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领域，探讨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成了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自１ ９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颁奖至今，已有五大洲３０多国共９４位作家获此殊荣。然而，在中国 这个具有５０００年文明的泱泱大国里，至今还未有一人摘取这块“文学奥运会”的“金牌”。这 不能不令中国人遗憾和深思。中国作家为什么至今还没实现这一零的突破？一很多论者认为，中国 作家之所以至今未能获奖，就是因为瑞典文学院持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不能否认，在诺贝 尔文学奖授奖前期，瑞典文学院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和价值观念上的偏见。尽管诺贝尔在他的 遗言和遗嘱中都说过：“我深切盼望，这些奖金的颁发不以国籍为考虑。”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文学奖的颁发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欧洲为主的。尤其是在６０年代以前，除了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 刘易斯外，获奖的基本上都是欧洲人。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西方人设立的，评委们不可能不受意识 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评价作品时必然是以西方审美观和价值观为准绳。就这一点而言，指责早期的 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色彩，是不无道理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语言的不同 和难以沟通，大大削弱了中国作家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的确，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１８位 院士中，直至１９９３年方出现一位汉学家，在这之前的历代院士中，没有一个懂汉语。这就是说 ，中国作家的作品，委员们只能读译本。如果没有翻译作媒介，即使再优秀的作品，委员们也读不 到，更谈不上去赏识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代表的是 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上所形成的表达手段和思维模式。一部作品被翻译之后，其原有的语言特色、 审美意蕴等往往不能被充分地体现出来。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忽视了把中国文学佳 品介绍到全世界这项重要的工作。中国文学中的许多上乘之作没有得到及时译介，在被动地等待西 方汉学家的“发现”。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作家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障碍。然而近些年来，上述两种 意见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批驳。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酸葡萄心理”，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 法”在作祟。因为自６０年代后期以来，瑞典文学院在不断调整政策，努力扩大诺贝尔文学奖的国 际性。首先，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评委会中有了专门研究东方文化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从而使语 言方面的障碍得以缓解。其次，从近些年的评奖情况来看，一大批“金牌”得主不再是欧美大国的 大作家，而常常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好像评委会的委员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寻找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学种类还没有获奖。自１９８８年埃及小说家 马哈福兹获奖以来，相继有帕斯（墨西哥，１９９０）、戈迪默（南非，１９９１）、沃尔科特（ 圣卢西亚，１９９２）、大江健三郎（日本，１９９４）、席姆博尔斯（波兰，１９９６）等人获 奖。如今，最大的空白只剩下中国了。既然评奖委员会已经照顾到国别和地区的代表性了，那么为 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却一直未惠顾有着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呢？由此看来，中国的作 家作品至今不能博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不是简单的托辞可以说得过去的。二透过表面现 象究其本质，中国作家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作家作品本身。首先 ，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缺少一种本土意识。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 界的。近百年来东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的泰戈尔、埃及的马哈福兹、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 三郎等，无一不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沃土上，并兼备现代的文学观念和技法而获得成功的。在这方面 ，拉美文学的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给我国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代拉美作家也都直接受到 欧美现代作家的影响，但他们不是盲目地照搬和机械地模仿，而是将外来有益的文化养料融入本土 文化中，努力去表现不同于欧洲人生活的拉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以其富于民族特色的独有魅 力，拉美文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再看我国，自８０年代以来，作家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的指 挥棒转，成了可怜的学徒。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创作观念到写作模式、表达技 巧等等，无一不是效仿甚至抄袭西方，完全摈弃了民族传统。无怪乎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徘徊在太平 洋的上空，而不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空间靠岸。其次，从当前中国文坛状况来看，很多作家缺少一 种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名符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他们把写作视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利用手中的笔，为人们清除精神污染，塑造美好的灵魂，不管 遇到何种艰难险阻，始终笔耕不辍。而反观我国当代作家，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耐不得清贫与寂 寞，弃文经商，成为只图个人享受和追求发财致富的“经济动物”者有很多；醉心于功名，见风使 舵，投机钻营，把写作当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者不在少数；对商业对媚俗充满热情，以求畅销者屡 见不鲜；戏弄“理想”与“崇高”，热衷于痞子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者日渐增多……很多作 家对丑恶事物津津乐道，喜欢在作品中描写灰暗的现实、丑陋的人生，或者把写作单纯当作个人情 绪的发泄工具。