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0 0年 8月 2日 -5日 ,在河北大学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是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宋史研讨会。第一次是由杭州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主办 ,1 984年在杭州举行。第二次是由河北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协办 ,1 991年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则是河北大学与中国宋史研究会联合主办 ,在保定举行。出席此次盛会的代表共有 6 7位 ,其中 ,日本学者 8人、美国学者 4人、韩国学者 5人、中国台湾地区学者 7人、中国大陆学者 43人。代表当中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老专家 ,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 ,还有初试锋芒的年青学者 ,而且中青年占了与会代表人数的 6 0 %以上 ,说明国内外宋史学界后继有人。本次大会共收到与会和因故未能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 6 8篇 ,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大会所收到的论文质量甚高 ,代表了近年国内外的宋史研究水平。论文质量高的主要表现是 :(一 )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课题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 )应景之作极少 ,论文选题多为作者长期研究之心得 ,因而论证、说理都很充分 ;(三 )讨论问题的范围几乎涉及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宋代职官制度 (包括州级行政官、缘边安抚使、定差与使阙、胥吏、荫补、转运使等 )、政治人物、文臣典兵、科举教育、涉外法、断例 ;文献典籍、宋学诸学派、书院文化、家族与佛教、礼俗思想、军事思想、社会创伤、石刻造像、争讼风气、母教、才女、文化政策 ;户口统计、上供正赋、借贷资本、商人与小农、役法、纲运、货币制度、矿冶技术、区域农业、区域社会、官户经商、奴婢地位、均输法、审计等 ,研究领域较前有明显的拓展。有关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的总体情况已有另文综述 ,以下仅就大会论文在人物评价、制度探索及史实考订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宋史研究的新视点做一简要介绍。一、关于政治人物的再评价政治人物一向是宋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点 ,此次大会亦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评品人物的方法和视野有新的进展。王瑞来在《“瘿相”王钦若》一文中提出如何评价历史反面人物 ?文章说 :“历史的一面是丰碑 ,另一面又是耻辱柱。作为历史人物 ,最倒霉 (楣 )的莫过于成为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一旦如此 ,便被钉上了耻辱柱 ,万劫不复 ,难以翻身。而后世的历史家们所喜欢做的 ,又往往是锦上添花 ,或是雪上加霜。结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 ,丑恶的愈加丑恶。这也是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古史是累层地造成的’一方面吧。我们今天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人物 ,目的并不是再涂几层油彩 ,或是再泼几盆污水。而是应当在认真地辨析史料的基础上 ,剥掉附加的油彩 ,清除污垢 ,还历史、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根据上述的认识 ,我想从被称为真宗朝‘五鬼’之首的王钦若入手分析一下他的鬼蜮行径 ,考察一下他被忽视的正面业绩 ,并打算将他置于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 ,探讨一下他被称之为鬼的原因 ,以及在皇权象征化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说他的努力是一种新的尝试。作为宋朝第四位统治者和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的刘皇后 ,在宋代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说来 ,对于刘后的历史评价总摆脱不了这样的窠臼 ,即她是自招人讥谤的唐朝武则天以来第一个统治天下的皇太后。于是 ,历史学家们常用对权力的追逐来分析她的摄政时期。根据范仲淹等士大夫当时的批评 ,他们更认为刘后是一个图谋政权的人 ,只是为其周围的大臣们所阻挠而已。刘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即使那些同情她的人 ,其讨论也常囿于她为什么没成为第二这类的问题。对此 ,美国学者贾志扬 (ＪｏｈｎＣｈａｆｆｅｅ)《刘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不同于上述的看法。文章说“首先是关于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作为最公开、最危险、最富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个女人 ,刘后的性别事实虽然有时帮助了她 ,但更经常的是损害她 ,但这总是一个有关的因素而值得历史学家的特别注意。其次是关于协商。她是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宋代皇太后 ,其背景中总晃动着唐武后的影子。这一点意味着她如何摄政以及相关的礼仪不仅对她本人的成败致关重要 ,而且 ,也关乎为未来的女性摄政开了先例。正因为如此 ,她的经历可以启发我们 :在中华帝国最高权力层面上 ,权力和性别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 ,从妇女史的角度看 ,刘后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不成文的 ,女性在中华帝国时代从未拥有过正式的政治权力。皇太后是一个主要的例外 ,但是 ,有关她们的漫长历史已经完全为武后和晚清的慈禧这样的例子所笼罩。