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与抗争──再谈《围城》主题李菀钱钟书《围城》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自１９４６年它连载于西 谛（郑振铎）和李健吾合办的刊物《文艺复兴》亡时，其争论就开始人当时围统区文坛“呈现了极 度沉寂的气象”，极少有新作问世，若有也大多是“一些中学生作文式的幼稚肤浅义字”①。因此 ，钱钟书《围城》的问世，一方面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滩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只恨连载时断 时续不能如餐般一口气读完。李健吾、郑振铎也因“《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 为荣”。②４８年再版，４９年三版。另一方面，《围城》又成为众矢之的。其批判焦点乃是《围 城》主题。先是４８年２月至７月，遭到受苏联“清算文艺”影响的某些刊物的围攻：指责该小说 是“象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动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官画，是一 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贤丸……”；①是“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 风吃醋的小场面”。⑤接着，《围城》便销声匿迹三十多年。然具有戏剧性的是。１９８０年，前 苏联作家索洛金在他的《围城》俄译本序言里，批评“中国埋没了这部书”。而台湾也曾认为该书 主题意识“不正确”，曾将其列为禁书，甚至因流传《围城》而被警方拘留罚款。七十年代末以来 ，海外港台及大陆刮起了“钱学”热，《围城》也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捷、西班牙等多国 文字出版。《围城》甚至被誉为是“一部近代中国经典”，钱钟书被称作“（中国）当代第一博学 鸿儒”。对《围城］主题的探讨更是见仁见智。我认为对于一部包孕丰富的作品来说“横看成岭侧 成峰”又何尝不可？因此我亦将自己的一“滴”之见，融人这探寻的大海。其实在《围城》序里已 有暗示：即揭示出“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的根性，并由此推及对整个人类的“基 本根性”进行反省与思索。那么，这类人物是谁？其根性又是什么？我认为，它便是在特定历史背 景里，中西文化合流中人格的蜕变，以及对这种蜕变抗争的悲剧，然于绝望中仍不灭对希望的渴求 。尽管这“希望”是那样的渺茫，甚至虚妄，但它就象挂在驴子眼前与唇吻之上的一申胡萝卜，“ 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⑤在这座无形 “城堡”里轻久不衰地上演着一幕幕冲进又突出的悲喜剧。”人格的蜕变有着极其深厂而复杂的历 史背景和社会土壤。《围城》一开始便展现了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状。十九世纪后期，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和高科技，正 不断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恰是这个时期，西方社会却爆发了 严重的、深刻的精神危机：首先是传统认识，传统价值标准的崩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未，乔治· 桑借《小法岱特》中一个人物之口说：“上帝是永恒的主宰，可是今天，他却不管事了。”三十年 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要重新佑价一切价值。上帝存在，只是“不管事了”与“上帝死 了”两种观点代表着西方社会很大差异的认识阶段。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战争造成的 巨大物质上的破坏，劫后余生的人们对传统的价值标准产生更大的怀疑和作更深沉的思考。迷惘、 颓废，纵情声色犬马的刺激和贪欲，使人们不但未从现代文明和日渐优厚的物质条件中获得人的价 值和尊严感，反而毁灭了关于人的传统信念，对物的依赖到成为“物”的附属品。对金钱的疯狂崇 拜与攫取，导致利己主义泛滥、道德沦丧、人格异化……其次，在“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社会 竞争异常激烈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疏远和敌对。人就如同生活在一种被敌对力 量包围之中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正如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两句言：“我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有如一 颗星和另一颗星之间那样遥远”“他人是我的地狱”。精神的苦闷、迷惘，人格的异化，人与人之 间的疏远和敌对，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主题。对此，在《围城》中有着充分的 揭示。那个在美国卖假博士文凭的爱尔兰人，之所以胆敢向远在德国的方鸿渐做“跨洲”生意，是 因为“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等。 便宜的可花十块美金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 校”。而自己这个所谓的“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压根儿就子虚乌有。还有什么后怕？而那 一群所谓的西方著名哲学家却上了一个中国佬──褚慎明的当！褚慎明拙劣的“恭维”、“赞美” 竟使他们不仅“高兴得险些忘掉了哲学”，且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褚慎明就 第靠这三、四十封信到处招摇撞骗，成为他出洋留学的资本和诈骗的尚方宝剑。堂堂学术圣殿竟干 着如此卑鄙、下流的勾当；令人肃然起敬的西洋大哲学家却原是一帮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好虚荣 之徒。由此可见，西方社会道德的堕落、人格的蜕变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如此的世界大文化 氛围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西方的精神危机己成 为世界通病。