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体，一种写作模式，都不是突然形成的，都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发展过程。史传文是小 说的源头之一。由史传文向小说的转变，有多种历史形态。要研讨这个问题，考察一下六朝志人小 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是颇有意义的。一、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世说新语》是以人物的言行 为记述的中心，用片言只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情特征，所记魏晋士人的名言逸事，生动地反映出了当 时士人的多种面貌、气质、风度，总起来显示出了那一时代中上流社会的独特风尚，成为后世人了 解魏晋人文风貌的重要文献，影响是非常深巨的。《世说新语》记载的都是实有人物之言行，可以 说是人有其人，事有所本。所以，后人往往把它看作是记实人实事之书，其中许多人事被唐人采入 正史人物传中。宋人董刊《世说新语》，跋语中云：“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 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转引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附录）是犹嫌《晋书》未能尽 依《世说新语》原文，以《世说新语》全为真实的史实。宋人秦果为孔仲平《续世说》作序，中云 ：“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 可考，其《世说》之题欤！”（《续世说》卷首）可见他还是认为《世说新语》“信而可考”的。 《世说新语》并非全为实有之事。其后不久，梁刘孝标为之作注，便纠正了其中许多条不实之处。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云：“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 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 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近世学者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又“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摘 出多条刘孝标未摘出的不合史实、事乖情理之处。史书要求史实的真实可靠，纂修史书不能用不真 实的材料，不能以有“伪迹”、“妄言”的记述之书为依据，《晋书》的作者不应轻率地采人《世 说新语》所记不实之人事，刘知几的批评自然是对的。刘孝标、余嘉锡等家的考证也是有益的，使 人知道了《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并非实有之事，或者是采自前人的传说，或者是附会以成文。应当 正视的是，《世说新语》中尽管有许多刘知几所谓的“伪迹”、“妄言”，从史学的观点说是‘带 疵”，但却没有影响其书之广泛流传，后人还是乐于阅读、传讲的，和其中那些真人真事一起成为 历代文人喜欢引用的典故，不辨其真伪了。这原因就在于，被史学家称之为“伪迹”、“妄言”的 记述，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和意义。文学是不排斥虚构的，虚构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甚而可以说 没有虚构便没有文学。譬如《世说新语·捷悟》篇记曹操过曹娥碑下与杨修共解“黄娟幼妇，外孙 黄日”八字的意思，杨修立即解出，曹操说：“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曹操方才悟出 ，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刘孝标注云：“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修未曾过 江也。”意思是岂能有此事。清人方以智对此曾做过解释：“因杨修知‘鸡肋’而附会耳。”（《 通雅》卷三）解释得颇有道理。此事虽然是附会出来的，后世还是喜闻乐道，因为这是一种人的智 慧的比较，聪明人与更聪明的人的比较，曹操在传说中非常狡诈，算是很聪明了，但还有比他更聪 明的人，也就成了有意趣的故事。再如《惑溺》篇第六则：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日：“妇人 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匆复尔。”妇日：“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 之。这类夫妇闺房私语，不可能也不必要知道是否真有其事。看两“卿”字叠用，而且重复三次， 当是文人的笔墨。当时一般是平辈和上称下为“卿”，夫称妻为“卿”。（见起翼阳徐丛考》）所 以王安丰认为妻子以“卿”称呼自己“于礼为不敬”。这段记述只有王安丰夫妇的两句对话，妙在 其妻的回答，活画出她的一副娇媚之神态和夫妇间的亲呢之情，令人读之解颐，产生了文学作品游 心娱目的效果。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伤逝》篇王戎过黄公酒沪的一则：王洛冲为尚书令，著公服， 乘轮车，经黄公酒护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访，竹林之游，亦预 其末。白粉生夭、阮生亡以来，便为时所羁世。今日视此虽近，起若山河！这一则写王戎过旧地而 思亡友，“追若山河”一句含感伤之情。当时王询曾就此事写了《经酒神下限盼。但刘孝标注引《 竹林七贤论》：“俗传若此。颖Ｊ！！庚爱之尝以问其伯文康（使亮），文康云：‘中朝所不闻， 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否定了这是事实。其实，《世说新语·轻低》篇里就有一则记 庚道季（庚亮子）问及谢安，并诵读了《经酒护下赋》，谢安不满意地说：“君乃复作裴氏学！” 也否定王戎过黄公酒护事为事实。裴氏指作《语林》的裴启，《世说新语》有不少则采自《语林》 ，此条大概也是。这件事是事实，还是附会之说，无法考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同是一部书，刘义 庆既然在《轻低》篇里记述了谢安讽刺裴启《语林》多不实，王戎过黄公酒护事也不是事实，何以 在《伤逝》篇里又保留了这一条？