刘后是一个重要的反例。一方面 ,他从艺人而为皇太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另一方面 ,她也没有越出政治系统所允许的界限。她的命运和摄政活动具有启发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 ,她始终致力于为她的角色提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适当的定义。”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审视皇太后摄政这一历史现象 ,无疑会扩大人们研究历史人物的视野。蔡京在宋徽宗朝长期任宰相 ,一般被史家定为北宋历史上最腐败最昏庸的宰相 ,但美国学者伊沛霞 (ＥｂｒｅｙＰａｔｉｃｉａ)在《徽宗与蔡京》一文中提出了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新评价。她认为 ,“传统史学对蔡京一直持有偏见 ,因此 ,了解徽宗对蔡京态度的史料流传不多 ,本文从最能反映其二人关系的史料对该问题进行重新探讨。这些史料包括蔡京在宣和书谱中的叙述 ,蔡京对徽宗于 1 1 1 9年举办的一次宴集的记述及其在徽宗绘画作品上留下的题款。这些史料揭示了两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其中文人艺术 ,特别是书法和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宣和书谱 (约 1 1 2 3)是研究徽宗对蔡京看法的最好材料。从该书中保存的蔡京书法作品数量来看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家中名列第四。宣和书谱中的蔡京传记除对他的能力和政绩赞美有加外 ,还借徽宗之口把蔡京与大胆改革忠于宋室的王安石相比。因徽宗始终希望以神宗为楷模 ,他的宰相自然应可与王安石相媲美。徽宗把蔡京与王安石相比就无形中把自己比作了神宗。蔡京所受的批评因此也就等同于王的政敌对他的诽谤。该传记同时把蔡京描述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 ,尤其擅长写诗。”“蔡京对1 1 1 9年宴集的记述中几处证实 ,徽宗早在登基之前即对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蔡京充满敬仰” ,“徽宗和蔡京在一起切磋诗歌、书法和其它文化活动的时间看来培养和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和互相敬仰的程度。通过蔡京的帮助 ,徽宗自己成为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可以说 ,二人的关系如同师生。”“儒家学说谴责浪费国家资源 ,放纵个人欲望的统治者 ,但尊崇擅长文治之主 ,对重视礼法、鼓励教育、选拔贤能、擅长诗歌书法的帝王推崇有加。为把蔡京描述成一个奸臣 ,史学家不得不归罪蔡京把徽宗引向奢华。他的园艺工程因此被认为不同于学者们的花园 ,而成为沉湎酒色犬马的象征。”但是她的研究表明“对徽宗和蔡京来说 ,蔡恰恰是在引导徽宗接近文化 ,而不是相反”。虽然伊沛霞 (ＥｂｒｅｙＰａｔｉｃｉａ)教授给予蔡京以全新的评价 ,但蔡京一生的活动毕竟以从事政治为主 ,他与徽宗的关系是以艺术上的师生为主 ,还是以政治上的君臣为主 ?或者说蔡京与徽宗的艺术交往是否含有很浓厚的政治功利 ,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二、宋初枢密院制度的转关枢密院与中书对峙文武二柄 ,是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近年来就其制度的沿革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但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则另辟溪径 ,通过对于晚唐五代以来枢密院演变过程的勾勒 ,通过对于北宋初期枢密院长官委任原则的讨论 ,对枢密院自“内廷”、“中朝”机构向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国家政府机构过渡演变问题 ,提供另外一个思考角度。就枢密院而言 ,自唐末朱温改以亲吏担任枢密使起 ,就开始了该机构走出内廷的过程。从那以后又经历了一百年左右 ,枢密院才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负责军政的外廷机构。五代时“宰相之外复有宰相 ,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的状况 ,正反映出当时枢密院长官不仅“参谋议于中” ,而且“专行事于外”的现象。这并非主要出自皇权制约相权的需要 ,而首先是出于提高快速反应效率 ,以应付复杂局面的需要。枢密使不仅掌机要、备顾问 ,且直接施政 ,这一方面使其权势急剧膨胀 ;另一方面却也促使枢密院向外廷机构转化 ,使形式上处于巅峰状态的枢密使有可能自帝王身边疏离。枢密与中书“对掌大政”的分工 ,即产生于这一转化过程之中。既曰“转化” ,自然伴随着诸多起伏波折。宋太宗前期 ,枢密院职能、长官任使方面隐现着“中朝化”的倾向 ,而当时的“密迩近侍”者 ,由于其特定的“藩邸旧僚”背景 ,往往存在着突出的能力缺陷。克服逆转趋势并进而完成枢密院“外朝化”的过程 ,是随其统治的稳定而实现的。就枢密使制度而言 ,北宋初年呈现出多向错综的状况 :一方面 ,其亲近内属性质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作用 ,与帝王关系的密迩 ,使其事实上居于“备肘腋之变”的核心位置 ;而从其人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相对于宰相任用之注重位望风采 ,掌枢密者仍以帝王私人亲信为主。另一方面 ,宋初又继承五代后期的趋势 ,制止了枢密权力的持续扩张 ,有效地将其控制在与中书门下“对举大政”的合理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逐渐完成了枢密院长官人选自皇帝私属旧僚向外朝官员的过渡。自“五代”至北宋前期 ,枢密使副与宣徽使副、三司使副乃至翰林学士 ,皆有“内职”之称。这些职任皆非正式外廷宰属 ,从这一意义上讲 ,它们是对应于外廷的“内职”。但这些职任与皇帝的密迩程度以及其职能性质 ,实际上各不相同。北宋初年枢密院长官的任用状况 ,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机构在当时所具有的机要近密之特殊性质 ,也反映出枢密自近侍助手转而已成为外廷首脑的曲折历程。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而言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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