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 7月 1日 ,香港顺利地回归中国 ,在中英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尤其是英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回顾九七之后两年半来的中英关系历程 ,两国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 ,尽管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但由于国际形势的推动、两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共同利益基础的存在及合作愿望的增强 ,前景令人乐观。一、政策转折与“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基本定位 众所周知 ,九七之前 ,在香港问题上 ,尤其由于彭定康港英政府的“政改方案” ,引发了中英之间持续多年的矛盾冲突与对抗 ,并一度使两国关系降至 1967年之后的最低点。港英政府之所以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节外生枝 ,除了力图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在九七后香港的原有利益 ,及对中国实施“一国两制”政策之决心和前景的怀疑外 ,也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 :不希望看见中国强盛 ,且把中国看成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能媾好的国家。这一政策取向典型地反映在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1994年 4月 13日发表的《关于联合王国与中国 1997年之前及以后关系》的报告中。从该报告如下的一些内容中可见一斑 :“这个国家的有些基本价值与我们的有很大不同……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有一个优先权的基本 冲突。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孔夫子———将社会整体的稳定进步和发展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中国经济方面的成功已使它的邻国对由此而导致军事能力的增强感到不安……伴随国防开支的增加 ,再次出现中国的国防自信得到加强及潜在的更为好战的中国的迹象……” ;中国经济的振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必将对世界贸易的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这一迅速变化 ,伴随而来的是一个兴起的中国可能对世界体系产生的影响及其对英国外交政策造成的挑战……”。〔1〕彭定康港英政府与中国的对抗政策 ,事实上只是这一报告思想的具体化 ,其核心是“中国威胁论”与“遏制中国论”。而这恰恰与九七之前几年里国际上甚嚣尘上的此种言论相呼应。此外 ,港英政府的对抗政策也与英国保守党政府在苏东剧变及“六四事件”后关于中国政局走向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有关。这样的想法在西方“民主”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然而 ,对于中国来说 ,香港问题关乎国家主权 ,香港回归被认为是洗雪百年耻辱和中华民族重新统一与崛起的重要事件 ,代表殖民利益的港英政府任何违反有关协议的单方面作法 ,都不免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 ,九七之前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 ,不仅关乎两国具体的国家利益 ,而且有着更广泛的历史与国际背景。从当时的情况看 ,香港回归虽然已成定局 ,但其后的中英关系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 :是继续为敌还是转而为友 ?在九七之前的梅杰保守党执政时期 ,事实上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且前景都不甚明朗。中英双方在香港及在更广泛的领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更深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利益既可以是构筑友好与伙伴关系的纽带 ,也可以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动因。九七之前中英关系以矛盾和冲突为基调 ,本身也并不说明双方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很显然 ,如果英国对华对抗政策不转变 ,两国关系不会自动“揭开新的篇章” ,成为友好的伙伴关系。而且同时 ,两国关系的走向又与外在国际环境有很大关联。正当世人对香港回归之后的中英关系未来充满疑虑时 ,1997年 5月 ,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 ,上台执政。新工党以锐意改革的面目出现 ,对香港与中英关系也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政策。在上台后不久 ,它即主张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广泛的建设性关系”。〔2〕由此 ,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并以香港回归为契机 ,中英关系逐步地确立了新的基本定位 ,即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1997年 6月 3 0日 ,即在香港政权交接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与英国新首相布莱尔举行了首次会见。当时布莱尔表示 ,随着两国关系中旧的一章的终结 ,双方可以掀开新的一页 ,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新的起点 ;英国新政府愿意同中国发展在政治、经贸、科技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关系。江泽民则指出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 ,中英两国领导人应该“登高望远” ,从战略高度、世界大局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角度看待中英关系 ,并表明了对两国建立和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的期望。〔3〕这是英国新政府与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后发展中英友好合作关系愿望在正式外交场合的第一次表述 ,表明九七之后中英关系的发展将会新的相互政策基础。香港回归后 ,中英关系在事实上确也“掀开了新的一页”。概括地说 ,就是在新的背景下两国关系逐步完成了重新定位。具体而言 ,今天中英关系的基本定位主要是通过九七之后两国元首或首脑的三次互访达成的。1998年 3月 3 1日至 4月 5日 ,朱基总理应布莱尔首相的邀请 ,在参加于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对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两国政府的首次会谈。双方对两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及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表述 ,并一致表达了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英关系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愿望。