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吴爱月／著［摘要］萧红、张爱玲以独特的 视角，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可悲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并揭示了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源。但她们的个性 气质、文学观念、反映的妇女类型以及叙事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通过比较分析，文章认为造成这 些异同与她们的性别、身世、经历、所受的教育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并且认为，这些异 同不能成为评价二者高下优劣的标准。［关键词］萧红张爱玲女性视角叙事生存状态比较［中国图 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Ｉ２０７．４萧红、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优秀的女作家。她们的 创作，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笔致，描写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 生存状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女性悲惨的命运。她们的创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画廊增添了绚 丽的一笔。在反映妇女问题上，她们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有所不同，而她们彼此之间也各有相异。本 文拟对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的异同作些比较分析，以便帮助我们了解作家作品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影 响作家创作的内外因素，认识相同的文学主题与不同的表现手法，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一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关注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萧红、张爱玲不是第一个。自“五四”运动起，大批接受 了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女性，走向了文坛，且她们在登上文坛之初，就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笔端指向 妇女解放这个时代的主题。如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隔绝》、凌淑华的《花之寺》、丁 玲的《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等，以爱情、婚姻悲剧为题材，画尽了觉醒了的女性敢于向命 运挑战、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抗争精神。她们在女性文学建树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但是当我们今天重读她们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在开始阶段，她们所提出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和 个性解放等，其实所要争取到的只是自由选择一个自以为值得信托，足以终身依靠的伴侣的权利。 并未意识到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争取到经济上独立这一前提条件。因此，这只是妇女走向解放的第 一步。这一点已被多数论者所认同。此外，当时女作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知识女性，关注她们的爱情 、婚姻，她们的心灵苦闷。而且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大抵从人道主义角度，站在人物之上俯视和 悲悯人物。３０年代后，以民族战争为特点的如火如荼时代的到来，文坛上这样细腻地表现和描写 女性生活和感情的作品，几乎销声匿迹。这时萧红、张爱玲是两个异数。萧红、张爱玲出现在不同 的历史背景，但她们都以作品反映了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和思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除了作家自身的艺术才华外，还与她们所处的环境、时代及独特的艺术视角有关。正是在这一点 上，她们超越了“五四”前辈们。萧红的创作，从早期的《王阿嫂之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 月》，妇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她笔下的王阿嫂（《王阿嫂之死》），王婆、金枝（《 生死场》），小团圆媳妇、王大姐（《呼兰河传》）等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她以细致的 笔触、生动地描写，表现了她们充满痛苦和屈辱的蚁蝼不如的生活，也展示了她们悲惨的命运。她 笔下的妇女几乎没有一个是命好的：十七岁花季的金枝在男人诱惑下失身，这一闪即逝的爱情带给 她的是终身难以摆脱的耻辱；充满了对生的渴望的小团圆媳妇受不住婆婆的调教死于非命；年轻的 媳妇们在无节制的生育劫难面前一个个倒下死去。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相比，萧红有着自己独 特的视角，即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展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的作品总集名《传奇》，写的都是沪港社会里没落的半官半宦人家的小姐少奶奶们的故事 。她以冷静的笔调、超脱的气韵，写了生活在现代都市社会里的女性所具有的充满疮痍的感情生活 。爱情与婚姻的背离是女性文学的母题，而婚姻又是改变一个女人命运的最佳途径。出身贫寒的曹 七巧，勇敢地接受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嫁给官宦人家的二少爷——一个残废的男人做老婆。为了金 钱，这个曾拥有过青春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凶狠残酷的姜老太婆（《金锁记》）；原本纯洁 浪漫的葛薇龙为了爱情，走向了把自己的一生命运系于一个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自甘堕落为伥鬼 （《沉香屑·第一炉香》）；离婚居住娘家的白流苏，在遭到哥嫂的冷言冷语之后，为了生存，她 以自己残余的青春为赌注，去寻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丈夫，经历了一场曲折苍凉的恋爱冒险，也 因自身的卑弱、自私和虚荣而走向了庸俗（《倾城之恋》），还有于敦凤（《留情》）、许太太（ 《等待》）等等。她们生活在感情的悖论中：要求安稳，就得找一个可依靠的男人，而男人又是不 可靠的，她们的感情无一不是“千疮百孔”的。