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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为诗 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

Summary by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10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二月 25, 1997
以文为诗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方任安一、以文为诗钱钟书曾经说过:“桐城亦有诗派”。 在中国诗史上,桐城诗派和江西诗派一样,都是推崇杜甫主张学杜的。而在学杜之中,又突出地强 调学他的“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即以古文之法为诗。对“以文为诗”,历来认为自昌 黎始。如清人赵瓯北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而叶燮则不仅以为以文为诗乃为昌黎首创,而且还认为是开宋诗独特风貌之先河。所谓“宋之苏 、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其实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艺术 风貌之形成,究其主要渊源也是来自于杜诗的。韩愈只不过是在学杜过程中,“辟山开道,自成一 家”耳。在文学史上,历来强调“诗文各有体”,忽视其间相互渗透的一面,致使诗文分流,各自 成其独立体系。所谓“大抵文善醒,诗善醉。”(刘熙载:《艺概》)所谓“醒”,是指铺张畅达 地说明问题、发表议论;所谓“醉”,是指曲折含浑地描摹物态、抒发情愫。两者界限分明,不能 逾越。由于这样的传统观念所决定,在唐代之前,诗文大体上就这样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因此诗 歌中绝没有《过秦论》似的经世宏论,散文中也很少有《孔雀东南飞》似的柔艳温情。齐梁以后, “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空海《文镜秘府论·论病》),诗歌的韵律音节美被强调提高 到创作的首要位置。这就带来了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的一种偏向——务末弃本、忽视内容的现象。 一味刻意于形式声律的讲究,过分强调诗之为诗,正是南朝绮靡浮艳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 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被李白、韩愈等人斥为“绮丽不足珍”、“众作等蝉噪”,内容狭窄贫乏,流弊 甚多。自唐陈子昂出,始乃“首倡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超轶前古 ,尽扫六朝弊习”(张颐《陈伯玉文集序》)。并大力倡导“风骨、“兴寄”,为唐诗革新廓清了 道路,开李白、杜甫后来进一步发展唐诗之先导。然而陈子昂之崛起主要是以复古的面目“尽扫六 朝弊习”,而杜甫则不同,他主要是以创新的姿态彻底打破诗之为诗的局限,拓开诗歌的表现领域 。杜甫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写作散文的手段和经验引入到诗歌创作领域中,亦即以文为诗,这是杜 甫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创新。以文为诗积极方面的本质精神,在于它表现了诗人在艺术上 勇于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其具体内容可归纳为结合时事,加入议论,采取文章的章法、 句法,使诗歌更为畅达自如地表现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随着这一新的艺术手段的出现,中国 文学史上涌现了大批现实主义诗人以及思想丰富、内容充实的诗歌,成为唐以后诗歌史发展的主流 ,其积极影响是深远的。桐城派诸人亦多学杜以文为诗,以古文之穿插跌宕之笔用于诗作之中。如 刘大木魁《郭外看花》、姚鼐《登黄鹤楼次补山韵》等古诗,皆笔势夭矫,堪为佳构。而律诗如刘 之《怀倪司城》诗:“当年携手在燕郊,秋满卢花塞木凋。终日高歌凌碧落,有时被酒舞清宵。于 今还往惟三户,回首乡关隔九霄。欲过灞陵同买醉,汉家矜重霍嫖姚。”徐王敖评为“一气旋转, 山谷集中最胜之作”,实即以古文的单行之气,跌宕出之。又如姚鼐的《别梦楼后次前韵》一诗: “送子拿舟趁晚晴,沙边瞑立听桡声。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宝筏先登开觉路,锦笺 余习且多情。头半个容吾与,莫道空林此会轻。”这是一首送别朋友以后所写的诗,表达了朋友 之间诚笃的情谊。前四句写送别之情,通过环境的描绘,以景道情;后四句说各人的旨趣,以议论 出之却不乏形象。全诗格调沉雄,清苍峭秀,彼我交融,开合自如,结构布局上别具匠心。开端两 句层迭,已尽题意。忽插入“百年身世同云散”,又接回“一夜江山共月明”。何等突兀、何等灵 活!五六句写王之信佛与携梨园两事,结以“莫道空林此会轻”,绾合之极妙。方姚所讲的“古文 义法”,实即篇章语言规律,故所谓以文为诗,也反映在选材与结构上,故这样的诗,自然表现出 层次繁富,内含充实。必如此,乃能拓大诗境,以适应新变的时世。清末黄公度、梁启超、沈曾植 、陈三立、范当世等,皆承用其法。二、以文论诗“以文论诗”是桐城诗派诗学观的一大核心。以 苏黄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以及清代的宋诗派之所以有别于唐诗而自成一体系,就内容言,谈笑、谐 谑、人情、物态,无不可寓其中,就形式言,铺叙、议论、广征、博引,亦无不曲尽其致,实为对 唐诗的一大解放,对诗体的一大开拓。然而对宋诗的是非功过以及唐宋之争,乃是千年来文学批评 史上难以定论的一大公案。其主要症结集中表现在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上。但对此就如严羽 等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宋人正是由此而开创出“终非古人之诗”、“唐人之风变矣”的新局面。所 以宋诗以散文化、议论化为先导,实则开辟了迥异于唐诗之新径,这是世所公认的一大功绩,是不 容抹煞的。