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原的周边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学习汉语、汉文的传统。中原汉地的历代统治 者，为与外界沟通，亦注意设馆教授外族语文，同时非官办的外语的教学也有所发展。中国自秦汉 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这个观点来谈论语言教学，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今天我国一些跨国境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是这样。故我们研究古代外语教学史时， 亦应注意我国对周边民族语言的研习活动。辽金元时代异族文字的研习契丹人操一种古蒙古语方言 ，原无文字，以刻木记事。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创制了契丹文。神册五年（９２ ０），契丹人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将所学汉字“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①。《契丹国志》也称契丹字有数千。这种文字称为契丹大字。数年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弟 耶律迭剌受回鹘文拼音影响，在大字的基础上制契丹小字②。契丹文流传不广，学习者多为契丹贵 族及女真诸部贵族。辽亡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金政权继续采用契丹字③。耶律大石建西辽，把契丹 字传至西域。甚至有些西辽汉官也掌握了契丹文。１３世纪初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至中亚，曾 向一位西辽郡王李世昌学习辽字，他自称“期岁颇习”④。女真语是满一通古斯语的一支。从语音 学的角度看，女真语更接近于今赫哲语，即俄罗斯远东的那乃语。女真原无文字，金太祖完颜阿骨 打命完颜希尹和叶鲁仿契丹文和汉文创制女真大字，于天辅三年（１１１９）颁行后，金朝在各路 设学校教授之。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叶鲁（耶鲁）受命赴上京“教授女直字”。金熙宗时又创 制了女真小字。世宗大定四年（１１６４），金在各谋克中选择良家子为女真字学生。九年（１１ ６９）又从各路学生中选优者１００人至中都进一步提高女真文水平⑤。十三年在中都设女真国子 学，有两个等级学生共２００人；并在诸路设府学、州学２２所，以新进士为教师学生不但有女真 人，也有汉人⑥。金亡后，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在元明两代仍然研习女真字，直至明正统年才废弃⑦ 。金代为教授女真语，应当编有女真文字书。唐代碎叶川的西突厥突骑施部采用源于阿拉美字的粟 特字母创制了一种突厥文，后为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
畏兀儿人）和哈迷立人所使用，我国 一些学者习惯上称为回鹘文，在元代称为畏兀儿文或“北庭书”。畏兀儿是金元时代西域文化发展 程度最高的民族。西辽皇室从畏兀儿延请学人，教授皇子学习这种文字。入元以后，由于蒙古贵族 的征服，中原与西域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畏兀儿文也传入汉地。蒙古国初期宋朝派往北方的使 臣曾了解到蒙古国使用三种文字，既蒙古文、回回字和汉文。行于回回之地的官方文书用回回字， 由田镇海主之。据宋使观察，“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在汉文文书的 年月之前，镇海常“亲写回回字，云付予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 书”⑧。许多学者都把《黑鞑事略》中提到的“回回字”释为波斯文，笔者在《〈回回馆杂字〉与 〈回回馆译语〉研究》⑨一文中也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一推测有重要缺陷，即忽视了镇海所主持 的“回回字”只有２１个字母，而波斯文有３２个字母，与此数不符。史书对镇海的族属说法不一 ，但不外于克烈人和畏兀儿人。当时克烈人信奉的是聂思脱里教。畏兀儿人信奉的则是佛教或聂思 脱里教。当时在克烈部和畏兀儿之地，并不存在有组织的研习波斯文的活动。畏兀儿文使用１９～ ２３个字母，其数目因时代和文献而异。元陶宗仪《书史会要》说，畏兀儿字有２０余个字母，除 重名外只有十五个音，因此产生代用字母①０。正与此合。《黑鞑事略》提到，蒙古字与“回回字 殆兄弟也”。畏兀儿体蒙古文的确是在畏兀儿文的影响下创制的。因此镇海所主持的“回回字”是 畏兀儿文。蒙古人攻占华北和西域后，许多蒙古官吏和色目贵族迁居中原，为统治汉地，需要大批 翻译人材。金朝沦陷区内旧有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多数汉人绝了仕途，而会“回回字”即畏兀儿文 和蒙古语的人却可轻易获得一官半职或做通事，作威作福，所以燕京城里“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
译语”①１，往往初学者研习不久，便被拉去当翻译。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在 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方知文字之重要，遂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 自左向右竖写，并教授蒙古弟子，是为畏兀儿字蒙古文。金末在华北蒙古国辖区内，蒙古文、畏兀 儿文与汉文同为官方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命吐蕃人八思巴制作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后称蒙 古国书），至元六年（１２６９）颁行后，畏兀儿字蒙古文不再作为官方文字，但仍在民间流行。 以后迭经改革，沿用至今。八思巴字由藏文字母改进而成，共有字母四十多个，自上而下直写，自 右向左行。它采用汉字方体字形，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颁行蒙古 新字时，世祖曾明确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故八思巴字除用以拼写蒙古语以外，也拼写汉语 ，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有拼写蒙古语和汉语时所代表的音值不同。元世祖企图以一种通用字 母拼写蒙、汉、藏等各民族的语言的努力，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创造性的尝试，也是 制作汉语拼音字的第一次尝试。