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开始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他在1920年为上海群益书社重印的《域 外小说集》所写的新序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 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①可以说，鲁迅 的文学道路就是从介绍外国文学起步的。在1938年6月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中，译著 达十卷之多，占全集之半；他评论或提到过的外国作家则有20多个国家的近500人。其中不仅 有欧美第一流的文学大师，而且也有亚洲和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普希金便是他最早介绍的外国作 家之一。鲁迅没有译过普希金的作品。1942年5月重庆观实出版社刊印的普希金诗集（恋歌） （曹辛编）收有署名鲁迅的一篇译诗（追怀）（即（回忆》。但关于这首译诗是否出自鲁迅的手笔 ，有人作过一番考评。叶芋在一篇短文中谈到，他查阅了鲁迅年谱、著译目录等资料，没有发现有 关记载。后来，他又请教过一些专家。蒋锡金先生认为此事不可能属实，黄源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 ：“我从来没有译过普希金的诗《恋歌》中也收有署名黄源的译诗（纪念碑）——引者），……也 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鲁迅翻译普式庚的诗”；“我怕这是战时鱼目混珠的事，不值一提”①。鲁 迅虽然没有译过普希金的作品，但他创办的（译文）杂志却为普希金作品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 园地。关于这一点，90多岁高龄的黄源先生回忆道：“本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称为‘现在是多么 迫切的时候’，时值普希金诞生（应为逝世——引者）百年纪念，鲁迅创办和亲自编辑的（译文》 创刊号上，发表的开卷第一篇，就是茅盾译的（普式庚是我辈中的一个）（普式庚即普希金，沿用 了鲁迅的译名）。《译文）共出三十五期，发表普希金诗文和关于他的论文，计三十八篇，珍贵插 图五十八幅，包括两期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特刊，成为国难时期宣传和歌颂普希金的主要阵地。” O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关于普希金的评论也是屈指可数的。除（摩罗诗力说）一文以约12O0字 的篇幅对普希金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外，其余言论均散见于文章和书信。如（集外集·（奔流）编校 后记）、（一天的工作·后记）、（致益十还）（1935年2月7日）、（致孟十还）（193 5年6月3日）、（致富靖华·附件）（1935年12月6日）、（致黎烈文）（1936年1 0月10日）、（致黄源）（1936年10月10日）等。上述文章和书信，多数也仅仅提到普 希金的名字，只有（致黎烈文）和（致黄源产二信对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电影 （复仇遇艳）作了评价：“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遇艳）（DubrovskybyPush 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 （复仇遇艳），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应该承认，鲁迅对普希金并没有 作过全面、系统地论述。然而，完全有理由认为，鲁迅是我国普希金研究的先驱，仅（摩罗诗力说 ）一文就足以确定他在我国普希金研究史上的这一崇高地位。（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翌 年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2期和第3期，1926年编入杂文集（坟｝。“摩罗”乃 梵语Mdra的音译，意为“魔鬼”或“恶魔”。作者在（摩罗诗力说）第一节中说：“摩罗之言 ，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①可见，所谓“摩 罗”，就是骚塞用来称呼拜伦的“恶魔派”，亦即浪漫派，这是鲁迅向异邦所求的“新声”。在这 篇文章里，鲁迅重点介绍了八位外国浪漫派诗人，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 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洛伐斯基和克拉辛斯基，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这八位诗人的共同 特点是：“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称他们为“精神界之战士”，这是他为中国人民树立的精神榜样。在关于 普希金的部分，鲁迅概括了普氏的一生，相当于一篇小传，而且涉及到普氏思想和创作中一些带根 本性的问题。首先，鲁迅在文章中肯定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新文学开创者的地位。普希金是俄罗斯 新文学的开创者，这一点早已为俄罗斯和世界许多国家所公认。别林斯基说：“只有从普希金的时 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搏跳着，这 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⑤屠格涅夫说普希金一个人完成了两项 ‘’在其他国家必须用整整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能做到的工作”——创立语言和文学 。O高尔基更称普希金为“一切开端的开端”。然而，普希金的这种开创者的地位不是一开始就被 人们所认识的。普希金生前在本国就经常受到各种文学性和非文学性攻击，甚至受到政治迫害。在 他逝世以后，也不时遭到贬损。未来派就曾经宣称要把他同阳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 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在西方某些国家，普希金只不过是“俄罗斯的拜伦”而已，他的声誉远逊于 阳思要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秦等俄国小说家。