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小说艺术流变论王凤莲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进入历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卓 越成果。许多女性作家也正是由于参与了崭新的“五四”文学的创造而被写进了现代文学的史册。 因此，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同诞生的。本文拟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探索思 考中国女性小说艺术的流变轨迹。中国女性因了一场文化的断裂而获得了开口言说的权力，这无疑 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桩意义深远的事件。妇女解放的先驱者秋瑾，虽然发出过“天赋人权原 无别，男女还需一例担”的大声疾呼，但终因清朝末年浓重的封建雾障而显得落寞寂寥。“五四” 一代女作家沐浴着新文化的星光雨露，作为一个旧的文化结构坍塌之后初次进入话语领域的群体， 她们首先将笔锋指向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种种禁忌和规定。冯沅君在她的《隔绝》、《隔绝之后》 、《旅行》等小说中，率先发出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① 的决绝之声。庐隐的坎坷经历磨砺了她的反抗精神和自我意识，她通过《海滨故人》、《丽石的日 记》、《或人的悲哀》等小说，提出了“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 过的生活，不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②的人生主张。冰心则以《两个家庭》、《秋风秋雨愁煞人 》等小说，开出了一副“新贤妻良母主义”的社会药方，稍晚一些出现的丁玲，以她的《莎菲女士 的日记》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对于女性问题的见识和理解，那个愤世嫉俗、骄纵狷介、偏执激烈、敏 感多情的女性中心主义者莎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永久生动的人物。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塑造 都以其姿态各异的心理图景，显示了女性写作的性别优势。仿佛是对男性作家过多地着笔于女性形 象的反抗叛逆行为的一种矫正，女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世界细致精微，荡漾着心理流程中的粼粼波光 。然而，在现代文学的女性文本中，我们仍然很难区分纟隽华（《隔绝》）、露莎（《海滨故人》 ）们的面孔和个性，她们大都在基本相似的命运轮廓中充当了作者对于当时流行的人生问题的依托 ，在这些人物或忧伤或焦躁的情绪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与男性作者相同的诸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 等语义单元，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故事里，我们虽然看到了九曲回肠的细腻委婉，而其观 念意义上的阐述，却依然没有超出一般的社会命题的范畴。中国女性文学与社会变革同步共时的命 运，使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话语空间，它总是在性别与时代的夹缝中沉浮。尽管女性在反 封建的斗争中可能表现得更加勇敢和义无反顾，然而２０世纪早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尚不能为妇女解 放指出明确可行的道路，因为这场缺乏理论贯注的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意义只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身 患危机和饱尝焦虑之后的一种精神上的燥动，诞生其中的女性小说也同科学、民主等口号一样，只 是缓解这种焦虑的一种民族情绪的宣泄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吸引了现代文 学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作家提出了严格的革命要求。因此，象丁玲后来那样不合 时宜地在根据地里指责妇女的处境也就难免要受到干预。对萧红的两部小说的评价也鲜明地体现了 革命立场的倾向性。《呼兰河传》以女性的直觉智慧对乡土的描绘与悲悯，显然比《生死场》的思 想意义更为丰富，而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萧红本人的 漂泊经历也使人们看到了女作家远离主流话语之后的孤寂和苍凉。困守在国统区十里洋场上的张爱 玲以其天赋的文学悟性创造了一个文坛上的“传奇”，但文学史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长久缄默却耐 人寻味。毋庸置疑，这几位女作家的艺术才华早已为人们所服膺，但她们和她们作品的遭遇却构成 了中国女性写作起程迈步之后的一种象征，女性写作要想进入社会秩序，她就只能把女性经验和主 流话语当作自己艺术空间的两个支点。这样，当主流话语过于强大、甚或垄断了整个社会话语的时 候，女性意识就可能被忽略或销匿。毫无疑问，新中国的成立既是民族的也是妇女的解放道路上的 里程碑。“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群体所取得的社会性成功。在那段昂扬奋发 的历史年月里，女人与男人一样地参与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女作家们也兴奋地用国家话语憧憬着 新社会的未来，表达着她们对政权力量的感激和拥戴之情。国家情结堂皇地取代了女作家的性别意 识，女性写作身不由已地淹没在主流话语之中。然而女性生命的内在跃动却往往不自觉地召唤出艺 术的良知而进入创作过程。所以，在建国后十七年高亢的文学旋律中，我们偶尔也能听到几支婉约 的小插曲。宗璞的《红豆》和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是“十七年”中难得的以女性视角看取历史的 女性小说。《红豆》中的女主人公江玫在革命和爱情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了前者，女主人公低回 缠绵的心理情绪被作者准确地把握并细腻地描绘，成为小说中最具魅力的艺术表现。《英雄的乐章 》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女兵在战争年月里的一段夭折的爱情。这两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非常自觉地 将革命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然而，在５０年代中期的文学批判中，它们都被指责为“显露了一 种企图挣扎着脱离政治的女性角度”，并因此而受到了极左势力的冲击。