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著名评点家金圣叹（公元1608年～1661年），以其真切的体验，广博的学识，深刻 独到的见解，大胆犀利的笔锋，在传统的评点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金圣叹的一生以设座讲学、 评书著述为业。虽然，由于惨遭杀害，他还来不及完成逐一评点《庄子》、《离骚｝）、
《史记》 、《杜诗》、《水游》、《西厢》六才子书的计划，也未给我们留下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但我们 从他已完成的看似无拘无束、随笔挥洒、散漫无归的评点中，不难发觉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深刻新颖 的见解。虽是吉光片羽，倘若集腋成裘，加以归纳、总结，不仅可以指导文章写作与文章阅读实践 ，而且对诸如文章与文学的分野、文章技法、文章鉴赏、文章法度、文章风格、文章主体能力修养 等理论问题的探索也有启发性的意义。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对金圣叹的文章规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一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与“
因文生事”是金圣叹最重要的文章理论之一。虽然，在此 之前，已有不少人从“文”、“笔”的对举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讨，于古代文章、文学的分野也已有 了较清晰的界定，但金圣叹在这方面又有新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金圣叹在总结前人认识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自己对《水许》创作经验的研析，第一次把小说与历史作了明确的区分，其见解的新异 与深刻都超出了前人。他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许》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 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率即不然，只 是顺着笔性去，削高利、低都由我。（第五才子书读法）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从功 能上看，金圣叹认为作为文章体载的史传，是“以文运事”，即用文字来如实记录历史事件，目的 自然是以“文”来充当传“事”的工具，重在实用；作为文学体载的小说，其特点是“因文生事” ，即在创作中虚构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事”因“文”而生，重在审美。（2）从真实论 、典型论的角度来看：金圣叹认为，《史记》中的事是“生成如此如此”，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 了的、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客观现实性的事，而非作者头脑中“算计”出来的。《水济刚不然。 书中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宋江等一百单八位梁山好汉的形象，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乃至种种生动传神 的事迹，基本上是凭施耐庵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高超的艺术想象力虚构出来的，这些“事”大多是对 生活的合理的艺术反映，但毕竟不是现实存在本身的反映。（3）金圣叹还进一步看到，在写作《 史记》和《水滩》的过程中，作者这一主体的能动作用也有很大区别。写《史记》是写历史，“虽 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为写历史要时刻受到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束缚，不能任 意虚构，不能以文害意，否则便不成为历史，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要时刻受到“
真实性 ”这一文章本质特征的限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件“苦”差使。写小说，则可毫不受真人真 事的制约，作者完全可“顺着笔性去”（引者案：笔性，说到底就是作者艺术创作的个性。这也就 是后面所说的“我”），充分发挥想象的自由性，可根据小说情节的需要削高补低，甚至还可凭借 作者意识的流动去创作。在此，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是起支配作用的。金圣叹不但从正面肯定了历 史与小说的区别，而且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那些模糊认识给予否认：或问石唱天文，为是真有是 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排列出来， 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码，终之以石场者，是此书大开团；为事则有七十回，为 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吉夫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此团以来著书家之所不计。而奈之 何分之注书者惟此是求也？（《水游》第七十四回评）在对历史、小说真实性再度加深研究的基础 上，金圣叹认为小说不必有符合历史的真实描写，读者不必考究其事件、人物的有无，不必把记录 人物、事件的真实程度作为评价小说优劣的标准，否则便犯了以史学观点代替文学观点的错误。不 仅如此，在《水价》第二十八回回评中，金圣叹对史与文的区分还这样评述道：夫修史者，国家之 事屯；下笔者，文人之事屯。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屯。若文人之事，团当不止叙 事而止，必须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成绝世奇文焉。是放马迁之为文也，喜见其有 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间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 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士。