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十几年的改革经验，我们深深地感到，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我们祖国经济发展、效率 提高、人民生活富裕的金钥匙。不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要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我们 遇到困难和险阻，难于向前推进时，也正是解放思想给了我们一往无前的推动力。所以，没有改革 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各项成果；而如果没有解放思想，也就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 改革的18年中，我们有过几次重大的解放思想，回想起来，它们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次 解放思想：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起始于一场浩劫之后 。当时人们的思想禁锢，观念单一，长时间生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看待事物的方法和观点 有很大的盲目性。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其独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使得人们在传统的 框框里绕来绕去，跳不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极大地束缚着 人们的手脚，妨碍了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向前发展。面对这样的局面，邓小平同志英明地提出 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 作，真正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同时，在1978年5月11 日，由《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的大讨论。这场思想理论上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大解放，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 思想理论基础。讨论的结果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且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科学的理论是不怕实践的检验 的。任何思想和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检 验的观点，这才是真理发展的观点。消除“两个凡是”的观点，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认识，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冲破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在新的形势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 国改革开放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二次解放思想：推行农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 业，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有可能考虑其他方面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初期，如何改变旧的农业生产体制，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成为我们着力解决的首要问 题。在探索农业生产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广大农民发挥自身的积极性，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 的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出了一种能充分调动农民个人积极性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这就 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省率先作出了改革农业生产体制的尝试，在旱情严重、 秋种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农民又创造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 起来，有效地克服了生产上的过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在拨乱反正、纠正农村工作中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农业生产要建立多种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并规定在实行其他责任制形式时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当 时，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 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单干，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各地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也不同，改革的 地区也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强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应当予以承认和肯定，并鼓励在全国推广，很快就发展到全国绝大 多数地区。党中央根据这一大好形势，及时出台文件，明确规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提出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任务。到80年代末期，又有人提出否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走集体经营之路 的想法，党中央再次重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并提出要把其作为一项农村的基本制度 固定下来，使之不断稳定和完善。90年代初，中央又明确强调了这一精神，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 上进一步重申了中央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贯政策，统一了全党对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 体经济性质的认识，为其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在农村的农业生产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一步。第三亥解放思想：承认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商品经济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不承认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商品，不按 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管理经济和运行经济，一直推行产品经济式的管理模式。在产品经济式的生产方 式下，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企业只是国家生产计划的执行者，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国 家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完全收购。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没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 也没有必要需要任何‘怕主权”。企业失去了其真正的性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成为政 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造成了产品生产的盲目性，不适销对路，重复生产和积压，带来了巨大的浪 费。而且，传统管理方式把企业同市场割裂开来，导致效率低下，企业缺乏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开 始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经济部门、企业界深感旧体制的弊端，首先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从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入手开展讨论，明确要发展生产力，要纠正过去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 资料不是商品的错误观念，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和价值规律，要发展社 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法人。从此建立商品经济体制的任 务提上了议事日程。第四次解放思想：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走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自从明确了进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 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在改革的实践中，又对计划和市场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关系和作用 进行了讨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要运用计划手段还是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并用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以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如何。这其中还牵涉到 国家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是较多地利用直接的手段还是更多地使用间接的手段。中共十三大的召开 ，对这些思想认识问题给予了较详尽的回答。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的不同。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 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利用市场调节并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工作也要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 律的基础上，应当更多地利用间接管理方式，计划调节不是指令计划，要在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 同企业之间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计划和市场的 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同时，十三大还强调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 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 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应当说，明确“国家 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市场作用要求的强烈反映。在当时的 情况下，还不可能提出利用市场经济的观念。但是强调市场的作用，要求国家更多的间接管理，发 展市场引导型的企业组织等等，都是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努力。但是，在十三大之后的一段时 间内，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念，又有不少的争议，一度解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又受到束缚。于是又有了下一次极其重要的解放思想的发生。第五次解放思想：明确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知道，从世界的范围来看，经济制度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 就是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国家的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按照比例协调发展；另一种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通过市场的作用，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在1992年以前，我国多年 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针对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加以完善和 补充，树立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一段时间中，我们认 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特有，而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这种思想，严重地阻碍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妨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已 经成为改革开放能否深人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大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客人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 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也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 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扭转了人们的观念，在认识上进行了一次拨乱 反正。按照过去世界流行的看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产物，计划经济是社会主 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国际组织也这样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我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这种认识是很普遍的。邓小平同志全新地看待计划和市场，把它们看成经济手段，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应当并且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顺应了中国改革实践的要求，排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许多障碍。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实践看，计划同市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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