可贵的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第7节开 头就指出，19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学开始革新，逐渐获得独立，成绩日益显著，并且具有了同那 些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气概。“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土：日普式庚，回来尔孟多夫，日鄂戈理。” 在这里，鲁迅把普希金列为俄罗斯新文学开创者之首，排在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之前，这是与历史完 全相符的。因为莱蒙托夫正是在普希金遇害后以（诗人之死）一诗而崭露头角的；至于果戈理，则 始终把普希金当作自己的导师。在关于普希金部分的结尾处，鲁迅又写道：“俄自有普式庚，文界 始独立，故文史家在宾（即佩乎——引者）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这一段话与上引 别林斯基的话是完全一致的。第二，鲁迅正确地论述了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普希金与拜伦”是 普希金学的一个传统论题。过去，俄罗斯学者往往否认普希金与拜伦的相似性，也就是否认拜伦对 普希金的影响，只谈普希金的民族性和独创性。别林斯基在评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的第 五篇文章中说：“从前曾经有人将普希金去同拜伦相比。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种相比多半 是错误的，因为再也找不出两个像拜伦和普希金似的，在他们的天性上，从而也在他们的诗歌的激 情上是如此对立的诗人了。”o别氏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多世纪中成为俄苏学者关于这一论题的基调 。某些西方学者则往往忽视普希金的民族性和独创性，把他当作拜伦的纯粹的模仿者。我们认为， 上述两种观点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极端。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则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首先，他指出了普希金对拜伦的模仿：“其时（指滴居 南方后——引者）始读装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尤著者有（高 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中记俄之绝望青年，囚于异域，有少女为释傅纵之行 ，青年之情意复苏，而厥后终于抓去。其《及泼希）（GyPSy）一诗亦然，及波希者，流浪欧 洲之民，以游牧为生者也。有失望于世之八日阿勒戈，慕是中绝色，因入其族，与为婚因，顾多嫉 ，渐察女有他爱，终杀之。女之父不施报，特今去不与居焉。”在这段话里，鲁迅指出，不仅普希 金的抒情短诗模仿拜伦，而且他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和《茨冈人）也与拜伦的（恰尔德·哈 洛尔德游记）相似。文章用极其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两部叙事诗的情节，描绘了它们的主人公形象。 读者只要回忆一下（恰尔德·哈洛尔德）的情节，就会完全信服。其次，鲁迅阐述了普希金与拜伦 的不同之处。他指出，普希金叙事诗中的“勇士”，虽然同样遭到世人的放逐，但却没有脱离亚历 山大一世时代俄国社会的特点。这种人易于失望，也易于奋起，悲观厌世，意志不坚。普希金对他 们并不同情，也不掩饰他们的过失。相形之下，获冈人的粗护和纯朴反而变得更加突出。鲁迅援引 评论家的话说，普希金将自己的爱好从拜伦式英雄转向“祖国纯朴之民”，就是始于这一时期。再 次，鲁迅还结合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再盖尼·奥涅金），进一步论述了普希金逐渐摆脱拜伦 影响的原因。鲁迅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 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不过，鲁迅也指出，它的前两章还受到拜伦的影响，主人公奥涅金 “有裴伦式英雄之概”。“厥后外缘转变（客观环境起了变化），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 ”。的确，普希金离开南方之后，正是十二月党人运动遭到镇压的时期。他开始用冷静的眼光观察 社会，拜伦的影响逐渐消失，文风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文体则由诗歌逐渐转向散文。最后， 鲁迅还谈到了普希金摆脱拜伦影响的后果：“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这就是 说，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佳作纷呈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形成了。应该说，鲁迅对普希金与拜伦关系的 论述是相当全面，相当精辟的。第三，鲁迅批判了普希金后期的错误思想。普希金被解除流放之后 ，其主要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应该说与流放之前是一致的。尽管他的一举一动受到政府的严密监 视，并且因（安德列·谢尼耶》和（加百列颂）等诗多次受到当局传讯，但他依然忠于青年时代的 政治理想，“高唱从前的颂歌”，并没成为尼古拉一世的御用诗人。（阿里翁）、（在西伯利亚矿 井的深处）、（纪念碑）等诗就是他后期沤歌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也应该指出，普希金后期的确 对尼古拉一世存有幻想，有同政府妥协的倾向，这在他给尼古拉一世的一些信中和（斯坦司）等诗 中有所反映，而（给俄罗斯的诽谤者）、（波罗金带纪念日）、（给M）（（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等诗，则明显地表现了他在波兰问题上的沙文主义倾向。在这些诗里，他歌颂了镇压波兰革命的沙俄军队，美比了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宣扬了泛斯拉夫主义，甚至宣布波兰革命诗人密茨凯维奇为“敌人”O过去，苏联学者对普希金后期思想上的迷误极力加以掩饰，或百般进行辩护。在之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