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古文论转换的理论、实践暨启示吴中胜摘要面对古文论转换的历史性课题，近代学人作了 多方面探寻，其中成就较大的要数王国维的“能动理论”。他主张学术的独立性，学者要把学术本 身当作目的；面对外国外来思想要求中西化合。关键词古文论转换能动理论独立性中西化合古代文 论的现代转换，是当代学者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近代社会，这个 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学者们面前。一清朝前、中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博学之士的出 现，标志着古代文论进入全面总结阶段。进入近代社会，随着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涌现，历 史召唤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建构。面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许多学者作出了各自的问答，开始了古文 论的转换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如按其主张的主要趋向来分，大致可分为复古和反传统两派。复古的 中坚力量是以章太炎为领袖的国粹派。国粹主义所要保存的国粹，是指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他们 要复的古，是指汉族古代的典章制度。他们高扬国粹，主张复古，目的是为了反对满清皇室的统治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又把汉族的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都说得天花乱坠，似乎靠此即能包治百病。 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的激情，而非理智的科学分析。在这种激情支配下，他们的文学观念 也难免固步自封。章炳麟虽也认识到了文学的困境，但他解决困境的办法却并非高妙：“诗至清末 ，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 ，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①面对文学前途的山穷水尽，他不是向前 看，向上努力，而是回头看，怀恋往昔。章炳麟也追求文学之进步，但他主张的途径则是：“以发 情正义求进步”。所谓“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义，“义”就是“作文的法度”②。 熟悉古文论的人们知道，这与传统文论中“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温柔敦厚”、“义”与“法” 等观念一脉相承，并非什么新创。复古派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找到新路。思想取向与复古派相 反的是反传统派。高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杂诗》）的龚自珍，主张“我手写吾口”（《己亥 杂诗》）的黄遵宪等都是此派的重要成员。而极力鼓吹、张扬“文学革命”的梁启超实为其中坚代 表。在梁启超看来，文学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要改良政治，必先改良文学。“欲兴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 力支配人道故”。他认为“诗界千年靡靡风”，“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夏威夷游》 ）把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诗歌概以“靡靡”一言以蔽之，虽表现出他对传统诗歌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评判的偏激，也表现了他呼唤文学革命的热切。和政治上的改良一样，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也是 希望旧瓶能装新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论“革命之实”说：“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 可举革命之实也。”“新意境”就是诗写新人新事新思想。正如他评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以 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说，“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是为诗界开一 新壁矣。”实际上要求诗要有新的认知价值，而“旧风格”则要求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审美情趣 不变。“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终究未能把握传统文论中“质文代变”的神髓，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 ，“只能说是政治上的改良维新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③其命运也只能和其政治改良同归于 尽，终归失败。二在近代众多的学者当中，王国维的思想和实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正如陈寅恪先 生所说，先生之遗书，“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 轨则”。④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如历史学、考古学、音韵学等，这里我们单提其文学批 评思想，看在这方面王国维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以何“轨则”。关于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具体内容如《 人间词话》、《红楼梦研究》、《宋元戏曲考》、“境界论”等的研究可谓多也。但是，当年王国 维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古今中外的文论思想？以怎样的思维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呢？他的理论 结论固然值得重视，但他探讨理论的过程和方法似乎更值得人们的借鉴，我们有必要在这一方面作 一探讨。王国维对当时文学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随着西学东进，当时的学界也存在着“失 语症”。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氏揭示了这一现象：“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 而下之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 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面对 西学入侵，学界采取的并非理智的态度，而是不加分析的弃与用：“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 ”。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对清朝学术风气变化分析时，王氏认为“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 。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今者，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不待言。世之 言学者辄伥之无所归”。面对学界的风云变幻，处在学术发展进程十字路口上的学者们“伥之无所 归”。这也可算是一种“失语症”了。针对学界的困境，王国维具体分析了中西国人及学说的各自 特质说：“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 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差之间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质的也，通俗的也， 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 综括（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及分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之二法。故言论 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 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 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 ｅｓ）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 欧洲中世学术之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夫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莫 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 名而存放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闭关独立之时代 ，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自然之势也”。（《论新学语之输入》） 王国维的分析未必千真万确，然而他经过较理智之分析，认为中西语言，学术迥异，乃自然之理， 不能不加分析地弃或用，滥用之或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同时指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ｓ 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之地位也。在王国维看来，中西文化学术必需统一起来，而且 能够统一起来，中西互补，才能共同推动在学术进步。“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 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言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 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知也”（《国学丛刊序》）。“余谓中西之学 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属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 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群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二者之不能并 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矣。”王国维的治学思想是容新旧中西于一体，中西互相推进的治学思想 ，但这种思想又不是简单的中西合壁；而是中西互补，有机结合，其中有一个主次问题。在王国维 看来，要以我为主，以中化西，这就是他的能动思想。三王国维的能动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近年之 学术界》一文中。文中王国维首先回顾了中国学术漫长的发展史，在这条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 学术从未进入一个与外界绝缘的真空状态，而是在外界风习不断影响下一步步艰难地走到今天。期 间，有时是以我为主，外界为辅，中国学术能动地接受外界风习为我所用，是为能动时代；有时是 以外界为主，以我为辅，中国学术在外界强大风习的压力下被动承受外界风习，是为受动时代。王 国维说：“自周之衰，……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之上，灿烂放万丈光焰。此为 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 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 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播经译论者云集南北之都。自六 朝至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 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也。自 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观生矣，西洋之思想是也”。在 王国维看来，本朝的学术状况形同两汉，思想界停滞不前。此时容易受外界影响。“达尔文斯宾塞 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竟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一时学海波涛沸腾矣。”王国维担忧的不是 外界思想，而是中国人对外界知识的无知，是中国人接受外界风习的被动状态：“附和此语者，非 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这种非理智的接受，必然是一种受动状态。王国维呼唤能动时代的到来。 王国维以为要学界能动时代的到来，首先必须强调学术的独立地位，有的学者概括为“独立说”。 王国维指出，近人喜谈外来学术，“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 之目的耳”。学术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这种东西“由学术之方面观之谓之无价值可也。”在王国维看来学术要独立，根本的是学者要独立，要学者把学术本身当作目的。“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然而近来高喊学术的人，在王氏看来并非真正的学者，“庚午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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