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辜鸿铭和林语堂是值得关注的两个人物，他们都精通外语，其名著以纯熟的 西文写出，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人中可谓凤毛激角；他们都曾以东方文化发 言人自任，全力投注于传统文化的对外介绍工作，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曾 在国外声名显赫，轰动一时，而在国内却毁誉参半，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已被世人淡漠，只是 在近些年才重被提起。辜林二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不仅在当时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起过纠偏正名的重 要作用，就是在当今也为海外“中国学”学者和关注中国的西方人所重视。了解此二人的工作成果 对我们认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正确评价二人在文史上的功过与地位都十分有益，但由于长期以来 的误解以及研究难度，此一领域尚存很多空白。因此，笔者试图作一尝试，比较二人在对外绍介上 的异同之处，并剖析其原因及产生的影响。“西化后的黑色眼睛”辜鸿铭、林语堂的人生经历有很 多相似之处。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摈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十几岁时随英国义父到欧洲各国游历 ，从小感受到的，是西方文化氛围，直到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林语堂虽从小在福建龙溪长大，但 由于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上的是教会学校，从小感受到的，也是西方文化氛围。这种生活 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按照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分析，一个人童年生活的一切，对其事 物的初发性认识，是构成一个人成年理性的关键。这些初发性认识在童年时代更多的不是一种条理 化的理性，而是在理性导引下形成了自己活动规律的生活场景。因此，辜、林二人的心态基础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已经被西方文化打下了底色，无论日后他们有何种表现，都可或轻或重地看到这 种早期心理积淀带来的影响。辜、林二人不仅在童年经验深受西方影响，后期教育也为他们打上了 深重的西方印记。辜鸿铭自称“东西南北中国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经历虽繁杂，但他的西学基础却是在英德法学校读书的时候奠定的，而此时正是西方文化保守主 义盛行之时。对那些世界闻名的大师，他有的是亲承其教，如卡莱尔、阿诺德，有的是私淑其学， 如爱默生、柯勒律治、华兹华斯，这些人的理论和著作造就了他一生的思想倾向。林语堂在留学美 、德的时候，也同样受到文化保守主义影响。他在留学哈佛的时候，曾与吴掉一道聆听新人文主义 大师白壁德的教诲。文化保守主义反对物质文明、崇尚精神、热爱传统文化这些倾向都对二人日后 的文化选择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曾对辜鸿铭十分心仪。辜鸿铭的学识，纯熟 的西语能力以及幽默诙谐的性格气质都给林语堂极大的好感，林语堂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辜鸿铭， 与同时代人比，他更能理解辜鸿铭的怪异，这与他们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因此形成的文化观是分不 开的。他们都有一双“西化后的黑色眼睛”，他们都是用与中国传统文人遇异的目光来反顾文化， 反思中西历史。然而，辜、林二人又有很大不同。辜鸿铭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惊愕于列强炮弹之时 ，他从小就被父亲教训，一定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欧洲的生活经历使他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高度 发达下种种的弊端，加以留辫黄肤饱受歧视，因此在叛逆的少年心中，就埋下了对西方反抗的种子 ，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渴慕，这一心态促使他在内心中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中国形象，为厂亲近 这一梦想中的故国，他辞职返乡埋头于中华典籍中，把自己变成一个比当时中国人更“中国”的传 统文化人。林语堂则不然，他毕竟从小在中国生活，二十几岁才携妻（廖翠凤，传统的中国富家女 子）赴美留学，因此，他的生活环境总的来说仍然是“中国”的，他虽然也体会到与传统文化隔离 后的那种无根的痛苦，但没有辜鸿铭来得强烈。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林语堂从小受到的都是一种类 似“崇西”的教育，传教士父亲为他描述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到西方从学从小就是他的理 想），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培养的，同样是一种崇尚西方的心理。这所学校以让学生学好英语 为最高目标，中文不及格照样能毕业——这自然使学生轻视中文，连带着也就轻视中国传统文化了 。在林主语堂一生中，他从未将中国幻化成梦想，因为他深知生活在中国的个中滋味，他眼中的“ 中国”决不像辜鸿铭心目中的“中国”那样美好。如果说辜鸿铭是海外渴归的游子，那么林语堂则 是一位“文化传教士”林氏从小目睹虔诚的父亲为乡邻们热心布道，自然会深受影响。唐维先生曾 指出，林语堂有的不是一般西洋人的眼睛，而是西洋传教士眼睛，这一眼光是很锐利的。关注传统 ：极端偏执与平和中庸这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使辜、林二人对“传统”有着貌同实异的看法。辜鸿 铭所要保持的，是一种不容任何改变的、“完整的”中国文化。为了求得这种完整，他宁可抱残守 缺。