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肇自于19世纪中末。彼时，在以军事技术优势表现出来的西方现代 性“霸权”威胁及其示范作用下，中国被迫开始了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规范和目标的现代化进程，走 上了“被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对西方文明（或所谓“西 学”）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选择态度。第一种，是认同、肯定并学习之接受之，这构成了近现代中 国对西方文化文明的基本的、主导的文化价值取向。当然，这种态度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 对西方文化接受和肯定的“开放”程度而言，它经历了从洋务派的部分肯定到五四前后“西化派” 全面认同的发展变化：就对西方文化的内容摄取而言，它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器物）、制度文化到 精神文化的变化历程。这种对西方文化肯定认同的态度，不仅从清末到五四时期存在和发展，而且 ，五四以后直至40年代末，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关于 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都一直存在并成为一种重要的 社会文化思潮。与此相对应，在近现代中国总体上的、主流性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还出现了 一种反西化、反现代化的文化思潮。而这种“反现代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 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普经出现过，尽管其“反现代”的内容、层次和着重点不尽相同。据美国学者艾 侣的研究，欧洲启蒙运动后最早“内发”地启动和实施了现代化的英法两国，在18和19世纪， 就曾出现过与现代化过程同步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些反现代化思潮的倡导者包括思想家、宗教家和 作家诗人。在英法现代化的启示和压力下也被迫“现代化”与“西化”的德国（德国处在英法的东 部），不论是“西化”之前还是”西化”之后，其思想文化界也都出现了批评现代化的声音。德国 18世纪哲学家赫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反理性主义批评的时候，提出了具有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 国民精神”的概念·认为德国优秀的“国民精神”体现于乡民文化中。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希 特憎恨一切源自经济现代化的任何社会变迁，赞扬有机的农业社会和礼俗社会。在德国之后，当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跨进欧洲较落后的国家俄国时，19世纪40年代后的俄罗斯便产生和出现了较系 统的反现代化思潮——斯拉夫主义。①这种斯拉夫主义的主张者既有思想家哲学家，也有托尔斯泰 这样的著名作家。在东方—一亚洲国家，情形也是如此。当欧洲和西方率先进人现代化，并在19 世纪将现代化以殖民主义方式向东方和亚洲国家推进扩散时，在这些具有自己古老而成熟的文化文 明、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却无疑大大滞后的亚洲——东方国家里，作为国家和社会精英的知识分 子，对西方、西方文化和文明文化的态度与价值立场产生了分化，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如上所述， 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尤其是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文明感到新鲜、钦佩并发 展为认同和接受。在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持这种态度的人开始时占多数，特别是在中上 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尤其如此。另一些人则对西方文化文明、对西方的现代性伴随着殖民主义的 大炮强制输人感到屈辱。愤怒、反感和厌恶，成为坚定的“国粹派”、本土文化文明坚决的捍卫者 和保守者、对“西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反对者。还有一些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 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时对西方文化、对西化和现代化是欢迎和赞同的，但后来却又转而反对 西化、反对现代化，成为反西化、反现代化思潮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对此，印度学者许马云·迎尔 比在描述19lif纪印度的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时，曾这样写道：“开头对于西方的无条件 的崇拜被后来的批判情绪所代替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原因比较复杂，故存而不论 ，这里只想说明的是，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大都同这些 国家的一些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迸而影响或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现代化思 潮。在中国，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运动，一方面在物质技术层面认同并引进“西化”，但在制度 、思想、精神文化诸方面又不承认其有先进性与普遍性，因而加以拒斥。换言之，洋务派承认西方 工具器物的现代性与普遍性，而否认其作为根抵和本体的文化上的现代性与普遍性。真正能够作为 本体并永远具有真理性、先进性乃至普遍性的，是“中学”即中华文化。洋务派在中西文化上的这 种体与用、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分离的二元论观念，对后来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有着很大的影响 ，甚至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天。受这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曾做过洋务运动领袖人物张之洞幕僚的 辜鸿铭，后来即成为全力肯定维护中华文化、抨击西方、带有反现代化倾向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 者。辜鸿铭早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为一个对现代西方的尖锐的批评者，并和日本的冈仓、印度 的泰戈尔等人一起，成为战时和战后欧洲处于悲观幻灭情绪中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东方圣哲。