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明教授谈现代文学研究王毅王：龙教授，您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十年之后成了中 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年轻的博士导师，一定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您在学术上是如何走过来的？龙：在 别人眼里，十年也许是短暂的，但我清楚其艰苦和漫长。在当今社会里，我对自己走过的这段路， 大概只能以“甘苦寸心知”来概括。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现 代作家的文化心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意识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对中国新诗 的流变规律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王：您的《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 分析》一书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它被誉为“一部审视角度比较独特的、自成系统的 文学史论著”，是“第一部以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广角扫描’的形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普 遍规律，尤其是其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学术论著”。您能否从该书作者的角度，在此谈一下您对中 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研究？龙：这个课题之所以引起关注，我认为首先是它具有独特的价值。作 家的文化心理，似乎是很难用理性的语言确切描述的，其具体内容与结构形式又是众说纷纭的深层 意识活动。然而，它事实上在作家的客观艺术实践中有着十分生动的体现，决定着作家的艺术个性 。另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前多少有些零碎。因此我更关心系统的文化心理分析。我力求从历 时性与共时性，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即在时间与空间的立体交叉建构上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结构进 行整体性的把握，从而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构筑起新的理论框架和评价系统。我把对现代作家文化 心理的探讨看作是研究作家与作品关系的重要目标，因为文学作品的产生不仅受作家文化心理的内 在制约，同时，作家的文化心理意向还规范着艺术表现的选择和相应的审美效应的产生。所以，在 审视现代作家在文化选择上从“离异”到“回归”的趋向，思想启蒙过程中的“立人”与“救亡” 交织，作家人格建构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审美选择从“个体自由”向“群体规范”嬗变， 及其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经验与理性蕴涵的艺术思维模式和丰富多样的意识构成的整体中，都着 力于从文化深层次上揭示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内在基因，从文化心理机制与文学创作的 内在联系上，把握现代作家创作的基本特质，洞察现代文学的历史精神和内在规律，总结其经验与 教训。对作家文化心理的探求，同时也是对文学史客观规律的更深入的阐发，对作家文化心理的个 别与综合的考察，能够发掘和提炼出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这种研究，实际上基本构成了一种 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系统，是切入现代文学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研 究，我一以贯之的思路是，在论析多种文化心理现象时，都力图把它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其一，这种“交合”，既是指作家文化心理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外在联系，又是指 作家文化心理与古今中外文化碰撞、对流的内在契合；这既包含着对作家文化心理背景的深刻透视 ，也包含着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内在成因的认识。其二，这种“交合”，也是指研究者在把握作家的 文化心理时，始终注意由心理现实返观历史的暗流，或以历史传统解读现实心理的图式，揭示现代 作家文化心理的历史演化逻辑。其三，这种“交合”，还指研究者不但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分析准确 地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从作家文化心理的复杂交结关系中，发掘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正因为作家心理多侧面地、内在地体现了这种“交合”，我的论述才可能充满深切的历史感与现实 感，具有辩证性与可信性。文化心理既是一种观照事物的角度，又是探寻事物动因的基点；既是一 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又是决定事物相互联系的根本环节，这是它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所在。比如，我 通过对现代作家在人生态度、创作意趣、功能观念等方面的综合论析，认为现代作家的价值取向是 以现实功利为核心的，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既表现在对事物的现实价值的重视，也是表现为思维偏 执于研究事物的现实功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对象一般不越出现实生活界限而无所依 傍；他们的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他们的理智一般不越出伦理政治界限而自由翱翔 ；他们的审美一般不越出现实功利而无拘无束。也正由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个性焕发的理想色 彩和无边无际的艺术想象，缺乏严格的内在形式和深致的理论探索，缺乏超现实功利目的更高层次 的艺术审美观照。王：走过了文化的宽阔地带，我们看到，您把研究的笔触又伸向了文学的美学领 域，出版了显示着您的实力和个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文学的美学研究是一个有相当 难度的课题，因为以前的研究造成了从美学到美学、从文学到文学的思维定势，它往往给人一种将 美学与文学“隔离”的感觉。您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难题的？龙：是的，我也清楚它的难度。