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恋国深情的《九章·哀郢》中,有“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二句,提到了屈原离郢 “东迁”颇有关系的地名“夏首”。在后世注家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为,这 “夏首”即“夏口”(今称“汉口”),乃是汉水流入长江的水口),其地在武昌附近①。近人徐 英《楚辞札记》、马茂元《楚辞选》以及郭沫若、陆侃如等,均持这一意见。而较早提出不同看法 ,并明确指出此“夏首”非武昌“夏口”,乃是郢都江陵东南“夏水发源于江之处”的水口者,则 是清人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近人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刘永济《屈赋通笺》以及谭介甫、 聂石樵等,也均赞同此说。在这根本对峙的二说中,究竟哪一说较符合历史地理的有关记载?我以 为蒋骥所主“江陵”说较为符合,而王夫之所持的武昌“夏口”说,则是对王逸注文的误解。今将 我的意见分述如下。一、王逸对“夏首”的注释及后人的误解关于“夏首”这个地名,并非只见于 屈原《哀郢》,稍后于屈原并担任过楚之兰陵令的荀子,就曾提到过它。《荀子·解蔽篇》曰:“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 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由此可见,屈原《哀郢》所述“夏 首”,本非生僻之地,故连晚年仕楚的赵人荀卿,也知道它之所在。也许正因为如此,同是出生楚 地的汉人王逸,在注释《哀郢》所述“夏首”时,只用“夏首,夏水口也”点到即止,以为人们自 能了解其所处位置。其实,王逸的这一注释,对于熟知夏水的流向及“夏首”所在的人们来说,也 许是够明确的了。但对于不了解历史地理的人们来说,仅仅指明夏首即“夏水口”,就显得含糊了 。特别是当三国以后有了武昌“夏口”的定名,更容易造成“夏水口”即“夏口”,其地在武昌附 近的误解。例如南朝梁代张缵即是如此,他就以为“夏首”即指武昌“夏口”,故在所作《怀音赋 并序》中,将担任过郢州刺史(治所在武昌)、持节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诸军事的平西将军劭 陵王刘纶,称为“作蕃夏首”。②(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试问:王逸所注“夏水口”,是 否就是三国以后转为定名的武昌“夏口”?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夏水口”脱离了“夏首”的 制约,就不是“夏口”这一地名之专称,而是夏水流经之处许多水口的泛称。只要翻阅一下《水经 注》即可知道,夏水在“江津豫章口东”流出之处,有“中夏口”;再往东去“江水左迤北出通于 夏水”处,又有“子夏口”;夏水又与东南流之“扬水”,合于竟陵县之“柘口”;最后过沔阳决 入沔水,则有“堵口”。上述这些水口,无一不是“夏水口”,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三国以后有“夏 口”之专称,就将同可泛称为“夏水口”的中“中夏口”、“子夏口”等,均视为是位于武昌的“ 夏口”?二、确定“夏首”所在,先须了解夏水之流向既然王逸所注“夏水口”,实为夏水流经的 多处水口之泛称,那么“夏首”所指的,又是哪处水口呢?这就需要考察“夏首”之名本身的含义 。所谓“夏首”,当其与“夏水口”联系在一起时,其含义无疑指的是“夏”水之“首”处的水口 。现在的问题是,“夏水”究竟指的是哪条水流?它的源头究竟是在汉(沔)水,还是在长江?由 于郑玄注《尚书·禹贡》“(汉水)又东为沧浪之水”,以为沧浪水即“今谓之夏水”,后世不少 学者即将“夏水”视为汉水下游一段之名。这其实并不准确。汉水下游一段虽可称为“夏水”,但 却不是“夏水”之全体,而只是“夏水”之部分。历史上的“夏水”是一条特殊的水流。据《水经 注》引应劭《十三州记》(案:“应劭”疑为“黄义仲”,见《水经注》卷二引同书所列作者)曰 :“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分于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 之名矣。当其决入之所,谓之堵口焉。”③可知“夏水”乃因“冬竭夏流”而得名,它的发源处是 在长江(而非汉水),其流入汉水前的那一段又称“中夏水”,从“堵口”决入汉水后的一段,则 称“大夏”水。故“夏水”是由长江分出到决入汉水后的水流之总称,因而“既有中夏之目(称) ,亦苞大夏之名”。关于“夏水”的首尾和流向,还有班固、桑钦的记载为证。班氏《地理志》“ 南郡”华容县下有原注云:“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这就非常清楚地指明了夏水“始 分于江”而终“入”于汉水的事实。又桑钦《水经》亦记曰:“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 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这一记载,更将夏水流出于大江的地点(“江津”) 、方位(“江陵县东南”)及其流经的地域(“华容”、“云杜”)都作了清晰的说明。这都是距 战国时代末远的东汉学者的考察,其真实可靠自无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当郑玄注《尚书》“又东 为沧浪之水”为“今谓之夏水”后,刘澄之《永初山川记》唯恐人们误解了“夏水”之流向,而特 为指出:“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渔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应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 夏。