然而宋元以降,意欲维护传统的诗之畛域者多以“诗文各有体”之陈词为理由反对宋人 的以文为诗。殊不知诗文同属文学范畴的这两种体式之间确有相通之处,桐城诗派兼通诗文,正是 从这一两者之间的联系科学地说明宋人以文为诗的合理性。在桐城派文人手中,诗文这两种体式往 往是互为影响、互相交融的。因此作为兼善诗文的桐城派诗论,就很大程度地体现出以文论诗的特 点。桐城派文人,正由于“文与诗并极其力”(姚鼐语),才亲身体会到“诗之为道,无异于文章 之事也”(戴名世语),所以他们更能深入地探得诗文艺术精髓并准确地把握诗文相通之关键所在 。从江西派学杜入手,桐城派文人大力阐发了晚期杜诗以七律为代表的新的美学结构,它不仅指出 律诗“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姿、开阖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 ;而且认为“大约诗章法,全在句句断,笔笔断,而真意贯注,一气曲折顿挫”。在桐城文人看来 ,这种结构章法,其实“亦不过虚实、顺逆、开合、大小、宾主、人我、情景,与古文之法相似。 ”这正是诗文相通的关键之所在。宋人也正是由于继承并发展了晚期杜诗所创造的这种艺术结构, 才被桐城文人称为“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在这里,诗歌的章法结构与 “古文之法”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成为“独步千古”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坡谷以下皆未及此” ,“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所以诗亦“遂无大宗”,即以“阮亭号知诗,然不解古文,故其论 亦不及此”(以上引语均见方东树《昭昧詹言》)。可见桐城派以文论诗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价 值及其在清代诗坛上的独特地位的形成殊非偶然了。桐城派在这一点上超越前辈之处何在?正在于 他们彻底打破了“诗文各有体”之框囿,从诗文相通的理论角度,采取以文论诗的方法,对以文为 诗的艺术现象的创始、发展及成就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在他们看来,以文为诗,宋人学韩, 其论固是,然亦正是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韩本学杜,渊源极为明晰。宋人学韩,在于由韩学杜, 桐城派于唐推重杜韩,于宋尤重山谷,亦在于“山谷学杜韩,一字一步不敢滑,而于中又具参差章 法变化之妙”(方东树《昭昧詹言》)。因此,桐城派诗论中的杜韩黄“一灯相传”的体系,是在 以文为诗的创作背景中,由以文论诗的艺术理论有力地扭结起来,也就是说,这一诗学体系的明确 化,是由兼善诗文的桐城派所造成,从而影响并促进了清代宋诗派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以此运用于 杜诗研究,桐城派文人不仅发现了杜诗开创性的艺术实践,而且处处阐发了以文为诗在杜诗中的普 遍运用。在方东树《昭昧詹言》一书中,涉及杜甫以文为诗者简直俯拾即是。如云“杜韩似史迁” ,“史迁脉法,……乃一大门径……惟退之太史公如是,杜公诗如是”,处处将杜甫之诗与史迁之 文相比,意在指出二者实乃同一门径。认为杜甫的古诗歌行“其章法之妙,直与史迁之文相抗矣” ,杜甫晚年所作的今体诗,更能表现其艺术创造精神和以文为诗的特色。如评杜甫《诸将》之二云 :“起四句,大往大来,一开一合,……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收点明作意归宿, ……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又评《暮归》云:“起四句,情景交融,清新真至。后四句 叙情,一气顿折,曲盘瘦硬。而笔势回旋顿挫阔达,纵横如意,不流于直致,一往易尽。是乃所以为古文妙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总之桐城派以文论诗的诗论实际上明显地带有散文理论的独有色彩,这也正是桐城派诗论不同于宋诗派的地方,因而在清代诗坛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以文为诗 以文论诗——桐城诗派的诗学观@方任安体式之间确有相通之处,桐城诗派兼通诗文,正是从这一两 者之间的联系科学地说明宋人以文为诗的合理性。在桐城派文人手中,诗文这两种体式往往是互为 影响、互相交融的。因此作为兼善诗文的桐城派诗论,就很大程度地体现出以文论诗的特点。桐城 派文人,正由于“文与诗并极其力”(姚鼐语),才亲身体会到“诗之为道,无异于文章之事也” (戴名世语),所以他们更能深入地探得诗文艺术精髓并准确地把握诗文相通之关键所在。从江西 派学杜入手,桐城派文人大力阐发了晚期杜诗以七律为代表的新的美学结构,它不仅指出律诗“束 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姿、开阖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而且认 为“大约诗章法,全在句句断,笔笔断,而真意贯注,一气曲折顿挫”。在桐城文人看来,这种结 构章法,其实“亦不过虚实、顺逆、开合、大小、宾主、人我、情景,与古文之法相似。”这正是 诗文相通的关键之所在。宋人也正是由于继承并发展了晚期杜诗所创造的这种艺术结构,才被桐城 文人称为“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在这里,诗歌的章法结构与“古文之 法”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成为“独步千古”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坡谷以下皆未及此”,“南宋 以后,古文之传绝”,所以诗亦“遂无大宗”,即以“阮亭号知诗,然不解古文,故其论亦不及此 ”(以上引语均见方东树《昭昧詹言》)。可见桐城派以文论诗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价值及其在清代诗坛上的独特地位的形成殊非偶然了。桐城派在这一点上超越前辈之处何在?正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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