因 此我才努力以中国现代作家为审美对象，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对现代作家的审美对象，真正从美学的 角度对现代作家的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心理、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进行深层 次的观照，将研究对象放在整个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和整体的多向网状联系中进行动态考察，将研 究思路尽量向文艺美学史的宏观把握延伸，从而使美学对文学的渗透以及文学的审美内涵获得新的 阐释。因此，它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某种历史束缚的突破，而且对作家走向文 学的美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方法上，我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和细致分析求新出新。其中主 要就是在更自觉、更完整的层面上，开展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包括对现代作家内部的比较分析、 对现代文学流派的比较分析，还扩展到与古代文学、外国文艺的比较研究，而且都或多或少地涉及 到与当代文学思潮的比较。我认为，成功的比较不是简单的比附，它需要广阔的视野和精细的辨别 能力，这样才能使评价深致和准确。在这之后，我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一书，就 是这种比较方法推广运用的结果。它是全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流派、思潮和理论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历史比较分析专集。像这样较为系统的大范围的多课题的比较分析的专著在 当时还是少见的。王：与整个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及审美意识相比较，新诗是窄一些的领域。但在 我看来，其难度却不在前两者之下。新诗虽然有了８０年的发展史，但似乎仍然处于比其它文体更 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境况，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龙：新诗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我认为现在 到了应该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总结的时候了。这些年我致力于新诗研究，就是力图站在历史和理论 的高度全面审视新诗走过的历程。既对阶段性的诗歌现象进行历史的总结，又注重把握整个诗歌发 展的内在本质特性和规律，力求使新诗研究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向前推进一步。王：您能举例谈 谈吗？龙：拿二三十年代（２０年代中期至３０年代后期）来说，我认为其诗坛主体趋向可以概括 为“对峙、竞争与超越”。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新诗人与新月诗派——— 象征诗派———现代诗派先后相峙鼎足，他们都以不同的审美规范开辟自己作为独立流派的生存空 间。持续十多年的流派竞争，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繁荣。两者间的先后并立对峙，构成诗坛两种不同 的创作倾向和潮流。前者在进步的社会文艺思潮的引导下，投入现实斗争，密切诗与时代、群众的 联系，强化诗的现实功利价值，选择的是一种积极的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后者主要在西方现代文艺 思潮的影响下，逃避现实矛盾，走进艺术之宫，深入人的心灵，追求自我表现与唯美艺术，选择的 是一种消极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前者体现了服务于社会政治的使命的英雄情怀，后者则体现了执著 于自我表现和纯诗追求的艺术理想。从总体上看，他们二者始终存在着一对深刻的矛盾：即政治和 艺术的矛盾、革命功利性与审美情趣的矛盾。诗歌内部的矛盾运动，制约了诗歌潮流的产生，也制 约了诗歌潮流的发展。二三十年代两种诗潮的互相对峙与互相否定、互相竞争与互相补充、互相融 合与互相超越，构成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有了对阶段性诗歌现象以及诗歌内在本质规律的 把握，才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单个诗人进行全面的认识。例如对戴望舒的评价，以前评论界众说 纷纭，在对他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上，一般至多把他视为“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但在我看来，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诗坛上，戴望舒都具有代表性，是３０年代新诗的最高综合者。这倒并不是因为 他的诗歌成就高出了同代著名诗人多少，而是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素质，都显示着或 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其丰富性、综合性、典型性，是可以作为新诗从幼稚到成熟 ，从奠基到拓展阶段的标尺来看待的。王：说到戴望舒，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命运 。您能否也谈谈现代主义诗歌及其研究的情况？龙：大致说来，研究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 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现代主义诗歌被等同于资产阶级“颓 废”、“没落”之类，遭到彻底否定。新时期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出现了对半分的情况，即在否 定其内容的同时，开始肯定其艺术。目前，情况有了进一步变化，即在肯定其艺术的同时，认为现 代主义诗歌的内容亦有可取之处。毫无疑问，对现代主义诗歌认识的逐步加深，将对整个新诗研究 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现代主义作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时期的艺术产物，对生命本体的不解 和迷茫，对人生的厌倦和绝望，对未知事物无可奈何的表现，具有特殊的艺术功效。它对处于黑暗 与光明搏战的现代中国社会的诗人来说，必然具有某种共鸣。他们必然会把它作为现代情绪的重要 表现方式。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现代主义，现代中国人不是不能接纳现代主义，而是外在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它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无论如何，现代主义诗歌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结出了丰硕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现代杰出的诗人行列中，它有不少是现代主义诗人或曾经接受过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所以，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中国的生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