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蒸蒸日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看不到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进取投身改革浪潮的感人场面。这些都是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现。再次 ，当代中、青年作家在自身修养方面有很大的欠缺。真正的文学大师，必然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 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技巧、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健康的心理品质等等。瑞典文学院在评奖过程 中，也是兼顾作家的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绝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着睿智的思想、敏锐的 洞察力和精湛的技艺。当代中国作家不乏才华横溢者，却由于缺少阅历、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等原 因而流于浅薄。一些作家盲目追求创作数量，致使作品语言粗糙，登不得大雅之堂。可以说，在阵 容庞大的当代作家队伍中，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一位学贯中西、真正堪称大师的作家。在浩如烟海的 文学作品中，也未曾出现那种历史涵盖力宽，思想穿透力强，深刻揭示时代、人生、人性等重大课 题的作品。要想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中国作家还需要不断地从文学大师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好好修 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最后，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问题值得一提。诺贝 尔文学奖在不同作家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位置，归结起来，共有以下三种心态：其一是一种无所谓 的心态。这部分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抱着一种可有可无、不闻不问的态度。此种态度严重妨碍了作 家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确认识与了解，自然就谈不上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为之拼搏努力了。其二 是一种对抗的心态。持此种心态的作家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在国内已声名显 赫，却迟迟得不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他们本来极其渴望获此巨奖，然而物极必反。多年的愿望不能 实现，他们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对抗的心态，于是“像揭黑幕似的对诺贝尔奖的文学评委会表示不满 ”。②其三是一种盲目崇拜的心态。这部分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衷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心 想奔斯德哥尔摩，似乎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要获此巨奖。甚至有人提到这样一则笑话：某青年作家 已拟好诺贝尔获奖演说辞，头一句便语惊四座：“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 ，早在我预料之中。”③尽管这只是传闻，但至少反映了部分作家的用心之切。毋庸置疑，以上中 国作家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三种心态，都不免失之偏颇，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务之急，中国作家应该静下心来，摆正自己的位置，有个良好的心态，这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 这项桂冠的前提。三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评委会每年都能收到几百份推荐信。经过 严格审查，候选人被逐一淘汰。从确定肯定性名单，到缩减名单，直至最后做出决定，这一整套工 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制度的严格以及评选工作的严肃认真，都是无可争 议的。但是，候选人的提名、遴选不可能不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推荐人的声望与游说、推 荐部门的权威性、推荐国的推荐战略就起着重要作用。在推荐战略方面，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 三郎的两次夺冠留给我们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多年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本国作家竞选诺贝尔文 学奖的工作，把这项工作与取得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的目标连在一起。为了提高优秀作家在国际社 会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日本政府总是竭尽全力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 三郎的获奖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举国推荐战略。当年为了川端获奖，日本政府特意把瑞典 文学院的院士邀请到日本，举行国际笔会。除此之外，还做了大量严谨而周密的工作，以保证川端 获奖的“保险系数”。难怪川端获将后公开承认，他之所以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２６年后 ，日本又利用举办广岛亚运会的时机，集各方权威人士，大力推荐大江健三郎。这一次日本政府也 是作了极大努力的，这从日本笔会会长尾崎秀树的下面一番话中可见出端倪：“我也被推荐为诺贝 尔奖候选人了。至于如何推荐、怎样活动的，就不能随便说了。日本有五六位推荐委员。”④总之 ，为了使本国文学快速走向世界，日本政府、日本笔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实际操作方面，我们国 家存在着严重的欠缺。凡欲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者，必须有权威部门和强有力的人推荐、游说，作家 个人提出的申请委员会是不予受理的。而中国至今仍未把参与竞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建立一 个专门的负责机构。仅靠国际上的少数友好人士或民间自发力量的推荐，太具偶然性而缺乏可靠性 。中国作家要想进军诺贝尔文学奖，关键是要把中国文学大力推向世界，使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就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持。“当然，关键还是要有更为良好的文化环境，要有真正伟大、深厚、优秀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并且大家配合着一道来，做很多具体细致的准备工作。”⑤这样，中国文坛才有希望实现这一零的突破。２１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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