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通行在一定地域的方言则 是各种地域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研究方言既应该研究它的内部结构,展示该方言的语音的词汇的 和语法的特征;也应该联系该地的历史文化研究其文化特征。什么是方言的文化特征?经过多年的 思考,我认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方言的文化特征就是方言在内外关系和古今流变中所表现出 来的特点。所谓的“内外关系上的特点”,包括在一个方言区里的各种小方言之间是差异很大或相 当一致?有没有权威性方言起规范作用;方言与共同语之间关系如何?共同语是否普及,方言是否 受到共同语的重大影响?在与周边方言相处中谁者是强势的谁者是弱势的,强者对弱者如何扩展其 地盘,施加其影响?所谓古今流变中的特点包括:方言的形成叠加着多少历史层次,那一个层次是 决定性的?方言定型之后演变速度是快是慢?历史上的共同语对它施加影响是大是小?有无其他民 族的语言渗入?在演变模式上有什么特点?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方言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它 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方言内部的结构特征,而是方言外部的文化特征。不同的 方言之间,既有明显的方言差异(结构特征),也一定有不同文化差异(外部特征)。比较研究方 言的文化特征,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存的方言共时系统的形成的历史背景,而且对我们了解地域 文化的特点有很大的启发。本文从四个方面就闽粤两大方言的文化特征的异同作一番比较,借国际 粤方言研讨会之机,就正于诸位方家。一、关于方言的内部差异和代表点方言同一区内的小方言之 间,有的差异甚大,甚至没有明显的有代表性的中心方言:有的差异甚小,有高威信代表点方言, 并对各地方言发挥很大的影响。前者是离心型方言,后者是向心型方言。在这一点上,闽粤方言就 有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粤方言内部差异是比较小的,即使在有明显方言差异的地区,例如粤西 的高雷地区和桂南的钦廉地区,代表点方言广州话也可以通行无阻。不仅如此,在香港,虽然百余 年间受殖民地统治;在吉隆坡和旧金山,虽然远隔重洋,那里所通行的粤语竟比广东省内的一些地 方的粤语更加接近广州话,甚至于一般的别方言区的人都难以辨别。像这样高度集中的向心型方言 在汉语方言中是任何方言所无法比拟的。在闽方言之中虽然有些二级方言区也可称为向心型方言, 福州话在闽东可通行十几个县,厦门话通行于闽南20多个县和台湾省全岛,汕头话在粤东10几 个县市,海口(文昌)话在海南全省,海康话在雷州各县市也都通行无阻。而在闽北和闽中,建瓯 话和永安话通行就有些免强了。至于各小区之间,不但没有形成共通的代表性方言,各方言之间还 相差甚大,大多并不能通话。在闽语可以说是二级区多为向心的,少数也离心;整个闽语的一级区 应该说是离心的,换句话说是大分散小集中。闽粤方言在这方面的差异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从 地理环境说,粤方言分布的中心地带珠江三角洲是平坦的河网地带,在省外和国外的分布也大多集 中于市镇(如南宁、北海、香港、澳门、吉隆坡、旧金山),各粤语区之间交通较为便利,人民之 间历来彼此交往频繁,更重要的是南粤商品经济早在一千年前就十分发达,商业流通正是方言沟通 和混化的润滑剂。广州是一千多年的都城,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南大门,广州话在粤语区内的权威 地位是自然形成的。而在闽语所分布的地区,虽然也有平坦的闽江、晋江、九龙江等出海口,但彼 此相距遥远,没有联成一片,这几闽语区历来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3个省5个州),其余各区多 半是崎岖的丘陵地,向来交通不便。泉州、漳州、厦门和汕头也曾有贸易港口,由于兴衰历变,并 未形成稳定的大型的商业中心。省城福州虽然历史悠久,政治经济的力量都有限,显得鞭长莫及, 未能成为全区的中心方言。二、关于与古今共同语的关系在闽语区,方言和共同语素有双语并用的 传统。各地闽语多数的字都有文白异读。白读是方言固有的读音(说话音);文读则是早期共同语 的读音(读书音———也就是读书时模仿得不准的正音)。从以下例字福州话和厦门话的文白读就 不难看出,文读音是接近于《广韵》系统的中古音的初梯沙拖皮驶教头流林福州文ｔｓｈｕｔｈｓ ａｔｈｏｐｈｉｓｙｋａｕｔｈ啨ｕｌｉｕｌｉ 白ｔｓｈｏｅｔｈａｉｓａｉｔｈｕａｐｈｕ ｉｓａｉｋａｔｈａｕｌａｕｌａ厦门文ｔｓｈｔｈｅｓａｔｈｏｐｈｉｓｕｋａｕｔｈｌｉｕｌ ｉｍ 白ｔｓｈｕｅｔｈｕｉｓｕａｔｈｕａｐｈｅｓａｉｋａｔｈａｕｌａｕｎ闲前秧双生声 青东毒滑福州文ｈａｔｓｉｅｙｏｓｏｕｓｉｓｉｔｓｈｉｔｕｔｕｈｕａ 白εｉｓεｉｎｇ ｏｕｓｏｅｎｇｓａｓｉａｔｓｈｉａｔｏｅｙｕｔｏｅｙｋｏｕ厦门文ｈａｎｔｓｉａｎｉｏｓ ｓｉｓｉｔｓｈｉａｔｏｕｔｏｋｈｕａｔ 白ｉｔｓｉｓｉａｓ墿ｓｉｔｓｈ墿ｔａｕｔａｋ ｋｕｔ 近代社会以来,闽语区逐渐出现了普通话和方言的双语制。雍正年间,鉴于闽粤官员说 话别人听不懂,曾有诏令要求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习正音,后来在福建就陆续出版了一些推广 官话的读本,例如蔡伯龙的《官音汇解》、张锡捷的《官音便览》、黄绍武的《闽音正读表》,连 一些地方韵书如《汇音妙悟》和《十五音》也收入了一些“正音”。