千百年来，女性就这样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披枷带 锁匍匐生长。张爱玲以女性的直觉和她善悟的聪颖去临摹挣扎在心狱煎熬中的女性群像，诠释无奈 、晦涩、凄楚的人生和人性被践踏、被扭曲的历史，令人不寒而栗。显然，在女性视角、女性立场 和感悟上，萧红和张爱玲是一致的。这当与作家生活经历等有关。萧红、张爱玲出身于大富人家或 名门贵族，少年时期都过着寂寞、缺少家庭温暖的生活，又都在少女时代逃离父亲的家门，在婚恋 问题上都经历了坎坷曲折等等。这种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她们的创作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 萧红来说，在诸多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在她短暂 的一生里，倍受身为女性的劫难，多次受到男性的欺骗与伤害。这种深切的体验一值保留在她潜意 识深处，影响她创作的始终，并演化成她笔下各色各样的女性形象。张爱玲作为她那个曾辉煌一时 的家族没落后的见证人，又是家庭解体的受害者，她的生活和感情是残缺的。虽然她逃离了那个家 庭，但在感情上又与这个家族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弥漫在她作品中的没落感和随处可见的 冷酷、残缺的人际关系及畸形、变态的婚姻，足以表明了她的生活经历对她创作的深刻影响。不仅 如此，在产生妇女悲剧命运的历史根源的揭示和对之进行的文化观照上，两位作家又不谋而合。她 们两人的创作，不只是对妇女悲剧命运的描写和表现，更在于对妇女何以有这样悲剧命运的终极关 怀。这也是她们超越丁玲等前辈的地方，而与鲁迅有某些相同之处。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就与 “五四”前辈们不同，她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不只停留在爱情、婚姻等自身解放的问题上，而是把 笔触深入到妇女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状态的揭示上。《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一章，对妇女生 育惨状的描写，令人颤栗，而即使在这九死一生的状况下，她们还要受到男人这“严凉的人类”的 刑罚。生活和生育是妇女必须面对的恐怖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频繁地将妇女们的生死与动 物的生死混合交叉在一起描写，当“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窗外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 在生小猪”的时候，三个村妇——五姑姑的姐姐、金枝和李二婶子也分娩了。“在乡村，人和动物 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它不仅揭示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女人非人，女人等同于动物， 她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和动物没两样，同时也指出了造成妇女们动物般境遇的，首先是男人。他们 野蛮、粗暴，是女性最直接的压迫者，在封建社会里，男人虽是奴隶，女人则是奴隶之奴隶，她们 的命运生涯是黑暗无望的。萧红从创作伊始就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文化思路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 事实。《生死场》与一般反映抗战的作品不同，作者着重描写的是世代相因的东北农民是何以在生 、死之间征服自身存在的顽固的传统意识，从而觉醒起来的艰巨过程，进而把现实内容的思想意蕴 开掘到社会历史的最深层次，深刻地反映农民在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下的精神病态这一历史课题。 在《呼兰河传》里，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呼兰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千年流传下来 的封建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民风习俗，已深入到人们的脑髓里，作品中那个“黑呼呼， 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在决心“规距出一个好人”的婆婆的“调教”下，在都希望她成为一个“ 真正的团圆媳妇”的众街坊的满足的观感中，被“调教”死了；那个原先人见人爱的王大姐，只因 嫁给了一个穷磨工，也难免地在众人比寒冬和贫困更为残酷的冷漠与奚落声中悲惨死去。原因是她 们“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而组成这“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众 乡邻，都是善良无辜的，他们正身陷“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之中。萧红的过人之外在于她不 仅从社会机制，而且从文化层面来进一步探讨妇女的悲剧命运的深层因素。在这一点上，她与鲁迅 是一脉相承的。和萧红一样，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也是一批几千年封建传统意识所造成的世世代代为 男性附庸的女奴，明显带有对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中普遍的国民意识的批判性。这些生活在现代都市 社会里的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其中还有受过西洋教育的。但在她 们身上，总是散发着行将死亡的腐朽气息，血管里惊人一致地流淌着封建意识的血液。她们中，有 知识的如白流苏，没知识的如曹七巧，为经济的如于敦凤，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老老少少的女 性，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就是来自世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是女性生来就是男人的附 庸的传统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几千年来主宰着女性的生活、命运、肉体和灵魂。《金锁记》是 张爱玲最优秀的代表作，曹七巧从一个卖麻油人家的女儿到登上姜公馆“二奶奶”的位子，她一生 奋力争取的是一笔死钱，同时她也被死钱所占有。长期的压抑和煎熬使她人性扭曲，道德沦丧。她 被黄金锁住了，就用枷角也劈死几个人，连亲生儿女也不放过。这又使我们想起了鲁迅的那句名言 ：“被食、自食、食人”。曹七巧是现代文学史上被金钱和欲望毁灭的典型。小说通过曹七巧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揭露了几千年历史积压在女性身上经济桎梏的沉重。正如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的，中国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①正是经济，这充满血腥气的枷锁，使得女性被桎梏几千年，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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