾驭日月风雷、驱策江河泰岳的“天狗”(《天狗》) ,“可与神祗为伍”、“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的“自我”(《金字塔》)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的“无限的大自然”……这些具有神性的人和物 ,是郭沫若个性主义精神的表像 ;对它们神性的极度夸张 ,极其强烈地表现出了“人的觉醒”时代个性解放的要求。其次 ,泛神论思想强化了郭沫若蔑视权威、破旧立新的斗争精神。具有神性的人和物既然是“全宇宙的本体”(《梅花树下醉歌》) ,自然容不得偶像的束缚、“阴秽的世界”的桎梏。这必然导致对压抑它们的现存秩序的破坏和对理想新宇宙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诗人高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并在其名诗《凤凰涅》通过一场漫天大火把“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宇宙彻底埋葬后 ,让“死了的光明”、“死了的宇宙”、“死了的凤凰”更生 ,表现出了五四时代破坏、创造的主旋律。第三 ,泛神论思想使郭沫若重新发现了中国道家思想的传统。道家思想追求的是对终极存在“道”(它类似于泰戈尔所说的最高实在———“梵”)的感悟 ,只有感悟到“道” ,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这显然带有更强的泛神论的神秘色彩。郭沫若在中学时就喜欢读 (庄子 ) ,虽然对那里面包含的思想仍感茫昧 ,但它不自觉地积淀于郭沫若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而“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的接近 ,便又把少年时分外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 ,“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7> (Ｐ 58) 泰戈尔等人的泛神论思想激活了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着的道家文化素质 ,从而使中外文化思想在郭沫若那里得到了交汇 ,从一个方面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当然 ,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他虽然力图将泰戈尔宣扬泛神论思想的动机从其思想本身剥离出来 ,鼓吹斗争、破坏 ,但是泰戈尔“一切和谐”的思想仍然影响了他。就是其讴歌破坏立新的《凤凰涅》结尾也显现出一片大和谐的景象。这显然说明郭沫若对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缺乏应有的估计 ,思想未免失之于浅。而当其憧憬的大和谐最终并未出现时 ,他又易于从“人与自然合一”的泛神论思想出发逃避到大自然中 ,在星辰的“闪闪的幽光”中去感受“无穷的安慰”(《星空·献诗》)。与郭沫若不同 ,有“诗哲”之称的徐志摩所接受的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主要不在“本体即神 ,神即万汇”的思想 ,而在所谓“人格的真理”。鼓吹“人格的真理”是泰戈尔宣扬泛神论的内容之一 ,也是它的目的之一。泰戈尔在《诗人的宗教》一文中说 :“诗与艺术所养成的是人的虔诚的信仰 ,这种信仰使人与万物化成一体 ,这种信仰的最后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 ,神并非超自然的 ,而在于人与万物之中 ,因此 ,对神的信仰最后指向了“人格的真理”。换言之 ,对“人格的真理的信仰”就是对人 (有限 )超于有限达于无限 (神 )的方式。而对“人格的真理”的追求方式就是内倾式、忏悔式的心灵纯洁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这正如瞿世英在《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中所指出的 :在泰戈尔那里 ,“人生达于无限并不是要脱离或躲开感官世界的纷乱 ,是要‘精神化了’这世界而自身不沉沦于物质生活。”企图以内心对世界的“精神化”来独善其身、来抵御物质生活方面的沉沦 ,是泰戈尔试图通过哲学、道德等途径改造社会的表现 ,这只能导致对暴力斗争的否定和逃避现实徐志摩多次撰文对泰戈尔的人格备加推许。他把泰戈尔比作是“泰山日出” ,并以华美热烈的语言赞美这位人格高大的“散发祷祝的巨人”。<8> 饶有趣味的是 ,作为一名诗人 ,徐志摩极力赞美的并非是泰戈尔的诗歌 ,而是“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徐志摩对于泰戈尔人格肯定 ,固然有欧美文化教育他的“人格之确立”的文化背景 ,但仍然接触到了泰戈尔“人格的真理”的本质内涵。首先从泰戈尔人格的养成途径来看 ,徐志摩认为泰戈尔“超脱物质”<9> ,“向内开豁他天赋的才智” ,在经历“心灵界的狂风暴雨”后 ,“在奥密的灵府中”留下伤痕。<10 > 这实际上就是泰戈尔所提倡追求“人格的真理”的方式 :内倾式的心灵纯洁化和道德自我完善。其次 ,从泰戈尔人格的作用来看 ,认为它能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 ,可以消平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 ,原因在于泰戈尔主张自由、和平、普爱 ,而反对“暴烈主义” ,在播撒“博爱的福音”上他“使人们记起托尔斯泰。”<11>可见 ,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真理”读解是准确的。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真理”的接受也是自觉的。他说 :“泰戈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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