辛亥革命以后,福建所办的新 学堂至少在闽南地区识字教育都是用注音符号拼注“国音”,然后用方音“解说”的,因而脱盲后 的青少年大体上都能免强听懂普通话。在西部山区,由于外地人口的不断涌入,本地方言又格外分 歧,有时一个县内就有几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为了交际的需要,最近的半个世纪之内,都先后推 广了普通话。在大田、尤溪、将乐等县先后创造了突出的推广普通话的成绩受到中央的表彰。而在 粤语地区,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可以说是方言为体,共同语为用。在口语方面,真正在普通百姓之 中推广普通话还是近二十年间的事。由于识字教的是方音,连知书识理的文化人都只能用方音读书 而很难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书面语方面,不论是纯粹的方言口语或是参杂着文言成分和书面语 的混合文体,都可以书写成文。早先的木鱼书、通俗小说和现代香港报章的副刊、广告都是这类方 言书面语。而且共同语书写的书面语,由于识字是经过方音,用方音去阅读也便可以理解。这就是 粤式的方音为本,言文同音而异词,文白夹用,雅俗共赏。换言之,在粤语区,说话用粤音,读书 也用粤音,在书面语可用的语文也可用方言,还可夹用文言成分。文言、白话、方言三语共一音。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普通话教育有明显的进步,社会上则因大量外省打工者的涌入,促使了普通 话的逐渐普及。由此可见,共同语对方言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在书面语方面的标准、规范的地位是 普遍存在的,不同的方言区只有作用力大小、作用方式不同的差异。从闽粤方言的这方面差异也可 以看出两地的历史和文化心态的诸多不同。闽语的形成主要是汉人四次移民潮叠加的结果,第一次 是汉末东吴人移居闽北闽东;第二次是东晋南迁时辗转入闽;第三次是初唐陈政、陈元光的平定闽 西、闽南;第四次是唐末王审知的据闽、治闽。头两次时代久远,批量较小,在闽中分布面也较窄 ;后两次批量大、分布广、影响更大。这两次移民的主体虽然也是避乱南下的农民,但是多为加入 行伍的兵卒,后来在闽中掌权落籍了(陈元光是漳州刺史,王审知是闽王,其所部后来都在福建各 地安家落户)因此形成了浓重的正统思想。虽然远处东南海陬,关山阻隔,无复北顾,总是以“中 原贵胄”、“华夏传人”而引为自豪,不论传到多少代还是忘不了中原老家的郡望,盖起房子便在 大门口写明“某某衍派”的堂号。宋以后,闽中文教渐兴,士子应举十分热衷,取得功名者不在少 数,于是一些文化汇萃的古城往往自称“海滨邹鲁”。这种注重故土的血缘、地缘的“根”的意识 至今不衰。许多后来移居台湾乃至东南亚的闽裔,至今还记得自己是“陇西李”、“颖川陈”或“ 燕山黄”。这种“根”的意识对于注重学习主流的“官话”和“正音”,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闽语 区所以素有方言与共同语双语并用的传统,乃根植于这种崇正意识之中。粤语的形成一般是追溯到 秦始皇的50万戍卒入粤。这个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而夸大了的。即使发兵时不下十万,渡长 江、过湘桂而入粤,北人不适南方水土,又要历经攻战,能够到达南粤的兵士,为数一定不太多。 一番征战之后,留下来的汉人还是要与南越人和平相处。因而赵佗上书中央时自称“蛮夷大长老夫 臣佗”。汉唐之后直至五代十国的南汉,中原汉人也陆续有入住粤中的。唐开元间张九龄开凿梅岭 新路时,粤北韶州人口只有6千多户,到了天宝年间增至3万多户。和粤方言形成关系最大的最近 一次大批量的汉人移民该是两宋之交经由南雄珠玑巷入住珠江三角洲。这些人应有北宋之前先在粤 北定居的老移民,也有因宋室南迁而流离南下的新移民,不论是新的老的,其口音都不会去《广韵 》系统太远,所以那时所定型的粤语的音系才那么接近广韵音系。时至今日,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的 各个大姓的族谱,几乎没有例外地追述了南宋初年迁自珠玑巷的历史。从珠江三角洲出发远涉重洋 发迹之后的“广府人”都没有忘记珠玑巷。近些年来,到那里寻根访古,扶助故地经济建设之举越 加频繁和盛大。在这一点上,正史、谱牒的记载,口碑的流传,民心的记忆和语言的印记,完全是 可以相互论证的。这样的移民史造成的文化传统是随遇而安,面向实际,落地生根,图谋发展。在 珠江三角洲立足之后,粤人利用大好的气候和水文条件,发展农业,经营商业,逐渐地又走出伶仃 洋,四海为家,把生意做到五大洲。新的天地如此富饶,外面的世界如此生动,他们自然是无复北 顾了。用祖传的方言说话,用同一套现成的读音读书识字,比起学习另一套共同语,显然要简便些,这是十分符合“讲求实际”的要求的。三、关于方言的运用和方言间的接触闽粤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及方言的接触中的表现有不少共同的特点。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闽粤方言的运用,不但有口语的交际,而且有舞台艺术的加工。粤语是向心型方言,粤曲和粤剧在粤语区各地都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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