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和自然而不忘亲民劝农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崇尚自然的情怀,这种情怀尤以宋代文人为甚。只要 随意翻开两宋文人留下的众多诗文,就不难发现他们同自然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北宋诗人 梅尧臣在《览翠亭记》中说:“景虽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 计其善适。”这种把人作为山水的欣赏主体的观点,无疑代表了两宋大多数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基于这种善适态度,宋代更多的文人留下了陶醉于自然山水的身影。王禹在黄冈,“公退之暇, 被鹤氅,戴华阳巾”郊游(王禹《黄冈竹楼记》)。欧阳修在滁州,“仰而望山,俯而听泉”( 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舜钦闲居苏州,舟游自在,与“鱼鸟共乐”而洒然忘归(苏舜钦《沧浪 亭记》)。苏轼更是超然物外,流放黄州时干脆“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 风,而不知其所止”(苏轼《前赤壁赋》)。两宋文人之所以这样醉心于自然,除了与他们大多政 治失意、屡遭贬谪这一社会原因有关外,更与其主观上对自然的向往和钟情分不开。他们“善取乐 于山泉”(曾巩《醒心亭记》),临高远视以“取心意之快”(梅尧臣《览翠亭记》)。在他们眼 里,幽芳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丰乐亭记》);在他们心 中,“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欧阳修《醉翁亭记》);他们以自己的旷达胸怀,“ 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陆游《烟艇记》),把自己的情感寄寓于一山之隅,一 泉之旁,“其心洒然而醒”(曾巩《醒心亭记》)。在两宋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中,真正和 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一种深沉的自然审美意识,亦即一种把生命和情感对象化于自然的情 结。两宋文人有自然情结者,多为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的人,著名代表人物如王禹、范仲淹、苏 舜钦、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或胸怀变法改革之大志,以图振兴国家安富天下;或 心存收复失地之宏愿,以抗外侮重建河山。尽管他们的大志和宏愿难以实现,有的甚至遭贬谪流放 或被投闲置散,但他们兼济社会的理想志向却始终不变。他们在抱负难以施展的困境下,把自己的 生命和情感寄托于山水,用对自然的热爱来曲折地表达其对逆境的不满和抗争。北宋初年写下《待 漏院记》的王禹,积极主张变法,然而却屡遭贬谪。虽在商州的困苦条件下难遣苦闷心情,但“ 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的坚贞操守却始终未变(王禹《官舍竹》)。“平生诗句是 山水,谪官方知是胜游”(王禹《听泉》)。他在沉浸于悠悠野兴的胜游时,又不忘自己亲民劝 农的责任,依然积极关心农事,提倡开荒种地,鼓励“相助力耕”,“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 少荒田”(王禹《番田词五首》之四)。诗中那真切诚挚的美好心愿,无疑来自于诗人对底层群 众的关爱和对农事的关切。宋初政治革新家范仲淹不仅重功业德业,也向往自然胜景,虽遭贬谪而 乐对山水,他在《岳阳楼记》中描写洞庭湖壮丽景色:“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 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也正因为作者对大好河山有如此特别亲切的感受,才能孕育出他那阔 大的人生襟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种忧患精神和政治情怀,与“山水清音”的自然审美意识是紧密结合的。两宋像王禹、范 仲淹这样的文人还很多。他们被贬谪后,一方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感受河山之美;一方面仍不忘 治理河山,尽力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 仲淹《岳阳楼记》);曾巩在齐州,为防州城水害,主持兴筑“北水门”工程(曾巩《齐州北水门 记》);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等等。以上事例都说明,这些贬谪文人虽然寄情自 然,却始终不忘社稷百姓。他们并未在回归自然中消沉,相反往往从亲和自然中获得精神力量,增 添了兼济天下的责任感。 二、从“取乐”自然进向精神超越宋代文人情钟自然,不能仅仅认为 是善适自然的行为,其实更应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如前所说,两宋贬谪文人在失意之时,往 往投身于自然,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感悟,获得精神的解放。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几乎是经历 了一次劫难,可他一但泛舟赤壁之下,面对澄明之月、浩淼江水,将要枯萎的心胸旷达起来。他借 景与客纵论“变”与“不变”的哲理,现实人生的苦闷一扫而光。苏轼苦闷的精神得到解脱,在其 弟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中有记载,请看如何快意的描写:“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 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 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聘鹜,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这是为江山形胜而 快意,也为凭吊历史英雄而快意。