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元政府在大都设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 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初设时“未有员数”。大德十年（１ ３０６），政府为学生增加“廪膳”，改进待遇，人数也由过去的３０名增至６０名。延二年（ １３１５），学生数增至百名，其中蒙古人５０名，色目人３０名，汉人２０名。此外“百官子弟 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因听课人数过多，曾一次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为解决 希望就学人数与学生员额之间的矛盾，政府允许在一百人名额之外，再增加５０名，其中汉人３０ 人，蒙古人２０名，但其中只有３０人可享受政府一年二次发给的纸札笔墨。诸路的蒙古字学设于 至元六年（１２６９），比燕京的蒙古国子学早两年。中书省规定，各地方官可送子弟入学，人数 依级别而异。民间人士入学者在２５人至３０人之间。学生可依法免除杂役，专心学习。大德年间 各州府的入学名额也确定下来，约在１０名至２０名之间。元贞年间政府确定各地须划出一定的田 地，以其收入用作蒙古字学生员的生活费用。政府命将《通鉴节要》译为蒙古文以为大都的蒙古国 子学和诸路蒙古字学的教材。其学官称教授。府州级的教授初定为从八品，再任路级教授，可升为 正八品。大都的蒙古国子学学员毕业后，政府“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至大二 年（１３０９），在学校设“伴读员”４０人，大约相当于辅导教师，以在籍上学员学问优长者补 之。地方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也须通过翰林考试，合格者可充学官译史等职①２。唐以后，用汉字 录写他族语言，编写字书的传统代有其人。元代为方便汉人与蒙古统治者交往，编写过《至元译语 》一类的书籍，以汉字录写蒙古语词汇，再给出汉语释义。这种字书继承了北朝时代以汉字“录写 本言”，再加汉字释义的古老传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双语对译字典。在大多数场合下，元代汉文 史籍中提到的“回回文”和“回回字”，并不是田镇海所主持的畏兀儿字，而是另一种文字。回回 文字的地位特别重要，元政府在主要的机关内都设有回回椽史，回回译史或回回令史等官。王恽《 中堂事记》（上）记云，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 ，译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①３。普速蛮，即波斯文ｍｕｓａｌｍａｎ的音译 ，义为穆斯林。明代《回回馆杂字》“地理门”第８９词为ｍｕｓａｌｍａｎ，汉字注音“母苏里 马恩”，旁译“回回”①４，可见麦术丁这类回回译史、回回椽史和回回令史等人所书写“普速蛮 字”应是波斯文，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担任汉语与波斯语互译工作。元政府为了培养译员，设置了 专门机构。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 。”但这个回回国子学估计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元年（１３１４）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 设监官”，按世祖旧制“笃意领教”。由于回回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西行的使臣，东来的西 北诸王差官所携带的关防文书，多以回回字写成，所以必需培养能书写波斯文的专门人材。至泰定 二年（１３２５），入回回国子监学习波斯文的“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日渐增多，其学官 及生员总数共５０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资助“饮膳者”者，有２７人。元政府遂下令，对未能享受 供给的一名助教和２４名生员也提供饮膳。当时政府“百司庶府所设译史”，都从回回国子监内选 取生员充任①５。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内教习波斯语的教材，今已不存。元陶宗仪《书史会要 》中称：“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这份回回字母表，与回 回国子学或回回国子监的教材或许有一点关系。回回国子学内还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 。这种文字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回回人麦术丁对总制院使桑哥提出 ：“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有，我则些少理会得。”这就是说，当时社 会上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极少，麦术丁手下只有一两个人会这种文字，而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 丁恐怕“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他担心下一辈人将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 ，遂要求政府设置官学，教授这种文字①６。但此议事并未立即施行。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 ，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尚书省又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鲁丁通亦思替非 文字，要求授之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进行教习，这一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日本学者岩村忍认为，“亦思替非”可能是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ｉ“伊斯坦布”语，即拜占廷语的音译①７。吾师韩儒林教授曾推测，亦思替非文字可能是波斯文。上面提到，元政府各部门都设专职波斯文翻译人员，与《通制条格》中提到的很少有人会这种文字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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