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兼与孔庆赞先生商榷陈朝云摘要孔庆赞先生在《北宋东京四城制及 其对金中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北宋东京的皇城、宫城并非一城，东京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 四重城构成。但据史料，五代时期东京的皇城、宫城实为一城，是对唐汴州节度使衙城的延用。北 宋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皇城、宫城只是称谓不同，实为一城，现代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 论点。关键词北宋东京皇城宫城考辨作者简介陈朝云，女，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生，郑州大学文博学 院讲师。（郑州４５００５２）关于北宋东京城的整体布局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城分为三重， 即由外城、里城和宫城（又称皇城）三重构成，但古今学者对此没有专门阐释，加之文献记载的模 糊和失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是再所难免的。孔庆赞先生在《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 》（《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６期）一文中提出“东京的皇城、宫城并非一城而是两城，因而东 京应有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四城”的看法；并“据乡土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察（未注明具体依据 ）”把北宋东京的整体布局归结为“四城环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以为，北宋东京皇城、 宫城实为一城，全城仍是三重，只是称谓不同罢了。现根据文献记载及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勘 测资料加以阐述。１众所周知，北宋东京城是在唐代汴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五代时期后梁、 后晋、后周诸政权皆以此为都城，考察五代时期该城的布局对于解决北宋东京皇城宫城是否为一城 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孔庆赞先生在其文中引用了《五代会要》卷五《大内》条关于“周广顺元年 六月，敕以薰风等门为京城门，明德等门为皇城门，启运等门为宫城门，升龙等门为宫门，崇元等 门为殿门”的记载即断定“是时东京的皇城、宫城实为二城，不然敕文何以两次命名？”笔者以为 ，这一则文献虽然记载了京城门、皇城门、宫城门的名称，但并未对皇城、宫城等建筑设施作详细 、具体的记述，看似作者的疏漏，其实不然。试看《五代会要》在同卷《大宁宫》条对后晋汴州宫 室情况所作的交待：“晋天福二年五月，御史台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称制之年，有京都之号；唐庄 宗平定河南，复废为宣武军。至（唐）明宗行幸之时，掌事者因缘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时宫、殿门 牌额，当时识者咸窃非之。一时车驾省方，暂居梁苑。臣观衙城内斋阁牌额，一如明宗行幸之时， 无都号而有殿名，恐非典据。臣等窃惟，秦汉以来，寰海之内，銮舆所至，多立宫名，……宫中殿 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请准故事，于汴州衙城门权挂一宫门牌额，则其余斋阁，并可取便为 名。敕行，阙宜以大宁宫为名。”这则史料清楚地说明，后晋时汴州衙城门和宫城门实为一门；也 就是说宫城和衙城实为一城，而非两城。那么，从晋至周，史籍并未记载东京另筑皇城或宫城，后 周时期怎么可能在宫城之外又有皇城呢？显然，《五代会要》所记周广顺元年对皇城门、宫城门的 命名，不能证实后周时“东京的皇城、宫城实为二城”。而结合前述《五代会要》对后晋东京城的 有关记载，说明后周广顺元年对皇城、宫城的命名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名号、“以类皇居”的权宜之 举。史家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论述，《宋会要》云，“自朱梁建国，以汴州为东都，皆因藩镇旧制， 但改名额。”①根据《宋会要辑稿》、《闻见前录》、《石林燕语》的记载，《五代会要》所称后 梁、后晋、后周时东京所谓皇城、宫城、大内实为唐汴州节度使衙署，亦即《五代会要》中所称的 衙城，只不过在周世宗时对其加以营缮。至于孔庆赞先生引用清代学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十 六《开封》所述“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六月，以唐都长安时，京城等门比定今东京诸门”的论述以论 证其五代时东京与唐长安城一样，皇城、宫城为二城，顾炎武所述只能说明其对后周时东京城门命 名问题的研究结果，而不能说明五代皇城、宫城实为二城。２廓清后梁、后晋、后周时期东京城的 状况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布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今大内，即宣武 军节度使治所”。《宋史》也称“宋因周之旧为都”，其它史籍也有类似记载，由此可见宋代东京 的皇城、宫城或大内与唐汴州节度使衙署有直接的因袭关系。问题在于《宋会要辑稿》和《宋史》 中的有关记载出现了皇城、宫城或大内等不同称谓，难免引起歧义。使人们把皇城、宫城视为二城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理解，孔先生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认真研究史籍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工作 者的实地勘察结论，北宋东京皇城、宫城为一城的成说是有充分的依据的。首先，根据《五代会要 》、《宋史》和《宋会要》的有关记载，五代时东京的皇城即为《宋史》中所述东京的宫城，这一 点从其城门名称的沿袭中可得到充分论据。