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夏志清现象的启示

一在《汉学的悲剧》一文中，我曾对在美研究的几个题目作了总结———主要是总结了从文艺复兴以 来西方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的历程和学术积累。我痛苦地发现，西方汉学的兴衰与中国国势 的抑扬、政治经济文化的消长是始终连在一起的。换言之，西方的汉学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 号（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ｍｂｏｌ）来诠释西方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和态度。严格来讲，“汉学” 这一术语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早已不再使用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的研究应该叫做“中国学”（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尽管如此，“汉学”一词在中国学人和知识分子中仍在使用，一般专 指西方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以及对人文科学中历史、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这是西方文艺复兴 时期原始意义上的“汉学”。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暂沿用这约定俗成的旧术语。大家知道，明以 前的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高峰。中世纪神权横行、小国分治的局面使得欧洲文明远远落 后于中国，元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以及明中叶以来葡、英、法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华帝国的文明 、富庶、辉煌与雄伟，曾经是整个欧洲人朝思暮想的文明梦境和奋斗目标，从而掀起了历久不衰的 “东方热”。在以后的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曾把中国比作理想国。由于渴望了解中国，西 方一批最优秀的学者也献身于对中国的研究。这种研究最早在德国、法国、俄国、英国进行，后来 盛行于整个欧洲与美国。但是，这种极度升温的中国热渐渐出现了“不谐和音”。随着西方军事、 政治、经济的侵略，西方文化也积极向中国渗透。鸦片战争后，西方各色人等进入中国社会，他们 在进行宗教、政治宣传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较深入的了解。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黑暗 部分，夸大地报导了他们的见闻。这不但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客观上又被怀有野心、热衷于 殖民掠夺的人物所利用，为其瓜分中国提供了舆论准备。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波及到了西方汉学 界。此时和以后的汉学家们大多迎合政府与民众心理，满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把中国人描绘成一群 怪物：文化封闭、人性卑鄙、缺乏诚信、无革新能力，是天生的奴隶。更为不幸的是，自此以后， 中国人落后、无理性的结论竟为西方社会普遍认可，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 战对抗中得到强化。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误解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先不说愚昧的清政府使中国 由强转弱，以及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宰割中不能自拔；中国知识界本身便没能严肃地 肩负起使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没能正面介绍和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形象。 清朝晚期，数千年来从未遇到过强大挑战的中华文化经受不住西方列强坚船利舰的攻击，受到极大 震惊。破国伊始，知识界在强烈的仇外心理中忍辱屈尊、卧薪尝胆，主张“师夷而制夷”，使紧闭 的国门渐开一线。然而未等师夷的队伍排列成行，清廷便在外忧内患中被推翻了。其后连年战乱， 国学无所维系，救国图存的任务被学人放在了首位。中国“汉学”的雕零，亦造成了西方学界在了 解中国文化方面的浅薄。与之相比，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则要丰富得多。这当然与中国人发奋图强 学习西方有关；但反过来讲，为什么西方人没有我们一半———甚至１／１０的热情来学习或理解 我们的文化呢？这里就有现在这个后工业时代文化影响的强势与弱势的问题，亦即：西方学者正是 以他们西方中心的价值标准与理论模式来衡量与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由于中国学人和批评家的 长期缺席，西方汉学长期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纯粹的西方治学模式、理论观念和学术技巧去 研究、批判中国文化，怀着倨傲的心态俯察中国，甚至把中国当成一个病态社会的案例来分析。这 就很难指望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是钟爱汉学，怀着无限的同情来研究中国文化，赞美中华 文明，甚至达到了不辞其咎的回护程度。但是，过犹不及，酷评与溺爱都不是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研 究应有的建设性态度。除了上述政治、社会、文化的原因外，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典籍研究，汉学的 批评方式和立足点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严格的学术意义而言，它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凡 治中国文学者都知道，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大多是由西方引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 的理论方式甚至文学术语、分析技巧，都套用了西方模式。但一般来说，这种借鉴是成功的。尽管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批评方式及独特视野，但比较而言，它与西方的条理性、规范化、重逻辑和易传 授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更具有灵感性的顿悟、即兴式的评点、天马行空的驰思和独到的 美学视角，这自然大有其辉煌杰出之处，但亦颇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模糊和使人难觅其规律的 困惑性。