１０３５年，２５岁的钱钟书抱着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使命感，赴牛郑留学，准备寻 求匡济之略。然随着他对西方世界的深入了解，对中西方文化的日益洞察，钱钟书清楚而又痛心地 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这场中西方文化合流中。已将封建传统的“媚上” 变成了现代的“媚外”。而这种“媚外文化”不仅抛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且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人格沦落─一中西方文化合流中产生的畸形儿。正如《围城》中赵辛据说的：“外国 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也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中描写一个出洋游历的政府随员将 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莱、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这就 使中国原有的国民性中的麻木、愚昧又加入新染上的种族自卑、利已主义“毒瘾”，更见其可厌、 可鄙和可怖！在这样的世界背景和中国社会环境中，人格蜕变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样是对人的“根 性”的探寻，如果说鲁迅是将严峻无情的解剖刀切向国民性麻木（甚至不但自甘于当奴隶，还憎恶 唤醒他的人的虚伪）毒瘤的话；钱钟书则是将调侃、柳揄和讽刺的笔锋，直指中西方义化合流中蜕 变的人格──堕落、洋奴性。相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重读《围城》仍不得不惊骇于钱钟书那“残 酷”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围城》．主要展示了两类蜕变人格：一类是留了几天洋，便数典忘祖， 挂“洋”头卖狗肉，招摇撞骗无老大的洋奴文人──如做“昨夜晏辰今夜摇漾于飘明明夜之风中， 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魏巍贴在天上。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工个老公！”这样荒唐、庸俗的诗 的曹元朗，正如其诗标题，是个《拼盘姘伴》货；若好巨滑，道貌岸然的二间大学校长，留洋的“ 老科学家”好色的高松年，在风流的汪太太神经质狂笑中，狗一般“瑟缩”了分子；至于那个外形 “木湘朴实”、“诚恳安祥”的冒牌留美博士、历史系主任、教授韩学愈，更是个“诈骗”局手， 他不仅将老狐狸高松年骗过，且令与之同买一个“克莱登”大学假义凭的方鸿渐瞠目结舌，自愧弗 如。对这一类人，作者极尽辛辣的冷嘲热讽和鞭答，大有汁做麟皮下露出马脚而后快之势！因为，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中国人眼里，尤其公正直的中国现代知识者眼里，‘没有中国人味儿”等 同于“没有人味儿”。他们可以宽容知识分子的怯懦、庸俗，但却对“没有人味”的“洋奴文人” 绝不手软，甚至是“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笔下出尽洋柏。因为，这就是民族尊严、爱国主 义情感的一种泻泄！这是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典型心理特征。另一类，是以方鸿渐为代表的尚存 民族气节和良知，既沉沦于蜕化漩涡而又挣扎、抗争于这漩涡的人。对这一类人，作者于讥讽之中 ，更多地是寄寓着同情和对人类深沉的反省。方鸿渐是一个“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 、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敬”的“游”学生。他玩世不恭。脑 灵齿俐。在欧风熏陶下，早已不是大学阶段那个唯父命是从，老远看见文学生便脸胀红如“寒暑表 ”的乡绅少爷了。而变成手不离“史的克”（手杖），有超级口才，颇会讨女人欢心，具有英国绅 士派头的洋学生，不乏虚荣心和野心。然严格的传统教育，使池骨子里仍恰守着一些传统美德：良 善、讲道义、重情感，有责任感且带儿分士大夫的狷介性格。他思维敏捷，有独到见解，在家乡作 题为《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检讨》演讲中。似乎于慌忙中胡浪一气，实则一针见血，精 辟地将海通几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向西方汲取的东西归纳为两件：鸦片、梅毒。这真是何 等的惊世骏俗，又是何等的真知的见！一把扯下那血迹斑驳的遮若布，令“正人君子”们大惊失色 。大有靡菲斯特的风范─—天命批判和对现存价值准则的怀疑主义精神。然而，方鸿渐的这一点“ 人味”却使他成为既是一个人格蜕变的受害者，又是企图反抗这蜕变的失败者。一个悲剧性人物。 “买义凭”是方鸿渐悲剧的开始。他本盔视以义凭定人的传统价值观，但在情急之中。竟也设计买 个假文凭，将那个爱尔兰骗子气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虽给他带来光宗耀祖的虚荣和满足，可惜 昙花一现。正是这张义凭使良知未、本性厚实的注鸿渐如揣火炭，熬不住良心的羞惭，向苏小姐泄 露了天机，而成了苏小姐离间他与唐小姐真挚爱情的“罪证”；接着，又被高松年看出破绽，视他 为“乞食者”，终借故敲了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成为后来方、孙二人婚姻破裂的重要潜困。方鸿 渐象所有爱国留学生一样，抗战前八匆匆回国欲报效母亲。然而。险恶的人际关系，魔窟般黑暗的 社会，使他立刻陷入尴尬、痛苦、愤懑的沼泽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即使好友、亲近者也如刺猾般的隔膜，正如方鸿渐气闷的那样“在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他与唐小姐的真挚爱情也不能幸免，而失之交臂，“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结合虽谈不上爱情结晶但也绝非“逢场作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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