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米兰·昆德拉喜欢引用犹太人的谚语：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但无疑昆德拉的小说仍然是其沉 思的结晶。事实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渗透着思想的力量。当作者的思想深度能够超越时 代、阶层、种族等诸多因素带来的认识局限时，作品也就获得了一种可以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在2 0世纪的中外文坛上，鲁迅和米兰·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两位世界级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仅以圆熟 高超的艺术技巧令人激赏，更以作家对现实存在、乃至人性生命等这样一些文学必须面对的终极问 题的深刻洞察和独立思索而发人深省。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都同样能感受到作者思想认识的 某种深刻的“清醒”，而这也正是本文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由于二人创作的情 况很不相同，因而本文在进行比较分析时选取的实证也有不同。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等各各 形成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思维特征的独立系统，共同建构起其精神世界，单取任何一面都难免有以 偏概全之嫌，而由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他又未能留下一部足以概括其思想的丰富性、矛盾性和 深刻性的巨著，因此我们对鲁迅的考察基本上是以其整体创作为依据的；昆德拉则不同。除了19 68年以前的短篇小说集《可爱的笑》外，他的创作大致以长篇小说为主，以刻画捷克斯洛伐克知 识分子见长，从作品的选材到作家的哲学世界观上都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选择堪称其代 表作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比较的例证，而这部被《华盛顿时报》评为“20世纪最伟大 的小说之一”的作品。也确实以独到的严谨结构，从不同视角全面地展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哲性 思考。让我们回到“清醒者”这一命题上来。在笔者看来，作为这两位作家对世界进行独立不倚地 把握观照的一种整体认识特征，它至少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事物的本质 透视，二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感受。而这种同样深刻的清醒，在他们的作品中又表现为不同的思考层 面和泪异的价值取向。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鲁迅和昆德拉的一个相同之处，即都同样 置身于重大的社会变化和某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主导性潮流（包括思想的和政治的）之中。鲁迅 生活的时代，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革命文学的论争、左联文艺时期等。正是中国政治文化激烈 变化的时期；而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及随后的苏军入 侵捷克事件为时代背景徐徐展开，其时捷克各阶层中反苏及反抗投降情绪正值高涨。然而透过这种 粗浅的外部环境的比较考察，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作家面对来势汹涌的社会潮流时分别表现出 的那种认识上的清醒独立。先看鲁迅。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若干旨在社会现实斗争的文化思 潮和运动，出于强烈的民族感和历史责任感，鲁迅往往投身其中，并以卓越的创作实绩而被尊为干 将；但同时，以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他又始终能从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角度对当 时文化潮流的本质局限进行冷峻的剖析和质疑。五四时期，他一面“听将令”发出“呐喊”，一面 却又对这场运动的实际作用和中国社会的前途感到怀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的……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你以为例对得起他们么？”当革命文学的口号风行一时，“革命十爱情”的简单公式化作品四处泛 滥之际，他却尖锐地指出其中极大的幼稚性和投机性：“革命是痛苦……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 般有趣、那般完美—…·那般浪漫”、“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古 董瓷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对自身及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和历史 命运，他也有清醒的自觉。他将自己比作“中间物”，“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然而黑暗 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正是这种种带有浓重怀疑和悲观色彩的清醒认识，使他在 理想者和战斗者的行列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绝少狂热和趋时，既有别于陈独秀、郭沫若 ，也有别于蒋光慈、钱杏村。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再看昆德拉。如果 说鲁迅对事物的本质把握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现实的批判层面，昆德拉则是在相当程度上将这种本质 透视聚焦于对人性的批判反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苏捷事件为时代背景，作者也一样写到 了捷克被入侵后的种种社会现象：告密、逮捕、游行、知识分子下放、反抗宣言—…·但昆德拉在 此绝无意追随某种反苏潮流，作“政治伤痕”式的揭露控诉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纠缠，而是借主人 公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所有占领与人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 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昆德拉将之定义为“媚 俗”。他认为：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媚俗可以说是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示效忠入侵当局的游行，捷克移民在国外空谈反共沙龙，和政客面对照相机拥吻最近前的孩子 一样，在这些举动的背后都深藏着人类无法根除的媚俗。