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 的形式。”②是的，要前进，就要用历史的理性来反思。本文正是我长期教学生涯的一些心得，是 读我的精神同道们许多论著的感言，这其中也就有了我对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反思。１建国初 期，教育部在１９５２年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简称院系调整）。于是中国文学史课程成为 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文学教育的重要学科，从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 史研究成为现代系统科学的文艺史学转换的标志。因为进入现代教育以来，大学中文系对文学史的 教学，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这样，文学史教材不仅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们的教育思想，同时也从 一个方面标志着我们文艺教学和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和水平。那么，为什么文学史研究自然而然地落 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体系和文学教师身上呢？这里我们不能不调转笔头谈谈“学院派”和“学院派批 评”的问题。“学院派”和“学院派批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名声并不佳。似乎一提到“学院 派”就与“经院派”混同而含有某些贬意，而一提到“学院派批评”似乎就是僵化、学究气的同义 语。比如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１８７４——１９３６）在他的批评学代表作《六说文 学批评》中在对三种批评模式进行评估时，对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的批评”，甚多揶揄之词。 他认为“职业的批评”死守规则，多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迟疑症，沉闷的学究气等等 。当然蒂博代也承认，教授专家们具有他们本人良好的学养，知识系统化，深厚的历史感和视野开 阔、持论通达平正等长处。但是，蒂氏恰恰没看到“职业的批评”最大的优势是文学史研究。也就 是说，教授文学史的教师恰恰是承担着文学史、历史学建构的主力。事实是，作家或编辑记者偶尔 也涉足文学史这一领域，那也只是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经常游弋于作家、编辑与学者教授之间， 但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无疑仍出于大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手。而当你面对学界和出版界时，你 更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家、小说家、诗人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 、钱钟书、刘大杰诸先生，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诸先生，在一 定意义上说都是学院派和学院派批评家，他们都有文学史和文学史论著作传世。这说明，仅就古典 文学研究的生命内核来说，它的创造性价值，它的系统化、理论化、知识系统和科学精神以及积极 追求新知的品格，主要是通过职业的、理性批评而体现和实现的。也许正是有了这雄厚的基础和悠 远的传统，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院校很快自编了文学史教材，无论是公开出版的还是内部交 流的，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对文学史意识形态性的理解和 功利性要求，又很快地使文学和文学史教学与研究长期处于停滞或徘徊的状态。我们先是追随苏联 的模式，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成为我们文艺思想的指导者，而在北大讲学的一位不见经传的 文学教师毕达可夫的浅薄的、教条的《文艺学引论》一书也成了争相传阅的热门书，而且随后也成 了编写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从此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一股盲目的不分良莠的文艺思潮影响下，特 别是１９５４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适和胡风文艺思想运动以后，大学中的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一反 知识性系统，都以更加激进的内容和方式，显示了文艺史这门学科本不应有而偏偏注入了它为政治 乃至为某种政策服务的时效性，文学史突然变成注释当时文艺政策和政治运动的工具。一句话，文 学史不再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它的政治工具性竟被强调到空前的程度。时至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的 政治运动和１９５８年的虚假而盲动的“大跃进”，中国文艺的知识体系所遭到的震动与颠覆是难 以用一两句话说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１９５５级学生在１９５８年编著的一部中国文学 史，几乎否定了过去老一辈文学史家多年奠定的富有学理性和规范性的文学史体系。一条强直的僵 化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红线”，把一部活泼泼的中国文学史搞成了干瘪的阶级斗争史 和文艺斗争史，受这种时潮的影响就连沉着冷静的茅盾先生也出来凑趣，他在当年所写的《夜读偶 记》中主张：中国文学二千年史是一部现实主义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条“定律”竟成了文学 工作者和大专中学教师作为分析文学史的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从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遭到 了彻底的否定，而影响最大而且最富个性色彩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遭到了几乎可称 之为毁灭性的批判。以至王季思先生的断代文学史也没能逃脱他的学生对他的严厉指斥。而他们两 个人在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时又遭到了更大的“轰击”。思想显得活跃的刘大 杰先生看准了时潮的需要，那就是他一次次地违心地出版修订本。历史进程中的“二律背反”在１ 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悲剧发生后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阶级斗争的弦仍拉得紧而又紧，然而三年“ 自然”灾害又多少给知识群体一个稍作休整的机会，迟迟启动的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反而乘机紧 锣密鼓地展开了。６０年代初期陆续出版的文科教材中的《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萧涤非、王季 思、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领衔主编，它初步建立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但不可否认，政治意识 形态的要求，仍是它框架建立的基本依据。虽然三十年以来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却又为文学 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范本，当然也培育了他的承传者。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科学院文研所 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在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何其芳在批评“左”的思潮对学术研究影响之时，力 图主持写一部更富学理性、知识性和整合性的文学史。