事实上，以辜鸿铭的智慧与阅历，完全可以一清二楚的列出这个“老大中国”的种种弊端，可 是这是与他的意志相左的，他宁可认为这是后世退步的中国人造成的，是受西方物质社会影响的， 他不从物质角度衡量社会发展程度，而认为欧洲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 ”，是因为“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欧洲人民所以就范于秩序，主要是依 靠于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这里畏惧本身就含有使用强权的意思”因此在辜氏看来，要估 价一个文明，“不在于他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 …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 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为此，他赞赏“真正中国人”的温良、和平，赞赏中国妇女，赞赏中国 语言，而将中国落后的罪名加到后世的中国人身上，他大骂留学生“中国人的自由不多了，这是由 于在当今中国有了那些剪了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归国留学生的缘故。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上 海的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放荡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 一群乌合之众。”①，他强烈反对学生运动，在西化风潮中留着细细的长辫，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 的中国一景。辜、林二人都希望沟通中西文化，但辜鸿铭的激烈表现让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他是 那么地拥护传统文化，蔑视西方文明，让人以为他是位顽固不化的“老古董”。在他浪漫偏执的思 想中，为了维护整个的传统不被破坏，对传统中的一切哪怕是有害的东西也要——予以保留。这种 近乎痴狂的态度不禁让人敬而远之，也就很难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了。林语堂则以自己的平和中庸 做到了这一点。与辜鸿铭相比，他的思想相对复杂。“五四”时期的林语堂是位浮躁凌历的文化斗 士，激烈地反传统，淋漓至极地剖析国民劣根性，到了三四十岁时文风才变得闲适，到了美国后提 倡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凸现出来。他同样认为物质主义会使现代人走向精神毁灭，因此推 崇道家不看重钱财、又能利用物质来享受人生的思想。但他不是笼统的反对西方文明，而是将矛头 指向西方科学主义。相对辜鸿铭的极端痴狂，林语堂是从容的、睿智的、彬彬有理的。也许四十年 的岁月钩沉已经使中国人在面对异族武力侵略、文化渗入时不再那么敏感月ｐ么有刺痛之感了。他 已能冷静地鉴别中国文化的优劣之处各在哪里，并加以尽量客观的分析。比如，同样在分析中国人 特性时，他在肯定俭朴、爱自然、勤俭、幽默的同时，不忘指出“最要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 其弱点之来源。……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 以变成君子之德。”②，与辜氏相比，林语堂一直具有一种传教姿态：在国内。他看重中国国民性 的改造，“传”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道”；到西方生活后，则致力于向那些浮躁狂妄的西方人讲 授中国雍容平和的“生活之道”，从文六十年，这一姿态从未改变。对外介绍：中国形象从淡笔勾 勒到细致立体辜鸿铭、林语堂都曾以“东方文化代言人”自任，全力投注中国文化的对外介绍工作 ，为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作出了很大贡献。由于时代不同、面临问题不同，他们的成果各具特 色。在辜鸿铭所处时代，随着中国被迫打开大门走向世界，中国以何形象面对世人成为一个突然间 变得重要的问题。在辜鸿铭撰文介绍中国之前，已有外国学者以中国为对象进行研究，他们的文章 在西方世界流传，很多西方人正是藉此认识中国的。但在这些文章中，由于作者对中国的偏见或无 知，颇多谬误之词，歪曲并丑化了中国形象，造成很多西方人土对中国的误解。辜鸿铭多年在海外 求学游历，对此深有感触，于是立志予以正讹纠误。他归国后即撰写忡国学卜文，力图给中国形象 一个公正的评价。他在文中通数了那些关于中国著述的谬误之处，指出，“现在，欧洲学者对于中 国的历史迄今为止几近无知，包格先生最近出版的所谓《中国历史》，可能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人 能够被写成的最糟糕的历史。……它们不仅无益于学者，甚至会给一般读者以错误的引导”③，提 出“中国学”的三个基本要点：“首先应该去努力弄懂的，是中国人个人行为原则方面最基本的知 识，这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其次，他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些原则是如何运用和贯彻到中国人复杂 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之中的。第三，在完成上述研究之后，他才能将其注意力和研究方向，对准 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一个人除非他设法让自己熟悉上述原则，否则他就不配称作中国学家 或自认为有什么高深学问”锄了以正视听，他撰文译书来给西方读者描述一个他心中的美好中国。 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他积极从事的对外译介中华典籍《论语ｘ孟子》都是基于此种 考虑。辜鸿铭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原华》）以英文写出，在英语国家流行，并且很快被译为法、日、德等多国文字，被很多学者列为案上必备书和学生必读教材。影响传到国内，虽激起批评，但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日后的“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与之暗合，当今的“新儒学”也可找到辜氏思想的痕迹。但辜鸿铭的对外介绍依然存在问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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