必欲 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不传，而事又 乌乎传耶？……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出其珠王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 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伙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 ，经营惨淡之志者哉？这两段话，主要是从语体特征的角度来说的，金圣叹认为，修史者的语言“ 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只要叙事清楚，起到记录史实的作用，便完成了使命，不必刻意 在文辞上下功夫。这一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用文章主要应以平实的公务等语体为主，文艺语体 为辅这一看法是相符的。但同时，金圣叹又看到，具体到作者笔下，往往又“不止叙事而已”，他 们总是弹精竭虑，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为什么文人们要着意在文辞上下这么大功夫呢？第二段 话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是舍事而求文，与“止于叙事而止，文 非其所务也”，岂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只有“文传”而后才能“事传”，着眼点虽在文，而落 脚处仍在传事，并未改变修史者的宗旨。“文”在此只是“事”的载体、手段而已。“言文行远” ，这也是我国文章的一个优良传统：重视文辞美而不溺于文辞，重视形象而不忽略内容。尽管《史 记》记事，难免有“隐括”、“张是”之处，难以“纤悉不失”，但完全是为了更好地“传其事” ，是在真实性的原则下，补缺拾遗，以成其事。金圣叹在此对修史者“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的 使命是予以肯定的。二、眼光洞越与手腕迅疾“眼光洞越”与“手腕迅疾”主要是针对作者的识见 和笔力而言的，不仅是金圣叹自己批文的写照，而且是他衡量文章主体写作能力高低的主要着眼点 。据金圣叹的族兄金昌（曾为圣叹刻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叙第四才子书上言；“唱经（圣叹 ）每于新发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日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 金圣叹不但自身以多读、苦读来提高能力修养，而且以切身的体验多次谈到了动笔前修养的重要性 。例如：他在《水浴传》第四十一回回评开头便说：“尝观古学到之家，其师必取弟子，先置之断 崖之上，迫之疾驰；经月而后，授以竹枝，追刺猿探，无不中者；夫而后归之室中，教以剑术，三 月技成，称天下妙也。圣叹叹日：嗟乎！行文亦犹是矣。”这是以学剑之道喻行文之理。学剑要先 练扎实的基本功，经月疾驰之后，练得健步如飞、眼明手快了，方能剑无虚发、称妙天下。学写文 章也是如此。十年寒窗的苦读，方可变换耳目，荡涤胸襟，得高深的识略，“奋而为文笔，亦得愈 极高深之变也”。有了高深的识略便可切中题目的要害，直至“说王说霸，乃如说家常事者”，一 切便水到渠成了。在此，我们不妨再来看金圣叹的另一段更为形象、贴切的比喻：弟自幼闻海上采 珊瑚者，其先必深信此海当有珊瑚，则预沉铁网其下，凡苦干年，以俟珊瑚新枝渐长过网，而后乃 个集众尽力，举网出海，可珊瑚遂毕举也。唐律诗一、二正优是也。先熟睹之，如何当有起句？其 犹深信海之有珊瑚处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为网，直入题中，尽意躇码，其犹沉海苦干年也。既 得其理，然后奋笔书之，其犹集众尽力举网出海也。书之而掷于四筵之人读之，无不卓然以惊，其 犹珊瑚之出海粟然也。以论持信和语录选·与能素波士。澜》）这里虽是就唐律诗而论的，实可看 作是对一切文章写作过程的概括。凡遇一题，先须仔细观察，找到可下笔之处，再多方酝酿，苦心 经营，正是“未提笔作文字，必须先将道理讲得烂熟于胸中”（批《穆子不受鼓降》），待到构思 成熟了，也即如珊瑚长过网了，作者心中已得到了“理”，再以“博大精深之思为网”便能有的放 矢，精心结撰，“奋笔书之”，写出语惊四筵、文传万代的旷世奇文。总之，从上面学剑与采珊二 喻中，可以看出，金圣叹认为写作才能确是后天形成和强化的。那么金圣叹服中的能力修养又是由 哪几个方面构成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地光明”、“眼光洞越”、“手腕迅疾”、“ 笔墨恬争”；“盖四者之中，若少一件，亦不得也”。具备了这些条件，简而言之，也就是具备了 识见、胆量、笔力，方能写出奇妙之文。所以，他在批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赞》中说：“可 见史公著书，不独是笔法到，直是处处足亦到，事事眼力到。”这是在强调躬行实践。在《史记· 吴泰伯世家赞》中云：“言问览则博物，博物则君子。”这是在强调“闷览博物”。具备了丰富的 生活阅历和多方面的识见，方能“看得透，写得快”。因此，他对苏武之文大为赞赏，在评苏文《 战国任快论》中说：“妙绝，妙绝！谁有此识？即有此识，谁有此胆？即有此胆，谁有此笔！真是 大奇、大奇！”说明雄奇来自于胆识。在《水价传》第十一回批语中，对施耐庵之才也喷喷称道： “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力，无以构 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搞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他认为才思笔力是如此 息息攸关。要达到识见、胆量、笔力兼备又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文章真如云之肤寸而生，无处不 有”，只不过“人自以气不平，心不细，眼不到，便随地失之”。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穿窜，而后得脱于搞，衷然成为一书也”以水讲传）｝楔子评人可见，著书也非易事，不可不慎重对待。然而如何才能达到“眼光洞越”、“手腕迅疾”呢？金圣叹的回答是：“欲致吾学，则必读吾书”，而他本人在这方面是早已身体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