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史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问题 刚刚刚被提出，有些领域尚属空白。本文试图从商品经济角度对宋代农民起义的特点进行探讨，从 而揭示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众多农民起义中，宋代农民起义有自己的特点。如 何看待其特点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着眼于对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商品和货币经济之研究。第 一个方面，宋代工商业者参加农民起义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即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首先 ，在整个宋代社会经济中，虽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还有的 较大的局限性，但它却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具体表现为商品交换的日益活跃，货币流 通的日趋广泛，货币信贷的日趋频繁和城市经济的日趋繁荣。商品和货币经济的较大发展，必然会 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壁垒；并动摇着那种统一的 统治形态。随着商品货币经济活动的愈益频繁扩大，处处会使那种把土地、人口固定在一定程序下 的封建体制显出异常的狭窄性来。宋代私有制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 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①随着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提高了土地 的使用价值，推动了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加之宋代不抑兼并的统治政策，必然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大 土地所有制。宋初的几十年中，土地兼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品官形势之家，倚仗其特权，扩大土 地的占有，成为土地兼并的严重势力。及至仁宗明道二年（１０３８年）已经是“势官富姓，占田 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②到了南宋时期，土地兼并更成为不可抑止之势，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 ，若不可为之势。”③正是由于这种“豪强兼并，佃户失业”④，加剧了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趋势 ，加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这就是有宋一代爆发四百余次“民变”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 ，就商品和货币经济而言，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一部分劳动力弃农经商，而宋代这 种现象更为严重。宋仁宗时士大夫夏竦在其“进策”中指出，当时的一般社会风俗是“贱稼穑，贵 游食，皆欲货耒耜而买车舟，弃南亩而趋九市。臣窃恐不数十年间，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徂侩 ”⑤。社会风俗尚且如此，又有佃者“虽有佃名，实无所得”，“故农民多散于末作”⑥的记载。 地主阶级的守旧派则总是力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的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竭力 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以求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遭破坏。就连地主阶级改革派王安石，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发出“盖制商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恶其衰，衰则货不通”⑦的 感慨。然而面对货币，他们从来是挥霍无度的。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在“乍涉城市，闻风纷 华”⑧的诱惑下，封建统治阶级必然千方百计地掠夺更多的财富以供挥霍；加之宋代一贯实行“恩 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⑨的政策，一方面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盐、茶 、酒、矾、香等实行专卖政策，并在各路设置专使，在产区设监管理，在出售的地方设务设市，大 肆盘剥搜刮人民。如仅熙宁九年北宋政府的专卖收入就高达五千万贯，相当于唐代较高年份的十倍 左右；南宋时期，军费开支更为浩大，大臣常有“军国大计，抑于盐利”、“江浙官兵，全藉酒税 ”之语。同时又巧立名目，无限勒索。如有的地区竟出现“旅往来一日之间，三过场务”，“不满 百里亦有三税务”的现象，这对人民尤其是盐户、茶户、坑户等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为残 酷的剥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商业者才被迫走上反抗起义的道路。所谓“今之‘盗贱’所 以滋多者，其巢有二：一曰贩卖私盐之公行，二曰坑冶炉口之恣横。二者不可禁制，则盗贼终不可 弭也”，恰是这一事实的集中写照。以上便是宋一代工商业者参加农民起义，从而成为其重要组成 部分的原因之所在。第二个方面，宋代农民起义多出自东南半壁，也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原因。这主 要由于宋代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南方尤其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北方之上。时人说：“东南诸郡 ，饶实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北宋时期，人口 超过２０万的州郡，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南方有４４处，北方只有１１处。在南方，江 浙合计占２３处，超过一半。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政权的南迁，东南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 谓“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就是明显的例证。然而，这一发达地 区，却又是统治阶级剥削最残酷的地区。史载“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及至北宋末 年，政治更加腐败，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又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交相袭来，“西北二虏岁币百万 ”，也“多出于东南。”