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与丈夫——《林语堂三部曲》人物论之一朱东宇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化视角，深入分析了林语堂文 化家庭小说《林语堂三部曲》中的“家长与丈夫”形象。认为这些形象具有儒道融合、中西融合的 复合性文化品格，表现出鲜明的哲理性、象征性、理想性的精神特征和艺术审美特征，体现了林语 堂儒道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关键词儒道融合中西互补哲理性象征性理想性家庭文化作为文化 家庭小说，《林语堂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着重描写的是家长与丈 夫形象。作者选取家庭生活为题材，表现道、儒、佛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精神；赞美传统家庭文 化的优长，颂扬生命自由与心灵快乐，则必然以家长与丈夫的形象为主要人物。因此，恰当分析小 说中的这类形象，便成为准确评价林语堂小说的关键之一。小说人物形象的哲理性、象征性、理想 性特征，不仅成为小说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和艺术审美观。本文 将对小说中的家长与丈夫形象进行分析，力求做出接近创作实际的评价。一《三部曲》同林语堂的 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东方文化。它以小说形式展示中国人“艺术的生活 ”，同《生活的艺术》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它更加形象化、审美化了。小说丰富的文化意蕴，主 要是通过小说人物的生存方式来表现的。小说塑造人物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人物思想性格、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哲学、审美趣味、精神气质与心理情绪的描写，表现一种文化品格和文化 境界，以展示东方文化的优秀和伟大。从这一视角来看，小说人物形象的描写所出现的哲理化、意 念化、理想化倾向，恰是作者的艺术追求，而非创作失误。以单一、固定的批评标准去衡量，必然 得出脱离创作实际的结论。正如当年创造社批评家，用浪漫派艺术眼光去看鲁迅的小说，结果只以 带有浪漫色彩的《不周山》为佳作。而鲁迅偏将《不周山》从《呐喊》中抽出，改名《补天》，收 入《故事新编》；有人曾批评郭沫若的小说《残春》，认为它没有“情节高潮”而不像小说，而郭 沫若说他是用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写人的潜意识心理。《三部曲》当年在西方曾畅销不衰，几 十年后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大感兴趣。这其中的奥妙，不在小说艺术的高超，而在小说透过 人物形象所展示的中国人的“艺术的生活”，即东方文化的无限魅力。文化，即人卓立于自然的生 存方式，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动及其结果，包括人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因此，文 化为人类所独有，其本质，即是“人化”。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虽经艺术化和审美化处理，但却 更为“人性化”了。小说人物所表现的既不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化文化层”，也不是各种 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而是人际关系、习惯定势所构成的“行为文化层”和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所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林语堂正是充分把握了小说文化的这一特征，塑造 了他的各类小说人物，并以一种文化所培育、造就何种家庭及何种形式的夫妻、父母、兄弟等人伦 关系，来定其优劣高下。他认为：能够产生幸福家庭和良好的人伦关系的文化，才是真正优秀的文 化。《三部曲》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描写了不同类型家庭与生活于其中的各类人物。二《三部曲 》中的每部小说，都以一种传统文化精神为主导，融合道、儒、佛三家哲学，同时汇入西方现代文 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以图达到一种新的文化境界。《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以道家 哲学为主导；《风声鹤唳》以佛禅精神为灵魂；《朱门》（《豪门》）则着力宣扬儒家的“合理近 情”精神。这三部小说合起来，较完整地体现了林语堂道、儒、佛融合，中西合璧的文化观，小说 人物自然也便成为了这一文化观的载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家庭文化视角，可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即：家长型、丈夫型、妻子型、姬妾（情人）型等。《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曾文伯、牛似 道，《朱门》中的杜方陵属于传统宗族家庭的家长形象。他们是大家族的创业者、守护者，家庭中 的长者和权威，他们大都具有多元复合性文化品格和文化涵养。作者精心描写的姚思安，是这类人 物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他是家长、父亲、丈夫的复合体，是多种文化精神的象征者，一身兼有道 家仙翁，儒家智慧老人，现代新学启蒙者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涵养。青年时代的姚思安，追求俗世之 乐，沉溺于声色犬马。进入中年，尤其在结婚成家之后，一改往日纨绔子弟之作风，崇尚道家，通 过“静修”、“养性”进而“悟道”。所谓“悟道”，即是对道教“灵肉合一”境界之追求。在这 一理想人生追求中，包涵有自然恬淡、清心寡欲的生活情趣；清静虚明、无忧无虑的心理境界；养 气守神，健朗长寿的生理状态。姚思安虽为富商，但从他的文化素养、生活方式、社会交游等方面 看，实属中国士绅，是一个典型的“城中隐士”。中国士绅文人，自唐代道教盛行以来，深受道家 文化精神的影响。道教追求的清静虚明的心理状态，健康长寿的生理状态，使醉心于雅文化的士大 夫文人深为迷恋。姚思安坚持养气守神，静坐练功。