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代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便是政府权力从弱化到强化 的过程。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某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 便是政府权力的弱化，从而使我国传统的政治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丧失。在经济转型时期解决好 政府权力整合的缺失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关系到我 国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首先，建 构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政府权力。现阶段，我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其发展 是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前提的。纵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来 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与政府权力的集中统一都是相伴相随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职能日益强化，促使市场日益统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有其自身特点，但同时也要遵 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必须要有统一的大市场，才能进行广泛的交换、流通，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这是其他市场主体如企业、商会、个人等都无法构建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在依法 经营的前提下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代表，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可以从国家 整体利益出发适时进行产业调整，规划发展格局。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由于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基 础设施滞后等产生的“增长瓶颈”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这是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因此，只 有政府才是构建统一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力量。其次，克服市场经济中的不公正竞争行为 需要政府权力。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但必须要把公平竞争作为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由于各市场主 体的主客观条件不同，而市场规则的发育与完善的过程又往往滞后于社会分化过程，在市场规则尚 无力约束的情况下，有的市场主体会受利益驱动蓄意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成熟 阶段，其本身也很难产生克服这些不良因素的“解毒剂”。特别是我国的改革最先是由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部广l层层推进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缺乏内在积累、发育，市场机制还远远 不能调控各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十多年来，在我国由于经济利益的快速分化，一些市场主体以自 身特有的资源禀赋步入高收入者行业，而一些低收入者在不公平感驱动下，会以不规范的行为寻求 利益补偿，用种种非法手段去弥补收入差距，于是导致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制假卖假等等现象的 出现。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借助国家法律和政令，协调各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制止和制裁一切 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捍卫公平竞争原则的神圣性。再次，维护安定的国际国 内环境需要政府权力。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在环球经济日益一 体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联系与往来越来越密切，由此，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变动无不对国内政治 、经济产生影啊，干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当前，国内存在的一些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等现象也是 影响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腐败现象已出现从个人行为向集体行为、从基层政权向上层政权、从执 行机构向决策机构，从一般行政部D‘」向执法部门蔓延的趋势，引起了社会成员强烈的不满。改 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创新很快释放出了正负效应，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提高 经济效益、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导致了收入分配在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扩大，尽管这是 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富的过份悬殊无疑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 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以外交的或其它手段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还是迪制国内贫富差距 过大的势头，都不是任何其他市场主体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依靠政府活动才能实现。二、转型时 期政府权力弱化分析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力量已渗透入社会生活各层面，但由于经济分化速度远远 快于市场机制形成并进行有效整合的速度，加上我国的政治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明显滞后于经济发 展，在经济体制不断突破、结构不断创新的同时，政治体制未能同步发展，因而造成现阶段政府整 合能力弱化趋势，这种现象在改革早期已开始出现，到了转型时期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在各级 政府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退化，行政实施效率低下和法律、法规被任意破坏而引起一系列“失范 综合症”。造成政府权力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第一，有旧体制结构因素的影响。原来 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权力结构——一功能，主要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单一性、整体性。 政府权力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各层面。它不仅行使对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职能，也行使经营经济的 职能，政府权力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合二为一。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结构日益革故鼎新， 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发展程度不断提高，新生社会事务大规模增长，而社会组织又尚未有足够 力量进行有效管理。政府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其权力结构还来不及作出 适应社会发展的相应调整，于是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这种 单一的、“全控指令结构”的政府权力显得力不从心。它要求政府职能结构向权力分散的多元性转 移，把经营权还给企业，具体社会事务的管理移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主要是进行宏观规划、调控， 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再管理。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定位困难，造成中央政府权 威流失。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为调动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向地方及部门放权让利，在财政体制上由统收统支转为地方财政包干 。这无疑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管制权，而中央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则明显下降。据哈罗 德·德姆塞茨的研究认为，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的财政比重的实际的和比较理想的幅度是占GNP总 额的30～45％，其中中央政府在整个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一般应达6O％左右。而我国中央政府 的财政比例曾一度不足3O％，这样在地方力量相对增强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因缺乏必要的 财力支持而下降。加上一些地方或部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不顾中央政策自行其事，或对政 策进行取舍与改造，有利的执行，不利的不执行；有利的政策“放大”了执行，不利的政策“改造 ”了执行，这就使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造成经济上的各自为政，地方保护 主义严重。同时，一些地方政策在接受了中央分权后又没有真正还经营权给企业；从而造成了“宏 观失控，微观管死”的畸形状态。中央权威的缺失对我国这样一个后现代化的大国而言影响是不可 低估的。第三，政府系统中某些成员的权钱交易行为，严重削弱了政府权威。由于市场经济的转变 过程乃是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利用市场环境获取利 益的主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在利益诱惑下，少数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身拥有的稀缺资源（如权力、 地位），趁改革开放之机贪污腐化，大搞权钱交易。政治腐败极大地损害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削 弱政府的权威，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和政治系统的认同感的减退，引起社会成员的强烈不满和形 成社会无序化状态，从而增加了政府整合社会的难度，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陷阶。时至今 日，尽管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缺乏有力有效性 ，从而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未能形成严密的防控体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手法不断 翻新，反腐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三、增强政府权力，提高政府社会整合能 力的途径后现代化国家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传统的政府权威极易被耗费，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 推动，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都是难以实现的。当然，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政府权力不是靠简单的政治、 行政手段来维护，而主要是靠合理的权力结构、多样的管理方式来实现，其途径是多方面的，现阶 段主要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在政府体系内实现结构——一功能重塑，在权力分化的同时保 持高度整合。政府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其内部必须是职责分明，令行禁止的，这样才能 保证行动的快速、果断。权力分化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分化的需要，从理论上讲，改革高 度集权的传统体制，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权限，只会增加政府的整体效能和权威。但由于分权让利 定位难度较大，加上在分权让利的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等多种原因，实际上导致了部门和地方 政府机构的行为失范和中央权威的流失。因此，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寻找到最佳 平衡点，既能给地方自主性以发挥的空间，又能给中央调控力以合法的地位。在经济转型时期，传 统的约束力已逐渐退出，新的市场化力量还未真正形成，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较低，地方彼此之间 也不足以完全自行调节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为强化政令贯彻的坚决有力，中央政府适当的行政集权 是必需的，以硬政权型的政府权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行有效调控，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 系进行有效整合。其次，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为政府积累物质性资源的同时增强公众对政府 体系的信任与服从。要保证政府权力的有效性，一方面政府要为自身权力实施提供保障，一方面需 要权力客体的支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财富的分配及国家税收制度，无疑会 为政府权力实施提供物质保障。现阶段在税收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提 供物质基础；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扩大新税种，为政府创造财力；严惩偷漏税现象，控制政府 资源的流失。增加政府的物质性资源其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可以使政府有财力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 配，逐渐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在我国，还要特别重视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因为国有资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政治体系主要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市场化过程中，其他经济成份发展迅速，导致国有资产比重相对下降，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是要引起十分重视的。目前要继续推进以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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