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恋作品看中国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李光荣在人类发展史上，妇女的悲剧命运随男权制的确立而出 现，同时，妇女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和地位的斗争也随之开始了。历史便出现了这样颇具悖论性的循 环：妇女的斗争愈激烈，男权统治就愈加强；而妇女所受的压迫愈深重，反抗也就愈猛烈。文学作 为观念形态的产物，描绘了妇女为争取解放而作出的斗争，提供了考察妇女解放的崎岖道路乃至由 此反映出的社会进步的丰富资料。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 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①。男女平等最集中明白地反映在婚姻问题上，而且“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 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②，所以，本文选取一些以婚姻恋爱为中心内容的作品 ，来考察中国妇女解放的艰难历程，并探索时代变革与进步的历史轨迹。古代妇女寻求解放的漫漫 长途如果把古代历朝作家描绘妇女生活的作品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妇女在恋爱和婚 姻生活中的地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变得愈来愈低下，妇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结果却 事与愿为，适得其反。有正义感而又长于想象的作家，只好把妇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浪漫主义的描 写之中。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末期，妇女尽管在政治上失去了地位，但在婚恋方面仍有 一定自由。翻开《诗经》，第一首就是爱情诗。接着有《溱洧》写男男女女在河水涣涣的春天交游 戏耍的盛况，《静女》写恋爱中的男女幽期密约的乐趣。但我们也听到了妇女的哀怨之声。《诗经 》中的“弃妇诗”是最早反映婚姻生活中妇女遭受欺凌的作品。《氓》叙述一个女子婚恋“三部曲 ”———恋爱中的欢乐与痴情，结婚后的辛苦与操劳，被弃时的静思与躬悼。氓妻开启了千百年来 婚姻悲剧的一个模式：痴情女子负心汉。氓妻对自己的屈辱婚姻止于悲愤。《焦仲卿妻》中的刘兰 芝则表现出了抗争。她先是自请遣归，后则以死抗婚，其行为何等勇敢和难得！刘兰芝追求着人类 生生不息的寻找：有爱的婚姻。儒家是最轻视妇女的。其宗师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观念，把妇女压在最底层。史学家班昭，本为女 流，却自觉地维护男权，著《女诫》以训导妇女。汉代以来，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统治更为严酷。白 居易感叹道：“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④刘兰芝不能与爱人生活在一起，实在只是 千万妇女婚姻悲剧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千百年来有爱情的婚姻悲剧的总开头。封建时代别说普 遍女子实现不了有爱的婚姻，就是皇帝的爱妃也不见得能够拥有自己的爱情。《汉宫秋》写的就是 皇妃的爱情悲剧。马致远把昭君和藩处理成爱情悲剧，“渗透着作者对民族矛盾中许多人家破人亡 的感慨”⑤，也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无数人爱情悲剧的同情。男权制剥夺了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 权利，把女子限制在闺阁之中，于是她们的最大愿望便成了让父母替自己选一个好郎君。而在父母 眼里，最荣耀的莫过于选进宫去。但宫中的生活又怎样呢？“红颜暗老白发新”⑥，“坐看牵牛织 女星”⑦，便是她们的生活写照，即使有幸得到皇帝的恩宠，也不见得就有自由。身为爱妃的王昭 君也只是帝王抢去夺来的玩物而已。皇妃尚且如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则苦不堪言了。妓女本 是男权制的产物。杜十娘逃出牢笼，又落入虎口。杜十娘的悲剧在于她摆脱不了自身的商品地位。 这种地位，与她追求的人格和爱情相去甚远，所以找不到出路。数千年来，最为光彩的追求者是林 黛玉。她和宝玉的爱建立在反封建的共同思想基础上，是一种超乎金钱名位的真挚而深切的爱。她 的品格、思想和言行都违背了封建道德规范，因而遭到了封建阶级的遗弃。她追求男女平等、爱情 婚姻、人格尊严、品性独立，这些都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她的叛逆性格垂范后世。通过以上巡视， 我们看出：在男权制下，无论是贵族千金还是平民女子、皇宫嫔妃还是青楼娼妓、已婚妇人还是未 婚小姐，全都是悲剧命运。自从封建宗法观念系统化以后，妇女追求爱情、争取解放的斗争总是以 死告终。无名氏、马致远、冯梦龙、曹雪芹这些关心妇女命运的作家，无论对笔下的形象倾注多大 同情，都拂不去现实的阴霾，看不到一丝光明的闪现，指不出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从文学形式看 ，诗歌是这样，戏曲是这样，小说还是这样。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是不是找不到 一部描写妇女通过斗争取得婚姻成功的作品呢？回答是有的。但它们多半存在于“私奔”结合、才 子佳人、人鬼相恋三种模式中。“私奔”结合在民间文学中成功者较多，在文人笔下则有一个转变 过程。在封建统治还不十分严密的汉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得以生存，传为千古佳话。可到了 唐朝以后，私奔者就失去了公开生活的自由。李千金私奔裴少俊以后，只能隐藏在后花园，尽管夫 妻恩爱，儿女成双，但被公公发现后，仍遭逐回，只等少俊高中状元，夫妻方能团聚（白朴《马上 墙头》）。才子佳人的表现形式是佳人爱上穷困书生，遭到父母的反对，书生金榜题名，回头迎娶 佳人。《西厢记》、《拜月亭》等便是这样的作品。试想，高中状元者，能有几人？才子佳人模式 反映了封建正统阶级的理想：考中状元即成了封建社会的理想人物；这样的人当然要与佳人相配。 不过，这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了。人鬼相恋是最典型地反映了穷因书生的爱情理想：人间找不 到如意伴侣，只好寄希望于阴间。《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而复活，与柳梦梅终成眷属。