在他的努力下，像钱钟书、王伯祥、余冠英 等几乎都被动员亲自执笔写下他们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篇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史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无论游先生主编的也好，文研所集体编写的也好，都不能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它 的功利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应当承认，这两部文学史都很强调这门学科的知识性和系统性。因 为专家们的学养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关注完备系统的知识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是它赖以存在的前提。 两部文学史不仅在普遍的意义上阐发了文学史的性质和形态，阐发了马列主义学说在当代中国权威 地位的确立和发展，而且具体论述了古代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特有活动的复杂性，论述了文学作为精 神生产的特殊性及基本规律，尤其是它们几乎都揭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都特别注重文学史知识 的系统建构。其中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经验的，学界大致梳理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文学 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衰都是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例如，我国是一个散 文大国，在文学史上，散文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兴起与衰落，无不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 济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讲到散文发达的隆盛期，就会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学术繁荣、 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时代特色，就要追寻当时社会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谈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也是从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究其成因的。唐代文苑异彩纷呈，除了取 得辉煌成就的唐诗以外，唐代的散文创作出现的空前繁荣的景象无不是同社会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第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既表现为作家的政治立场、意识与自身创作的关 系，也表现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关系，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的关系。说明了文学作品虽非都表现政 治，但文学的发展却与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对就文学研究文学，因为那是无法揭示文学 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第三，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强调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之出现、重要作家的出现 和杰作的出现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分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时代情绪和审美风尚 ，不仅会影响到作家的精神面貌，而且还会影响到题材的选择乃至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被欣赏和被 传播。第四，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看到了每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不独与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相联系， 也与这个时代的总体文化水准、文化氛围相联系。因此而关注到的文学史深层研究就必然涉及对特 定时代的人情风俗、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等等的观照。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他们编写文学史的方 法，基本上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即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联系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来分析、评 论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与作家作品。当然如果能够消除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如从方法论 意义上说，这是很有效的研究文学史规律的方法。不过，文学史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精神 现象，只采用一种方法是难以描写它的真实面貌的。事实上，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在教材本身中存在 ，在教学过程中更是严重地存在。生搬硬套地用时代精神和作家世界观去诠释作品的主题思想，这 实质上是把文学作品当成了简单的时代传声筒，抹杀了文学艺术的特性。至于机械地理解所谓政治 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更是抹杀了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性上，而一部文学文本没有对其独 特的艺术性的把握，它又怎么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呢？对于社会—历史的批评观，如果朝 着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去推论，那开始注重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观早已诞生了，这条 路径至今仍是抗衡国学人文传统的重要力量。颇为遗憾的是，这条路径极易蜕化为“阶级斗争”和 “经济决定论”的简易图式分析。１９６２年以后一直发展到“文革”恰好证明了这点。刚刚理顺 了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的操作程序，不到几年时间就被完全打破了。我在此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中 国文学史研究界要撰著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文学史，就必须超越那个曾经日趋浓重的庸俗社会学、“ 左”的教条主义，其中包括阶级标签与“经济决定论”等等庸俗结构模式的基础。当然，新型的社会理论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要摆脱权力制约和话语霸权也非易事。按我个人的意见，文学史建构这门学问应是学习怎样从中国本土出发提出问题，而尽量消化西方思维形式及其方法的影响，同时又要力戒做学问上的“九斤老太”，老是炫耀那点“国学”家底。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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