假使沔注夏,其势西南,非《尚书》‘又东’之文。”④可惜的是,今世的某些楚辞地理研究 者,却依然在重复历史上的某些误解,而对“夏水”所在及其源头作了错误的判断。例如张叶芦以 为:“汉水即夏水从汉中东流入楚即今湖北省境,至郧县转向东南流,至沔阳又折向东流,于夏首 即夏口亦即今汉口入江。”⑤这正是因“古文”以“沧浪”为夏水,而将自汉中至汉口的汉水全认 作“夏水”的典型例子。其误在于根本不知还有从“江陵县东南”分江而出、其长五百余里的夏水 之存在。又如杨金鼎先生注《九章》,亦以为“夏水,也就是从石首到汉阳一段的汉水的别名。汉 水到了夏天水位高涨的时候,在石首东溢合于江,故汉水又名夏水。流至汉阳,才真正入江故汉口 又名夏口。”⑥这又正是刘澄之批评过的“由沔入夏”说的典型例子,其误在于将“夏水”的源流 关系根本颠倒了。三、“夏首”乃在江陵东南“夏水首受江”处弄清了“夏水”的源流关系和走向 ,则“夏首”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上文曾经说到,王逸注“夏首”为“夏水口也”, 其意尚有含糊之处。所谓“夏首”,并非指夏水流径途中的一般水口,而是特指“夏水首受江”处 的水口。倘若我们不了解“夏水”的源头及其走向,只把“夏水”视为是汉水下游之水名,则将汉 水与长江交汇之处的武昌“夏口”当作“夏首”,虽也错了,毕竟还情有可原。但当我们了解汉水 下游一段只是“夏水”之局部,而且恰恰是其五百里流程的终止之处,则还将武昌“夏口”说成是 “夏首”,就实在不能原谅了。事实上,对“夏首”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北魏郦道元早就作出过明 确的解说,其注《水经》“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曰:“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 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也。‘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郦氏 注文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屈原《哀郢》所说的“夏首”,就是指“夏水之首”;二是这个 “夏水之首”的位置,就在“江陵县东南”的长江水口“中夏口”,那里正是夏水分江水而流出之 处,故为“江之汜也”。与郦道元的解说相近而略有不同的,还有南齐时代的盛宏之,其所著《荆 州记》有如下一段记载,涉及到“夏首”之义:“江津东十余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 屈原云:‘径夏首而西浮’。又二十余里有涌口,所谓阎敖浮涌而逸。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 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矣。”⑦盛氏在文中亦引屈原《哀郢》之句,说明其所称“夏首” ,乃在“江津东十余里”处;而“夏首”的含义,则在于这里有“中夏洲”,夏水分江水而流出之 处(“江之汜”),正处于“中夏洲”之首。盛氏以“中夏洲”之首释“夏首”,与郦道元以“夏 水之首”释“夏首”,固然有所不同;但均指明屈原所述“夏首”,乃在夏水受江分流之处(“江 之汜”),却是一致的。有了这些历史地理的记载证据,我们对“夏首”所在乃在楚郢都江陵东南 ,而不在武昌“汉口”,难道还应该怀疑吗?四、如何理解“过夏首而西浮”之意从上述考察可知 ,“夏首”的含义及其所在地点,本不是怎样复杂的问题。《汉书·地理志》早见记述,郦道元《 水经注》更言之凿凿。为什么有些楚辞注家也都知道有这些记载,却还不相信它在江陵东南,而宁 肯定其在武昌“夏口”?这又涉及到对《哀郢》“过夏首而西浮”的理解问题了。按照屈原《哀郢 》对自己放逐行程的说明,他这次的离郢乃是“东迁”。倘若“夏首”真是在江陵东南的江津口一 带,那么在他过了“夏首”以后,自当乘江“东浮”才是,为什么诗中却说是“过夏首而西浮”? 对这一似乎矛盾的用语,连王逸也感到难以说清,只能注为“从西浮而东行”。其实,“从西浮而 东行”不就是“东浮”么,怎么可作“西浮”之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又另辟蹊径,将“西 浮”释为“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夏首”既然是江陵东南夏水出江 处的水口,诗人舟“过”夏首便进入了长江,又何来“路有西向”之“曲处”阻其东行?今人郭沫 若、于省吾等,又将“西浮”解为“西思”或“西背”,但也一样捉襟见肘,难以圆说:诗人明明 说的是船行方向,又怎可用人之“西思”、“西背”作解?倘若真是指人的思绪或向背,就直书“ 过夏首而西思(或背)”即可,又何必写作“西浮”?正因为将“夏首”定在郢都江陵东南,似乎 难以解说“过夏首而西浮”之句意,有些注家便怀疑班固、郦道元对夏水、夏首记述的正确性,试 图将“夏首”指为武昌之“夏口”以其作出新的解说。例如上引张叶芦先生《屈原见到郢都沦陷辨 惑》,正是从“西浮”的难以解通处,否定了蒋骥对“夏首”地点的见解,而采用了王夫之的武昌 “夏口(汉口)说:“蒋骥谓‘夏首,夏水发源江之处’,非是。徐英《楚辞札记》卷五亦谓‘夏口又曰夏首’;并说‘或引《汉书》注华容有夏水首,非也’,这实是对蒋骥说的批判……照蒋骥的说法,船过郢都东南的‘夏水首’处,明明仍然继续在‘东浮’,为什么突然改口说‘西浮’呢?这岂不是不通之至吗?”而将“夏首”定为武昌“夏口亦即今汉口”,张氏就认为完全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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