此后，在２０余年的当代 文坛上，我们再难听到来自女性意识的心灵诉说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由“解放的文学”到“文 学的解放”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小说的创作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新时期之初，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 带着对“四人帮”虐政的愤怒控诉步入了文坛。宗璞的《三生石》、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刘真的《黑旗》、韦君宜的《洗礼》、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小说，都是为人瞩目的厚重之 作。这些女作家的作品紧扣着当时的社会脉搏，抨击极左政治、呼唤人格尊严、反思历史是非，自 然地进入了启蒙主义的文学叙事。人道主义精神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情绪中唤醒了人们许多久遭禁锢 的情感，沉沦已久的女性意识也应和着“人的解放”的思想潮流继“五四”新文学之后，再度浮现 出历史地表。但是，现代文学中女性小说的那种既是时代的又是性别的、在夹缝中写作的传统，在 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中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尽管这个时段上的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较之建国 后“十七年”中的“无性别文学”已有了突破性进展，但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仍就是在启蒙话语和 性别意识之间落下脚跟的。女作家的那些与妇女问题有关的又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思想与见解，以 小说的形式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犹如一枚枚青色的果实悬挂在启蒙叙事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 丰富润色着主流话语的艺术空间。问彬的《心祭》在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对现代人的精神钳制方面， 无疑是一篇相当出色的作品，它没有一般的伤痕反思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政治批判意向，而是将笔触 指向了人们的灵魂深处。但遗憾的是，我们从这出女性悲剧里却没有看到悲剧主人公曲折回环的心 理世界，大而化之的“反思”主题使作品的思想锋芒在女性意识的层面上只是浮光掠影地闪过。张 抗抗在新时期之初也以她的《爱的权利》、《夏》、《北极光》等小说塑造了一个新觉醒的女性系 列，然而情节不同的几篇作品均是附着在指控十年动乱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这样一个创作母题之上 ，文学主题的趋同意向使得新时期的许多女作家的创作，虽然触及到了妇女解放这个古老而又新鲜 的命题，但她们的笔墨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多少停留，而是在不经意间将它归入到了更为宏大的 社会问题当中，表现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习惯性顺从。张洁是新时期女性群体的勇敢而执著的代 言人。她一踏上文坛就将女性问题的视角直接契入了人的精神层次。《爱，是不能忘记的》被誉为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这是一则柏拉图色彩很浓的爱情故事，主导全篇的是一颗女性灵魂的 动人自白。这篇小说发表后所引起的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暴露了我们民族心理中的沉重积淀，然而 ，尽管传统的势力依然强大，那悬挂在启蒙叙事上的青果却在不断地因黄转绿。张洁对女性经验的 描绘又在《方舟》、《祖母绿》、《七巧板》等一系列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她对女 性自我解放的热切希望和辨证思索，成为新时期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女人，女 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 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③张洁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所树立起来的这个新高 度，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继续得到了阐释和宏扬。谌容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错错错》 ，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航鹰的《前妻》，陆星儿的《美的结构 》，王安忆的《金灿灿的落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那一份份溢于言表的艺术传达， 都生动地体现了新时期女性的精神觅求和心灵燥动。或许是积压在心中的怨愤太深负累太重，女作 家们在抒张女性心胸、抨击男权压抑时表现出了难以自控的激烈。她们对女性自尊的强烈维护，对 社会误解与歧视的愤懑抵抗，流露出了对女权主义的不自觉的认同。我们读张洁和张辛欣这两位最 具女权意识的女作家的作品，很容易感受到女主人公们对自身遭遇的破坏性反应和报复心理。评论 界曾把张洁、张辛欣笔下的女性形象称为“雄化”了的女人，她们性情刚强，作风凌厉，言语果断 ，全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的温婉与柔顺，她们忍受不了传统观念的压抑，只身闯入了男人的世 袭领地，却又饱尝了女人奋斗的艰辛，不得已从男子那里借来一副盔甲以缓解身为女性的种种困扰 与尴尬。所以，这些女主人公们无不经受着人格分裂的心灵创痛和精神压抑。她们在挣脱了旧有人 格的同时也失去了女性生命中的某些真实。她们逃离了一个旧世界，却在新世界面前举步维艰，在 极度自尊的外表下是极为脆弱的心理脉动，雄强与柔弱混集于一身，显示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妇女解放的特殊表现。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新时期之初以小说的形式向男权中心的发难，虽然遭到了毁誉参半的评论，但她们的作品意蕴却一直是女性小说的精神指向，一些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自我实现的新女性不断地出现在新时期文学的阅读视野之中，但是孔令凯们（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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