难怪苏辙在篇尾大发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 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保适而非快?”的确,只有放情于山水而乐其所乐,才是人 生最快意之事。这种大彻大悟式的议论,无疑道出了两宋文人们钟情于自然的真正原因。苏轼长期 遭贬辗转在外,面对逆境,他能超然淡泊,把一腔热情寄寓于山水之间,完成精神上的超越。在密 州,他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岭南,他笑谈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苏轼《咏荔枝》);在黄州,他畅论清风明月“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苏轼《前赤壁赋》)像苏轼这样钟情于 自然的旷达之士,历史上又有几人能相比呢?两宋文人屡遭贬谪而寄情自然,也是他们鄙视名利、 洁身自好品质的表现。梅尧臣一生仕途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地方小官,但困顿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使 他意志消沉,相反,诗人反而为身处偏僻小郡能饱览山川之美景而感到欣慰。在他看来,官府之事 和经商之举皆不能使他动心,唯有站在览翠亭上临高远视,观赏山川景色的变化之美,把自身和大 自然融为一体,才是“心意之快”。“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 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梅尧臣《鲁山行》)如果没有一种对紫陌红 尘的鄙视和对自然之景的深透感悟,是决不能勾画得这样清新纯净的。又如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 ,遭到革职长期放废,闲居苏州沧浪亭,这使他对自然与人事有更清醒的认识,将恬静的水乡风光 与往日仕途的险恶相对比:“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反思向之汨汨荣辱之场 ,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苏舜钦《沧浪亭记》)在诗人看来,尔虞我诈 的官场是“溺人至深”的陷阱,一旦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他为能有沧浪之美景来陶冶性情、克制 利禄之欲而欣幸:“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源,沃然有 得,笑傲万古。”(苏舜钦《沧浪亭记》)也正因为有此“不与众驱”和“笑傲万古”的清标,诗 人才能写出”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这样放情万里的快人之作(苏舜钦《和淮上遇风 》)。另外,两宋文人情钟自然,还表现在他们善于借自然之物来表达自己的高洁品性。周敦颐笔 下莲的形象,便是典型例证:“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爱莲说》)莲的品格,是作者自己人格 的形象写照,作者借“爱莲”歌颂坚贞的气节,鄙视奔名逐利的世态,表现的是高尚的风标和高洁 的情操。再如苏洵笔下的“木假山”形象,或“魁岸踞肆,意气端重”,或“庄栗刻峭,凛乎不可 侵犯”(苏洵《木假山记》),表现的是凛然不屈、独立不阿的精神品格。又如林逋笔下的“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 梅》)这种神清骨秀、幽独超逸的气质,无疑也是诗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写 照。 三、从感悟自然进向探求真理两宋文人钟情自然,不仅在自然审美中怡情悦性放旷胸怀, 而且还善于从自然中发现和探求真理,增强生活的信念。王安石在宋代文人中独以“识见卓拔”著 称,这与他善于在自然中观察物理的求知态度和探寻哲理的精神分不开。一篇《游褒禅山记》,我 们读到的不只是有关“褒禅山”的来历介绍和相关考证,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思”、“慎取”的求 是态度他借游山引发人生感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要想达到这个境地 ,就必须“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这无疑是作者身心投入自然而悟出的,它表现出作者探求 真理的科学精神。沈括是爱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他任官外巡期间,总不忘对自然物貌进 行实地考察,如由雁荡山等地形地理认识水的侵蚀作用,从大行山岩石中的生物遗迹推知冲积平原 的形成过程等。沈括已经不是单纯的借自然来陶冶性情,而是自觉地去审视自然、探寻物理。由于 他的这种努力,使中国古代的地质学研究在世界地质学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代文人中,既能 借自然以陶冶性情,实现精神的超越,又能从自然中感悟事理,阐发事物规律的,苏轼是突出的一 位。他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不仅写出了他对庐山风光奇异无比的惊叹,而且借观赏庐山道出了一个哲理:人们看问题要 全面而不要片面,要客观而不要主观臆断。他的《石钟山记》,写于由黄州徙汝州的途中,是他一 生中最困苦之时,然而他还能身临其境,对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辨明石钟山得名之由来,并从中 悟出一个通理:对任何事物作判断,必须“目见耳闻”,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真相,而不可主 观“臆断其有无”。这种征实致知的精神,无疑与其对自然的热爱和崇尚有关。 四、余 论两宋文人放情山水乐其所乐,最直接的意义是产生了一大批吟咏山水佳作。这些作品在题材和艺术方面对宋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借鉴,更有所突破。综观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赏心悦目中用心去感悟自然的美丽,进而把自己和自然化而为一。这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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