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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艺术观与回族文学创作

Summary by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16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九月 20, 1999
一、伊斯兰教艺术观宗教与艺术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属于上 层建筑,它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运用形象思维对客观世界进行直观、生动、感人的反映,都闪烁 着思想的火花,体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了更好地感染人的情绪,拨动人的心弦,宗教与艺术都 特别注重感受的体验、情绪的酝酿和情感的抒发,以便唤起人们的共鸣。所以,宗教与艺术的联系 是十分紧密的,宗教总是利用艺术对其不断地进行影响和渗透,以形成一种宗教氛围,来劝说和征 服人们,从而为宗教服务;而艺术为了全面、直观、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也不断从宗教中吸收营 养,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民族宗教也总是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和传播,于是就 出现了一种带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宗教色彩的艺术形式,这便是民族宗教艺术。其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包括民族宗教经典、教义、礼仪、音乐、绘画、建筑、舞蹈、故事、传说、文学等等。其中, 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它强烈地影响着艺术各要素。而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教又往往与 整个民族的发展连在一起。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在世界观 、审美观、艺术观等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其中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几 乎同生同长,共为一体;回族伊斯兰文化就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吸收其他民族有益成份,逐渐发 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在回族人的世界里,伊斯兰教的渗透与影响无处不在,因而,在回族的艺术观 中伊斯兰教成为根本核心,它决定着回族的文化艺术观,这种文化艺术则充分体现了伊斯兰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艺术。《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其本身就是一部 艺术宗旨鲜明、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伊斯兰教经典。它不是单纯的机械的说教和训诫,也不是用抽 象的表现形式来阐述伊斯兰教的信仰,而是用艺术的方法和形象的语言来表现人、生活和世界,充 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人生观。而这种世界观、人生观恰恰是伊斯兰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思 想理论基础。“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古兰经》2:2)伊斯兰教世界 观首先是对真主的认识:真主是全能的造物主,它创造着、安排着、主宰着一切,万物归于真主, 只有认识到真主的永恒性,整个世界才会呈现在人类面前。这便是伊斯兰世界观的核心,它指导着 穆斯林对人、生活、世界的认识,支配着其艺术观的形成。真主的神圣性、独一性、永恒性表明真 主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同时,真主还是无具体形象的,它“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 内、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①真主是不能用任何一个东西来比喻和形象地刻画描绘 的。因此,在伊斯兰艺术中就不能以确切的形式来表现真主,从而也就绝对禁止和排除偶像崇拜。 “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那些偶像怎么应受崇拜呢?”(古兰经》46:4)“我的主啊,求您使这 个地方变成安全的,求您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偶像崇拜。”(《古兰经》14:35)“真主啊 ,偶像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古兰经》14:36)绝对排除偶像干扰,专心致志地崇拜真 主,使伊斯兰创作的一些艺术形式,如绘画、工艺美术等有着一定的内容范围。其次,伊斯兰教对 现实存在的种种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人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伊斯兰教认为人是真主在 地球上的代理人,他们是最活跃的,他们有软弱的一面,也有坚强的一面,这种软弱与坚强紧密相 连,有时一方会战胜另一方,从而表现出时而堕落、卑贱,时而进取、伟大。“人祈祷祸患,象祈 祷幸福一样,人是急躁的。”(《古兰经》17:11)“人是争辩最多的。”(《古兰经》18 :54)十分完美、纯净、无丝毫邪恶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伊斯兰教不主张虚假地描写人类社会 。这种真实的认识,则给艺术创作,特别是对语言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伊斯兰教还认为 :人在宇宙间唯遵从安拉,人对真主是被动的而对宇宙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主动的、积极的。人不 仅要为“后世”履行义务,而且还要完成今世的义务,提倡今世与来世兼顾,入世与出世相结合。 所以伊斯兰教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劳动、生活、进步、发展,勇于探索真、善、美,追求 幸福和欢愉。同时,还认为真主不仅是永恒的,而且也是美的,因而它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也渗透着 美,存在着美,从而要求人们建立起符合真主引导的正确的生活规范,以美的规律建构生活。而正 确的艺术文化更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它能不断地引导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从上述可见,伊斯 兰教世界观决定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建构,这种文化建构已成为回族穆斯林心理结构中的文化积淀 ,不断地影响和规范着他们的艺术观念。二、伊斯兰教艺术观影响下的回族文学创作文学作为人类 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和情感表达的载体,必然会受到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回族由于对 伊斯兰教的信仰,必然在其文学创作中打上宗教信仰的烙印。