他博览群书，尤其爱好《庄子》，苦心研读， 深得老庄哲学之精义。他为人乐善好施，豁达大度，乐天知命。他爱好人生并享受人生之快乐，在 人生旅途中，取半入世、半超世的态度，一半是儒家的“现世主义”，一半是道家的“玩世主义” ，把儒家积极人生观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相融合，产生一种带有中庸意味的和谐的人格。姚思安一方 面以儒家尘世生活的现实态度，对待家庭生活；一方面又以道家之浪漫态度，想超尘脱俗。他买下 王府花园，住豪华府第，居京城闹市，过锦衣玉食、仆婢服侍的富豪生活；然而在精神上，一心追 求道家的虚静超脱，对文学、艺术、科学都有浓厚兴趣。居家生活，他宽厚仁慈，通情达理，是子 女的慈父，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同时又是他们人生路上的引导者。他以自己的道家思想，影响了 女儿木兰和他的二女婿孔立夫，使他们成为道家的信仰者。他对儿子迪人的浪荡行为，对他的不成 器，虽也管教责罚，但并不过分认真，常取宽大容忍之态度。他对姚太太抢走银屏的孩子，并拒不 接纳其为儿媳，终于逼出人命一事，并不赞成。此事发生在他南游之时，他责备太太没接她进门， 而对银屏之死，深表同情，并吩咐在家祠里给银屏立牌位。她把女儿送进新式学校，把小儿子阿非 和宝芬夫妇送去英国留学，接受现代西方教育，在当时，乃是首开风气的大胆举动。对女儿的婚事 ，取开明态度。他把家政委之于以儒家礼法治家的姚太太，虽不赞成儒教的繁文缛节，但对太太的 家政，取认可态度。在社会上，姚思安是乐善好施、豁达明理的富商绅士。他乐于交游，且不论贫 富贵贱，亦不限老少男女。与之来往者有达官显贵、文化名流、著名学者、艺术家，甚至有西洋小 姐。他是中国现代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并能与传统文化相调和的开明人物。他支持变法维新， 肯于吸纳新潮，同情革命，但不参加革命。他把老庄的自由精神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融汇为带有 时代特色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文化思想，把经商业务托给冯舅爷，视财富如浮云，他曾以巨款资 助革命，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通达与远大识见。对“自我”，姚思安则寻访“乐生之道”，追求心 灵的安宁与精神快乐，为此，他毅然抛却富贵荣华，四海云游，过一种流浪汉式的漂泊生活，自由 自在、无忧无虑，但他又关心民族命运，具有爱国情怀，却又终生不涉仕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最后成为半道、半儒、半佛禅，半在人世、半为仙的道家“真人”，得享高寿，无疾而终。姚思 安形象是作者道、佛、儒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观的体现者，是作者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象征。 这一形象的价值，在于他为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种人生模式和摆脱现代精神危机的生活方式。林语堂 认为，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使儒、道精神融合，中西文化互补，创造一种完美的文化境界，只有 这种文化，才能救治西方人“那种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 ①道家的“玩世主义”，可以消解、减低人的紧张生活；儒家的“现世主义”可以使人不必逃避社 会人生。林语堂还相当自信地说：“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 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②他还认为：“这两种哲学有互通性 ，颇有合并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③，因为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 种“中庸哲学”。它引导人们过一种“中庸生活”，“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 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这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 生活——酌乎其中学说。”④这种“合理近情”的“人性主义哲学”，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均衡 ，“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半隐半显之“中庸生活”，“这种中等阶级生活 ，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这就是“生活的最高典型”——“城中隐士”。⑤姚思安 形象，正是作家按照这一“健全”的理想生活，所塑造的“最高典型”。他是带有“中庸生活”特 色的“城中隐士”。他是一个幸运的享尽人生幸福与快乐的老人。他深懂“生活的艺术”，并真正 艺术地生活。他一生享尽儒家的“五福”和道家的“天乐”。他占有儒家幸福观的“长寿”、“富 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的五个条件；也符合道家幸福观“天乐”的要 求。顺从自然本性、与自然谐和；顺从人性，与众人谐和，是谓“天乐”。在道家看来，万物的本 然状态，是最为美好的；顺应人性，顺应自然，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姚思安“静修”、“ 云游”、寻访“天道”，所追求的正是道家的“天乐”。在他落下人生舞台之大幕，离开人世的时 候，他的确已达到了这一理想人生境界。曾府长者曾文伯，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者，是正统派儒教礼法下大家族之家长形象。他与姚思安形成鲜明对照。曾文伯与他的这位亲家相比，所缺少的不是才智与能力，而是道家精神，因此，他的思想性情、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都与姚思安有着很大不同。他是一个地道的儒生出身的官吏，他为人正派、为官廉洁，是非善恶分明，但他以儒教礼法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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