南宋时这一地区人民负担更重，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４年），统 治阶级仅在临安搜刮的商税就达４２万贯。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钱，如果加上临安城外 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年）共计１０２万贯，几乎达到北宋 景佑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３８年）全国商税总额的１／４。此外，各级封建政权巧立名目，抽筋 断骨也以东南为重。如江南、湖南北路，米有所谓和籴、正耗、补欠、斛面等，税米由一石增到五 六石；钱有所谓大礼、免夫、纲夫等，税钱由一缗增至七八缗。然而，统治阶级这些大肆搜刮、巧 取豪夺的反动措施，却是完全违背商品规律的，如“使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的官府“四易 ”，既可以役使兵民无偿劳动，又可以私贩盐茶，日夺官课，不税一钱，甚至还可以强行收买或抑 配出售货物，严重地破坏了商人的正常经营活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尤 其是中小工商业者的强烈反抗。东南地区人民反抗斗争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东南地 区成为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矛盾的焦点地区，乃实属必然。以上便是宋代农民起义较多爆发在经济 发达的东南地区的主要原因。第三个方面，有人认为，宋代没有发生全国规模农民起义是由于宋代 外患严重，民族矛盾始终很尖锐，因而掩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造成的。这种说法诚然不错，但恐怕 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张维华先生所说，我们应当从当时社会经济自身上去寻求更深刻的原因。 我们认为，这个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首先，宋代工商业发达，使一部分失业的农民有较多的生路机 会。宋代一方面农村中存在大量荒田、闲田，同时国家庄园和地主庄园上劳动力也很缺乏，经常出 现争夺劳动力之事。这决不是由于宋代的人口比以前减少了，或者垦地面积扩大了，而主要是由于 转入工商业的人口增多了，因而相对地减少了农业劳动人口。史载“（农户）秋成之时，百逋从身 ，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这便是说，随着宋代工商业 的发展，“背本趋末”现象严重，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尤其是失去土地的“流民”生路较前广阔， 因而宋代农民起义流民较少，流民的斗争有相对缓和的趋势，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以往农民战争中 大规模流动作战的事迹。其次，尽管宋代商品、货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并逐渐向形成全国性的商 品市场方面伸出了触角，但由于在封建专制残酷统治下，这种发展除表现一定的畸形性、区域性外 ，还表现在商品经济各行业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因而也给工商业者 的反抗斗争带来一定局限性。如在宋代农民起义中，多是像常州茶贩起义、潮州盐贩起义这样单独 的起义，很少有跨区域、跨行业的联合起义，因而，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而失败。此外，宋代农民起 义的领导者大多是“中产之家”，如王小波是茶贩头，方腊是漆园主，钟相是中小地主，赖文政是 牙行头。他们组织、领导农民起义，绝非穷困所至，而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巧夺豪取，使 他们既得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政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才聚众起义的。所以，他们既有发动起 义、反抗的一面，又有眷其钱财，不愿远离故土的一面。如方腊攻占杭州后，太学士吕将劝他“直 据金陵……先立根本，再议攻守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但他却不采取这个北上攻金陵的策略， 却用全力攻取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处州（浙江丽水）一带地方，把力量局限在 两浙地区，而不乘胜出两浙，一鼓攻下江南诸郡。由此可见，“中产之家”的领导者的出身及其利 益的局限性对农民战争的影响。第四个方面，宋代农民起义之所以提出体现平等思想的纲领性口号 ，我们认为也是有其深刻经济背景的。“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明确提出，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起义经验积累和革命传统的必然结果，但更是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代的阶级结构、 土地占有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官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财富，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赤贫 的境地。同时，宋代“官无世守，田无常住”的社会现实，使农民阶级先进分子认识到贵贱、贫富 是可变的、易变的，并非天命所定。既然官僚、商人和地主通过土地兼并、囤积居奇、营私舞弊、 敲诈勒索等手段，不断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甚至还有些官僚、商人和地主就在激烈的竞争 中破产而沦为贫贱，正像有些士大夫已经看到的“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的社会现象那样，那 么农民阶级也未尝不可用自己的方式，即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剥夺者，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口 号，这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制度在感性认识阶段上的一个不小的飞跃。由此可见，宋代农民起义所提 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战斗口号，本身就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农民阶级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毫无疑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着阶级斗争的形式、规模、幅度及其作用的大小。我们以上的分析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此外，研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从商品经济看宋代农民起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