1、伊斯兰教思想或故事往往成为回 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的内容题材在回族民间文学中,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用汉语文创作出的 不同于汉族文化的民间文学艺术;二是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渗透着阿拉伯伊斯兰 文化的思想,并注入了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同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回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即 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及在这种信仰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情趣。在回族民间文学中,不 仅用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来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安拉”、“尼卡亥”、“顿亚”、 “乃玛子”等词语屡见不鲜,而且在许多故事的内容中就注入了有关伊斯兰教的思想,如《尔里的 奇遇》中,就围绕尔里请阿訇念“夜头”(夜头:开斋节前几天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夜晚,一般为斋 月27日)进行的。这类故事在回族民间文学中不胜枚举。甚至许多故事则直接来源于《古兰经》 ,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回族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阿丹与好娃》、《人祖阿丹》等。因此 回族民间文学颇具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它影响着回族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表现了回族人对 伊斯兰教的虔诚心理。回族人历经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的精神意志,反映在文学上呈现出了一种庄 严、神圣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对人的素质培养具有强大的净化作用。如叙事长诗《歌唱白彦 虎》集中地反映了白彦虎起义军斗争的艰难和白彦虎这一回族英雄形象的正义、勇敢和韧性。白彦 虎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回族民族英雄,也是西北回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典范。1862年陕西回民 起义,白彦虎率领其队伍曾多次打败清政府派来镇压起义的官兵。后来由于左宗棠率军大举围剿, 致使起义相继失败。而白彦虎率领其队伍坚持战斗,从陕西转战到甘肃,又从甘肃转战到新疆,最 后到了俄国。这篇回族人民口头传唱的史诗,就是叙述白彦虎的队伍离开陕西之后,经过甘肃转战 到新疆的情况。长诗一开始就叙述了起义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然后通过描写白彦虎与清廷凉州提台 马其虎以及马安良的一系列对话,表现了这位回族起义首领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不要说你马其 虎的军队,大清军全到来,我不害怕”。在起义转入低潮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在起义军生活十分困 难之际,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始终保持着自己顽强不屈的英雄本色和义军原则,这就是一种崇高 的精神品质。这种崇高的美感,使人对其产生了一种崇敬、肃然起敬的“高山仰止”之情。2、伊 斯兰教思想深植于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定势、思维定势作为一种民族情结的 民族自觉意识的回归,是新时期以来回族作家在创作中的一种突出表征。伊斯兰教思想的渗透已成 为创作中的一种民族的心理情绪及思维定势。其中阿訇形象的塑造是一突出典型。从“左”倾路线 下的迫害者到德高望重的爱国者,再到文化意义上的精神领袖、殉教者,一系列宗教人物———阿 訇的形象刻画越来越丰富,愈来愈有了精神文化的意蕴。②其中,张承志、唐英超所塑造的阿訇及 其他宗教人物形象更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悲剧美。张承志的作品最能体现出伊斯兰教艺术观,他是伊 斯兰艺术观的直接实践者,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渗透着伊斯兰教的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不论是《黄 泥小屋》中的老阿訇、《西省暗杀考》中的师傅和伊斯儿、《错开的花》中的铁阿訇,还是《金牧 场》中的老人都有着强烈的伊斯兰教意识,均表现出坚定的信仰支配下的顽强坚韧、宁折不弯、刚 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体现了西北回回民族“黄土碱水所喂养出来的血情”。《金牧场》 中对老人的描写,正是那个残酷的时代,回族在统治者的压迫面前,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真实写 照。那老人“曾经胸腹上面插着四把尖刀,四把尖刀剜着他的四肢,同时卸着他的四肢……官兵问 他:‘你还要你的真主么?’老人高喊道:‘阿拉乎厄克拜尔!’……官兵把老人卸成了一截肉柱 ,可是那鲜血淋漓的肉柱上面,那颗头还在高声呼唤着,阿拉乎厄克拜尔……”精神世界的充分张 扬与浪漫主义笔调结合营构出了满目悲壮的氛围。张承志正是以浸满了民族血泪的黄土高原为背景 ,用自己的心灵,探索着西北穆斯林的生活历史、宗教感情、精神世界和心灵境界。同样地,唐英 超在其《大阿訇》中,在深层文化背景上也真实地刻划了大阿訇马化龙的性格,形象地描绘和展现 了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马化龙是西北穆斯林十分崇敬的精神首领。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伊斯兰教信 仰、精通伊斯兰教义、宽厚仁爱的有威望的大阿訇,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在民族危难之际,他 为了回族生存发展,挺身而出,带领全家一百多口人亲赴敌营,“愿以一人抵罪换取族众无辜者性 命”,充分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品质和民族气节。这不仅仅是一个起义者首领的形象,而且是回 族民族精神的象征。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美感,这种品格和精神只能在坚定的信仰的支配下才能具有,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的信仰,才使人具有了这种精神品质,从而呈现出崇高神圣的美。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作为马化龙回族起义事件的延续和尾声,再一次地充分体现了回族坚韧不拔、宁折不屈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特点,展示于人的是一幅壮丽的画卷。张承志在其《错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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