中国文学引入西方批评方式之结果如上所述。那么西方汉学和中国批评方式的关系究竟如 何呢？由于受容者的学术背景、文化环境的不同，汉学引入西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最突出的 问题是：接受的亲体亦即母体如何有效地参与并维持其优势，怎样播衍和还原以达到充大自身的目 的。本世纪初年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因国难当头，走向西方寻求真理，除了实业救国者和思想界人 士外，他们孜孜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反观自己的民族文化，给予了真正 的、严肃的学术批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在西方学术界打开了局面，特别是在汉学方面，他 们以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运用国际学术的共同语言，研究、纠偏了西方汉学领域的许多重大 问题。这类学者大都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湛理解，同时受到严格的西学训 练，加之身处西方，能够大量地、及时地与西方学界对话，接触较新的理论来指导和检验自己的学 术实践。这样，他们的学术主张及著作除了在西方汉学界独树一帜，产生积极的影响外，也反过来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成功地影响着国内的学术界。抽象考察这个问题较难得到理解，因此，本 文拟以近１０年来在国内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夏志清现象”为例，来谈谈西方汉学中这种双向 性影响的情况。二十几年前中国文学界发生过几件大事，先是钱钟书和《围城》的“出土”引起轩 然大波。被人们淡忘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作家钱钟书（他以前仅以教授和学者闻名于世）又一次红透 半边天接着是张爱玲小说中大家庭的富贵与没落、钟鸣鼎食与风流蕴藉，种种哀怨、情愫与烟愁又 伴着那发黄的岁月从尘封中走来，在那些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和治学者面前展示了一个令人诧 异的、老去但又如梦的时代。人们于是知道，除革命的血与火的厮杀之外，在过去的时代还有那么 一种有情味的、慵懒的生活存在过。而这些在所有过去“政治挂帅”的文学史里，是根本不被提及 的，甚至连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这些作品也一无所知。这种局面的改观得感谢夏志清先生。他 再次“发现”和推出的不止钱钟书和张爱玲，还有沈从文、吴组缃……，还有给予鲁迅先生的更中 肯、切实的文学评价，还有对真正的文学史观的警辟见解。〔１〕从那以后，不只是文学界、艺术 界，中国整个社会开始了对过去的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反思。人们开始“拨乱反正”，开始重写文 学史、社会史，从学科史本身以慎重、科学的态度来评定文化成果和历史功过。在回顾这种学术发 展流程时，学术界把这种启蒙的契机称为“夏志清现象”。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西方 汉学界独树一帜，同时又受到海内外中国研究界的尊崇———夏志清的学术背景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他成长于中国现代社会离乱年代，饱读了诗书，也饱尝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耻辱和艰辛。他到美 国耶鲁求学，读的是英国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大学又辗转教授英国文学多年。其后改治中国 文学，成就遂一发而不可收。夏志清有着深厚的西学根底。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德文、古英文、 拉丁文、中古英语，甚至还懂一种罕见的古代冰岛文字。他具有渊博的文学史基础，在大学上英国 文学系时，即刻苦攻读了文艺复兴时代几乎所有大家的作品。这种艰辛的垦拓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除此而外，他还有着雄厚的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知识。夏志清读书时正 是现代派理论盛行之时，他读懂了这些艰深的先锋理论并把握了它们。此外，他在耶鲁受业于“新 批评”的鼻祖勃罗克斯（ＣｌｅａｎｔｈＢｒｏｏｋｓ），亦选修了“结构派”大师们的课程。他 依靠所接触到的西方学界最先进的文艺批评理论，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夏志清亦 有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他的学术眼光植根于中国文化理论传统，学西方，进得去又出得来，珍视 本民族文化，有自己的批评立场和学术眼光。这是他不同于一般钻研英语或英国文学的学者及翻译 家的地方。因此，夏志清的批评一方面基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尊重个人的尊严与自由 ，尊重女性。在方法论上，对各种新批评方式兼收并蓄，同时以比较文化研究的眼光，采用了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神话学、女权主义、符号学与原型批评等新的观念和技巧，在文学评论中把 传统与现代有机地杂揉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坚实的功力。另一方面，他又能汲取中国文化中儒家为 主、佛道为辅的思想，入世而又超然物外，恬然而又情溢于怀。他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不仅着重 结构、技巧、寓意和象征的钻研，而更执着于“感时忧国”与“悲天悯人”等古代中国传统中的人 本主义思想。这使他能够以真正汉学家的境界和眼光来评价中国文化，他的理论具有沉重的历史感 和感人至深的力量。事实证明，夏志清的努力是成功的。他的上述思想的结晶、英文著作《中国现 代小说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ｃｔｉｏｎ，耶鲁大学出版 社１９６１年版）、《中国古典小说导论》（ＴｈｅＣｌａｓ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印第安那大学１９８０年版）以及其他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声誉日隆，被列为本学科博士学位的必读书目，受到英美同行的敬重。但更重要的是，夏志清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学人在西方汉学论坛上的地位，也证明了中国批评方式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三为了便于把“夏志清现象”放到西方汉学的研究背景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