朱基还表示 ,在香港问题解决后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我们两国发展跨世纪的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4〕这些说明 ,九七之后中英关系的重新定位已基本明确了 ,虽然这时尚未在双边关系中使用“全面伙伴关系”一词。但无疑 ,九七后的中英关系与中国—欧盟关系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而在朱总理访英之前的 1998年 3月 ,欧盟委员会已通过了名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在朱基与布莱尔会谈同日发表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 ,双方表示希望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建立面向 2 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此时的英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 ,这一联合声明即是在朱基与布莱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会晤后发表的 ,无疑同时反映了中英双方对相互关系的看法。虽然朱基说明此次访英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了解 ,扩大共识 ,增进友谊 ,发展合作” ,这一说法是务实甚至低调的 ,但这时英国却急于同中国发展“朋友和伙伴”的关系。〔5〕从中英关系发展势头看 ,进一步将两国关系定位于“全面伙伴关系”似已成为必然趋势。明确将中英关系定位于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 ,则是在 1998年 10月布莱尔访华期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 1998年 10月 6日至 10日 ,布莱尔首相应邀访华。在 10月 6日朱基与布莱尔会谈之后 ,“双方同意发表联合声明 ,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 ,并同意成立中英论坛”。《中英联合声明》中则载明 ,“双方同意 ,上述声明应成为增强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框架。”〔6〕由于《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之间一个正式的双边关系文件 ,而且其所具有的重要性 ,如朱基总理指出的 ,“将为中英关系跨世纪的发展决定方向” ,〔7〕因此 ,我们可以认知 ,“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是九七之后中英关系基本定位的明确化。尽管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两国关系的表述有所不同 ,如布莱尔说的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现代的关系”、“面向未来的新合作伙伴关系” ,江泽民在会见布莱尔时说的中国重视与英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等等 ,〔8〕但 ,这些表述主要强调了中英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事实上都是对“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补充 ,或者说都是“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当然 ,“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仍然是一个“框架” ,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1999年 10月 18日至 2 2日 ,江泽民主席应邀访英 ,这是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其主旨是“为中英关系注入新的活力”。〔9〕尤其是在经历了 5月份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之后 ,这次访问首先使中英关系回复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10月 2 1日与布莱尔会谈时 ,江泽民再次肯定了《中英联合声明》提出的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的设想 ,并又一次强调“中英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10月 2 0日 ,江泽民在英中贸协午宴上发表讲话时阐述道 :“我们愿与英国政府和工商界朋友一道 ,努力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促进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1 0〕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 ,江泽民则作了这样的表述 :“中国愿与英国共同努力 ,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1 1〕这次访问期间 ,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 ,既涉及双边关系 ,也涉及国际问题的众多基本领域 ,总的特点是“全面”。因此可以说 ,江泽民的此次访英 ,是对已经定位的“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有力推动和充实。由此也可说明 ,1998年 10月《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已使九七之后 ,甚至是冷战之后两国关系完成了重新定位 ,目前已进入了巩固、推动和充实这一“框架”的时期了。二、中英伙伴关系的国际定位与发展现状九七之后中英关系基本定位于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 ,是两国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自愿选择的结果 ,从而使近代以来的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纪元”。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 ,冷战后大国关系伙伴化是一种基本外交潮流 ,中英伙伴关系则只是这一潮流中的一对双边关系 ,具有与其他各对伙伴关系的共同性。中英两国也分别与别的一些大国在构筑伙伴关系。这样 ,中英伙伴关系就成为大国关系伙伴化潮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大国间伙伴关系的主旨在于 ,在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下 ,在维护和追求经由重新认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相互看重对方的国际地位、资源与发展潜力 ,营造相互信任的氛围 ,寻求相互利益的交汇点 ,增进互利合作 ,从而带动整个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换一个层面观察 ,致力于大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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