对中 国文化及其价值，辜鸿铭几乎持有一种无保留的、全面肯定赞美的态度，认为应当永远保存并可放 之四海，甚至连传统中国社会及文明中明显属于负面的、乃至是糟粕性落后性的东西——如缠足、 蓄妾、文盲、留辫子——他都予以称赞并认为值得永存。对西方文化文明，辜鸿铭却不是全盘反对 ，作为一个受过全面和良好的西方教育、英文造诣胜于中文的人，他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 有价值的，他之抨击西方，是抨击近代的欧洲和现代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是那些来到日本和中 国开辟通商口岸从事殖民主义“开拓”和所谓“现代性”事业的现代西方人。他认为那不靠国家、 军队、警察、金钱、暴力等现代性因素而靠“道德性”来维系和发展了中国及其文化的儒家文明， 本身就是先进的优越的，不仅使中国成为一个道德的文明的国家，更可以救治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 的弊端，是欧战后西方人幻灭痛苦中的精神救星。与辜鸿铭一样，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梁启超，也 在欧战之后变成了反西方现代化论者。本来，从清末的维新变法到20世纪的差不多前20年，梁 启超都是西方文化和酉方现代性的积极介绍、输入者。梁启超不仅热情介绍肯定西方的“民治”等 现代性制度文化，而月。积极介绍和输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西方精神文化，并在介绍引进中力图 进行实践操作，目的是使中国也变成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梁启超政治制度上的“西化”实践虽 以失败告终，但其精神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以“小说界革命”为标志的实践，却是近代中国文 学现代化的重要尝试，并实际上为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做出了贡献和铺垫。但是，一次世界大战 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标志就集中体现于他1919年欧游后 写下的《欧游心影录》中。在是书中，梁启超认为欧洲思想界的危机及社会惨遭大战祸患的根本原 因，是由于西方人将‘’精神”与“物质”文明截然对峙并过份追求“物质文明”的结果。而过份 追求“物质”，则肇始于西方人过份推崇“科学”（理性），形成一种类似于“科学拜物教”的“ 科学万能主义”。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单辟了”科学万能之梦”的章节，对西方的“科学 万能之梦”加以批评，指出欧洲人‘’过信科学万能……托庇科学字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人 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 根据实验心理学，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 认了”。③没有自由意志，自然引发了精神道德上的价值虚无空缺，而丧失了精神道德的判断与指 引，使得过份追求科学、物质、工业和现代化的西方，结果只能是以大战的方式几乎摧毁了自己。 在批评“科学万能之梦”中，梁启超自然还对那”科学”及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物质化”的城市 工厂加以拒斥，认为“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以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 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可言”①，并对现代的官僚 制与集权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描述了西方人渴求中国文化的情景，以为东方文明、中国 文化会对西方弊端有所调剂和救治。在梁启超之后，中国2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梁漱淇，则 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地阐释和提出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认识与评价。在《东西文化及哲学》 和其它一系列著述中，梁漱俱阐述的一种主要观点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意欲向外发展以征服环境 寻求满足，这种文化的结晶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现代化社会。但是，西方文化 及现代化在征服环境、满足意欲并带来进步和福利的同时，却也使西方人“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 活却贫乏至于零”，带来了‘’完全抛弃了自己丧失了精神”的”精神上受伤”的代价。。①而能 救治此种弊端的，就是早熟的先进的具有超前性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仅是早已存在的、为当下 感到现代化弊端而图有所救治的西方人所寻找到的真理，而且是未来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必定要选择的模式和法宝。中国文化因为早熟超前，所以使西方在现在走在世界前面，实现了工业 化现代化，而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路上暂时落后于西方，对此，梁漱俱坦然承认并认为中国当下 应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而不是反对“西化”，但是在学习西方的工业、科技等物质文明并得到其益处 时又应避免其缺陷——如官僚化、都市化、集权化、阶级斗争、乡村文明破坏、重物质轻精神等等 ，走一条既不失固有文化之血脉、又获致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此，梁漱仅提倡 乡村重建理论并在山东农村实地进行了多年的乡村地方建设的尝试，尝试在保有中国乡村礼俗社会 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像梁漱仅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所提示的，只有乡村重建才能使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得以自救和振兴。同时，梁漱溪认为已经现代化而且受到现代化弊端困扰的西方思想界，业已开始接受早熟的、具有“后现代”性质的中国文化的方案和思想，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溪的这种既承认西方现代化又认为其存在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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