联系《世说新语》全书，其中既有真人真事，也有附会之说，即 刘知几所谓之“伪迹”。“妄言”，就表明刘义庆作此书本义已经不在于存人存史，事情之真实与 否也就是次要的了。只是包括裴启、刘义庆在内的那个时代的文人，还不能完全摆脱史的观念，总 是要借名人名家附会出来，再加上既便是记真人真事也还要辅以揣摩、虚构以成文，所以也就只能 是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这也就意味着由历史向文学的转化。二、叙事对象与功用的转移从文体 上说，《世说新语》是由史传文演化孪生出来的。史传是对历史人物所作的传记。刘摊《文心雕龙 》中有专论史传文体的一篇，中云：“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就是说史传 之文要依时间顺序据实直录传主之事迹。史书立传的对象大都是与军政大事有关的人物，在政治、 军事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或者是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德行高尚而著名于世的人物，普通小民是 进人不了史籍的。《世说新语》显然不是为历史人物立传，所写人物虽然多是帝王将相、公卿达官 ，史书可以立传的人物，《晋书》采人此书所记述的不少内容，殆由于此，但是，此书所记述到的 人物超出了史书立传资格的范围，最为明显的是有几个小孩子（如《言语》篇中的为父乞药的“中 朝小儿”、偷酒喝的孔融幼子），几位和丈夫说了几句呢语戏语的大族妇女（如《排调》篇中的王 浑妇钟氏、《贤媛》篇中的王公渊新妇诸葛氏、《惑溺》篇中的王安丰妻），以及善品酒的桓温主 簿（《术解》篇）等，都是绝对不会人史的。即便是那许多有资格人史立传的大人物，如谢安、谢 玄、王敦、桓温等人，书中记述他们的言行甚多，有的多达上百条，也几乎全不是记述他们在军政 方面的事功，而是他们待人接物的表现，又多半与他们从事的军政大事了无关系，有的纯属平常小 事，乃至闺房戏语。《世说新语》记述的对象，无论从“人”的方面说，还是从“事”的方面说， 都与史书不同。记述对象的转移，便意味着记述的目的和功用发生了变异。作史书存人存事是为了 保存历史的真相，明兴衰治乱之道。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自谓他作《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究天人之际”是探求“天命”（历史规律）和“人事 ”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洞察古往今来历史变化的因由，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之治乱和王朝之兴 衰。所以，史书记述的内容应该是与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衰有关系的人事，对后世有鉴戒价值的 人事。《世说新语》虽然也记述人事，但却不是注重其历史价值和鉴戒意义。就全书三十六个篇目 看，虽然也有“德行”、“政事”、“文学”等篇，类似正史列传的名目，然而其中的内容却多半 不是正面记述人物德行方面的做为、政事方面的业绩。文学方面的成就，而是与之相关的逸事，如 《德行》篇记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未讲有何德行，只是说 了“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政事》篇“殷浩作扬州”条，亦未讲他施政如何， 只写到：“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模，人问其故，答日：‘刺史严，不敢夜行。”’都是 以效果说明其行事，而省略其行事本身。《文学》篇记：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越公一 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急回走。写的是钟会渴望自己的著作得到 名人的鉴赏，却又很不好意思的一种情态，对其著作未置一词。《言语》篇所记言语，除少数条如 过江诸人新亭对泣之语，桓温过金城见昔时所种柳已十围之慨叹语，饶有深意外，多数并非至理名 言，只是应对得巧妙有趣，其中不乏逻辑游戏，如徐种九岁时，“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 中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不明。”’钟流钟会见魏文帝曹丕： “碗面有汗，帝日：‘卿面何以汗？’破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 ？’对日：‘战战傈傈，汗不敢出。”’再如竺法深在晋简文帝座中，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 广和尚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实游蓬户。“可见作者并不注重褒贬和意义，而是偏重于意味 、情趣。明人胡应群评之曰：“《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少空山房笔丛·九流绪论 下》）《四库全书总目》云：“所记……皆轶事琐语，足资谈助。”（《子部·小说家类一》）这 表明明清间学者已经看出了《世说新语》的这种特点。还应当注意的是《世说新语》更多的篇目名 称纯属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如“豪爽”。“客止”、“企羡”、“伤近”、“任诞”、“简傲” 、“排调”、“轻低”、“假诡”、“俭啬”、“忿滑’。“尤侮”、“纵漏”、“惑溺”、“仇 隙”等等。是对社会中人的性情、举止的分类。这种分类不仅与史书列传不同，与汉人刘向之燃苑》的分作“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理政‘’、“尊贤”、“正谏”、“奉使”、“指武”等类，也有性质上的差异。《说苑》的分类着眼于为君、为臣民之事功、节操，主要在于褒扬。《世说新语》则不重在伦理方面的褒扬，分类名目涉及人的诸多方面，政事、社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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