昆德拉甚至认为面对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而 让自己感动泪流也是一种媚俗，因为，他进一步定义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 东西，在这种媚俗状态中，个性、丰富、怀疑部不复存在。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昆德拉清醒的目光 早已越过了1968年捷克民众的群情激愤，并且从中看到了人类境况中的某种本质性存在。如果 说鲁迅的冷静尖锐和昆德拉的反对媚俗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现存状态的清醒批判，那么这两位 作家对虚无的感受，则从更深的层面强化了他们作为“清醒者”的含义。虚无感来自对生命存在的 形上思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否定。在鲁迅的作品中，对人的抽象存在思考得最多的，恐怕要算《 野草》了。而正是在这本奇特的散文诗集中，鲁迅展示了他精神结构中深受非理性主义影响、悲观 绝望乃至虚无的那一面。在现代新人本主义看来，人克服束缚进入一个新境界，而这新境界却是对 人新的更大的束缚。人作为个体，永远摆脱不了绝望孤独的本质。这种悲观否定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深深影响了鲁迅并造就了他的虚无，使他常常觉得“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使他怀疑行动的意 义，“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使他对未来也生出虚无的否 定：“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将处死刑”，虽然他也曾“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 的暗夜的袭来。”但又一次次发现“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就这样，虚无感使他“仿惶 于明暗之间”的“无地”之境。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肯定他的虚无，但却无法忽视其中所蕴含的清 醒的自觉成分。昆德拉的虚无则来自对尼采“永劫回归”观的反面推理。在永劫回归的幻念里，如 果人们经历过的事情无数次重演如昨，人类就将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担负起沉重的责任，而昆德拉 则从反面发现这样一个视角：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事件瞬时性带来的 缓解环境，使人们难于对任何事物下定论，而只有一次、无法重来的生命由此失去了意义。小说的 主人公之一托马斯将这种昆德拉式的虚无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在“偶然性”的驱使下所作的种种行 动，都在他对“必然性”的追问中（即：非如此不可吗？）丧失了意义。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无法知道哪种选择更好，也无法使其完善再度来过。所有“沉重而艰难的决心”都因为历史和 生命的“一次性”而最终变得如同尘埃鸿毛，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可以看出，鲁迅 和昆德拉虽然同样表现出他们对所处环境的本质洞察力，但批判层面一为社会现实，一为抽象人性 ；他们也都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虚无，但却是从不同的哲学起点出发。而正是这种关注层面 和哲学起点的不同，使他们面对虚无时采取了绝不相同的人生姿态，从而最终形成他们各自的精神 特征：痛苦和茫然。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主体方面是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鲁迅 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他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时代普遍意识的感染，具有相当程度的近代科学理 性和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想特征；但他有别于一般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同时又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的影响，近代理性和现代非理性同时共存于他的意识领域，形成他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鲁迅对 于自身思想中这种无法避免、互不相融的矛盾也有着深刻的内省和自知，却又无法使其达到统一。 这种停论式的精神结构，使他长久地处于一种精神的矛盾和紧张冲突之中，构成一种清醒的痛苦。 虚无感也是非理性思想之一，鲁迅的虚无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于行动意义的怀疑与否定。然 而当他面对现实人生，需要承担某种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时，他便以同样怀疑的眼光来质疑自己的虚 无和怀疑：“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可以说，鲁迅的一生都是一个致力于社会现实的 人，但他的一生也都或多或少地带着对这种投入行为的深刻怀疑。“有所为”和“知其不可为”始 终并存于他的心态之中，行动——怀疑一对怀疑的怀疑，构成他精神上连锁反应的尖锐矛盾和挣扎 其间的痛苦。昆德拉的人性批判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他的形上基调。萨宾娜是昆德拉对“媚俗”思 考的主要表达者。但当她一次次逃离人们试图强加给她的媚俗时，她的自省觉察到：“她实际上就 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这种幻觉是双亲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幸福家 庭的窗口”这一幻念使她不止一次流出泪水，而这泪水也终于让她意识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 ，强大得足以逃避媚俗。”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它甚至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本身就构成一种悻论，昆德拉的思索在这里陷入困惑和茫然，无从着落，“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度向的小小圆点。”另一方面，永劫回归的反向思维，更为昆德拉的茫然找到了哲学依据。不能永劫回归的生命无法选择，无从比较，人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生活永远象一张草图而不能更改，那么生命中的选择有什么意义呢？思索意义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的质疑中，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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