例如，宋东京宫城正门为乾元门（或称丹凤、正阳、宣 德），后周时称明德门，为皇城南门；宋东京宫城东、西二门分别称为东华、西华门，恰为后梁时 皇城之东、西门即宽仁门和神兽门；东京宫城北门称拱宸门，梁时称为后载门或玄武门，该门是否 为梁时皇城北门，《五代会要》未作说明，笔者不敢妄断。但从北宋东京宫城南、东、西三门恰为 五代梁时皇城门，结合有关后梁、后晋、后周、北宋以唐宣武军节度使衙署为宫室的记载，足以说 明北宋东京宫城即为五代时期定都东京诸政权在追求“名号”的过程中“比定”出的皇城。在确定 了这一论点之后，孔庆赞先生在文章中所述五代东京皇城、宫城与宋东京皇城、宫城的因袭关系便 不能成立了。其次，从两宋留下的诸多文献看，北宋东京的皇城、宫城、大内实为一城，试看下列 文献：《通鉴地理通释》卷之四：“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宫城周回五里……建隆三年，遣使画西京 大内，按图修之。乾德三年，导五丈河通宫城为池。”《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东京杂录： “太祖建隆三年正月……广皇城之东北隅。五月，命有司案西京宫室图修宫城，……四年五月十四 日诏重修大内……二十日明德门成……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导五丈河水通皇城为池……四年二 月……十一日修崇元殿。……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以楚王宫火，欲广宫城。诏殿前都指挥使刘延 翰等经度之。画图来上，帝曰：‘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折动居人，朕又不忍’，令罢之。”《东 京梦华录》卷之一《大内》：“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宣德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 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枫窗小牍》： “宫城本五代周旧都，太祖因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之制，按图修之。 周回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 《石林燕语》卷之一：“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革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按图 修建。初命……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义、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 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其一，《通鉴地理通 释》所云“乾德三年，导五丈河通宫城为池”与《宋会要辑稿》所载同年“导五丈河水通皇城为池 ”相吻合，则皇城、宫城应为一城；其二，《宋会要辑稿》中所述建隆三年至四年“修宫城”、“ 重修大内”，从上下文关系看，宫城、大内亦为一处，且其所述“明德门成”当为《宋史》所述宫 城正南门。此外，在《宋会要辑稿》中，直接将宫城称为大内的也有几处。其三，《石林燕语》提 及建隆初展皇城东北隅，所指皇城实为前文已述之“大内”或宫城，且其展修中所涉及的宫殿皆见 诸于《宋史》所述宫城中的建筑②，由此亦可说明宫城与皇城实为一城；其四，《东京梦华录》所 述大内正门宣德楼及左、右掖门实为《宋史》所述宫城之南三门③，且《东京梦华录》指出宣德楼 东边的东角楼系皇城之东南角，可见作者亦认为皇城、大内实为一处。其五，《宋会要辑稿》所载 雍熙二年欲广宫城一则史料足以证明在宫城之外，即是居民区，《宋史·地埋志》中也有类似的记 载。这也说明北宋东京皇城宫城实为一处，而并非在宫城外还环套着一重皇城。总之，在两宋时期 ，人们所称的东京大内、宫城、皇城实为一处，即《宋史》中所述宫城的有关内容，只不过是称谓 不同罢了。这种不同称谓在五代时即已出现，北宋王溥所撰《五代会要》相关部分即是最有力例证 。第三，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宣和遗事》所载“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之句，说 明北宋末年九里十三步皇城与周回五里之宫城为二城，这一观点亦值得商榷。徽宗政和年间，于宫 城北拱宸门外营建了一组园林式宫殿群，号“延福五位”，其“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东直景 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 ‘延福六位’”。④延福宫是徽宗寻欢作乐的场所，它与宫城连为一体，成为宫城的附属。《宋史 ·地理志》在记述宫城的同时，详细记载了延福宫的情况，也隐含了同样的意思，考古勘察也为此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考古工作者在８０年代的勘探结果表明，“皇城略呈一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 形，四墙总长约２５００米。东墙位于今东华门街西侧，西墙北起电视塔，向南经杨家湖到麻刀厂 门前；南墙位于今午朝门外的东西一线；北墙位于今龙亭大殿后墙的东西一线。这与古代‘大内据 阙城之西北，（宫城）周回五里’的记载大致吻合”。⑤考古工作者还进一步勘明，北宋东京里城 北墙位于今龙亭大殿北５００米处⑥，即皇城北墙距里城北墙５００米，这样，政和三年营建前的 东京皇城再加上后修的延福五位、延福六位的范围，总周长近５０００米，合宋制约９里。可见《 宣和遗事》中所称“向九里十三步皇城”实际上包含了周回５里的宫城和延福宫的范围。如果不加 分析地据此断定北宋东京在五里宫城之外，尚存在一个９里１３步的皇城，不仅与史料不符，而且也与考古勘察结论相悖。第四，搞清北宋东京大内、宫城、皇城实为一处，在宋朝及其以前的五代诸朝就有不同称谓这一问题之后，对于《宋史·地理志》记述北宋东京城情况时有皇城、宫城不同字样的问题，只能理解为元代史官所修《宋史》只是对人们的这种称谓加以承袭罢了。其实南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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