《聊斋志 异·婴宁》写狐女爱上王生，遂设计成婚，得其所爱，感人至深。显然，以上模式的作品都是非现 实的浪漫主义作品，至少带有理想的成份。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妇女的解放只能在幻想中实现 。尽管李千金、崔莺莺、王瑞兰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勇于追求幸福的婚姻，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色 彩，但成功却系于爱人中状元。这说明她们还是封建主义的受惠者，并且仍然是上层阶级的一员， 难保她们不会转而维护封建礼教，反过来阻止他人的爱情婚姻。至于杜丽娘和婴宁，她们的行为表 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敢，并且得到了爱情的甜蜜，但她们是鬼魂狐怪，人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于是 ，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妇女的解放之路黑暗而又漫长。现代妇女解放的艰辛道路 然而，人的天性向往美好。不管封建压迫多么强大，斗争的代价多么惨重，勇敢的中国妇女总是追 求着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进入现代，妇女解放则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一些“五四”革命的先 驱，一开始就把妇女解放问题提到社会民主的高度来认识。李大钊在当时明确指出：“妇女解放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才能实现，没 有妇女解放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断不是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ｄｅｍ ｏｃｒａｃｙ，必须要求妇女解放。”⑧作为时代“感应神经”的文学，必然会反映出这个社会问 题并且揭示出这场伟大运动的内容和意义来。《终身大事》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第一个精神 产儿。它颠倒封建观念下的美丑荣辱观，倡导男女独自择偶。作品中的田亚梅是个性解放思想的实 践者和“五四”新思潮的先驱人物。与其说她是胡适对于青年妇女追求幸福的热切期望的思想创造 ，毋宁说她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形象在中国的再生。娜拉诞生于资产阶级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挪威 ，有其现实性，田亚梅则出生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开始不久的封建王国，还没有生存的土壤。当时 “女学生竟然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⑨就是证明。不过，随着“五四”高潮的到来，田亚梅很快找 到了同志。在启蒙思想的宣传鼓动下，从封建堡垒中冲出了周心影、刘治菊、吴式青、曾玉英、吴 芷芳、素心、钱玉兰、郑少梅、傅婉姑等一大批姐妹，组成“五四”妇女解放的大军，显示出个性 解放的巨大声威。正当个性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鲁迅写了《伤逝》，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宣 布：此路不通！胡适和易卜生仅止于把新女性“送”出家门，鲁迅关注的则是她们出走后的生活情 形。这样，《伤逝》似乎是《终身大事》的续篇。子君既没有认清旧势力的强大（比如找不到工作 ），也没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保持爱情的清新，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没有提供个性主义者生存的条件 ，所以自主的婚姻也终归失败。鲁迅通过子君的悲剧揭示出没有社会的解放，要获得个人的解放绝 不可能的真理。完成于１９３３年的《雷雨》，是曹禺对“五四”时代女性关注与思考的结晶。曹 禺说“算不清亲眼见多少蘩漪”⑩才塑造出这个悲剧形象。蘩漪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 道路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她继续走着子君回到封建家庭后的道路。蘩漪为了爱情嫁给资本家周朴园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又“回”到了封建家庭———周朴园是一个封建暴君。她不但得不到梦寐 以求的爱，还被视为“神经病”人关在楼上，逼迫着看“病”吃药。蘩漪毕竟是“五四”新思想造 就出来的女性，她满蓄着个性主义者寻求解放的力量，但勇猛冲击的结果是两败伤———打击了另 人，也毁灭了自己。随着蘩漪的癫狂，现代妇女个性解放的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五四”思想启 蒙运动的先驱者致力于唤起人们个性的觉醒，号召青年起来为自我的幸福和自由而斗争，功不可没 。但他们把冲击家庭、走向社会看成胜利，当作终点，未免显得幼稚和短视。鲁迅这位思想巨人首 先发现了“胜利”后的惨剧，劝告青年不要“盲目”行动，但胜利在何处，他说不清。作为新文学 第二代作家的曹禺，因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尚未露出胜利的曙光，也不能把胜利的花环套在他 倾注了深情的女性形象头上。当时，指不出胜利之路的又何止曹禺？巴金、老舍、丁玲、艾青等作 家都如此，那么，妇女解放，路在何方？让我们通过《青春之歌》、《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来寻求 答案吧。《青春之歌》写成于１９５７年，尽管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已属新的时代，但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是“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行这一时期，而且作者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塑造林道静形象的，所以，我把它看作描写三十年代妇女寻求解放道路的典型作品。林道静已不是田亚梅、子君、蘩漪的同代人，但曾经有过与她们大致相同的命运。后来，她成长为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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