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在战国末年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到了汉代，它在广泛吸收战国文化的基础上，进 一步得到发展，成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有汉一代之文学。然而，关于赋的得名，学术界至 今众说纷坛，争论不休。传统的观点，一般是用汉代流传下来的《毛诗停》中提出的“诗六义”说 加以比附，以解释赋体的命名和起源。《毛诗序》中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 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其后，班团在《两都赋序》中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晋人挚虞承其说，但都未明确断言赋即得名于《诗》之六义。而且对于班团所谓“古诗之流” 云云的具体含义，历来看法不一。今人姜建群在其《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①一文中对此有 比较细致的分析，他在引述了有关资料之后说：“据此，对于所谓‘古诗之流’只能理解成：赋的 渊源在于《诗经》，赋继承了《诗经》进行讽谕的传统。很明显，班团讲的是赋体的源流和传统， 而不是赋这一文体名称的来源，与所谓‘六义’更不相干”，其说可从。最早把赋体的得名与《诗 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的，应该算是西晋的左思。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盖《诗》有 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日；‘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团日：‘赋者，古诗之流。’”很显然，左 思是在班因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结论的，其实已脱离班固的原意。到齐梁时代，刘绍则在《文心 雕龙·诠赋》中更进一步断定田是“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后来李善注《文选》，也是用《诗》 “六义”之说为班固原话作注的。这样，赋得名于《诗》“六义”的说法就成了一种流行的论点， 至今仍然有人提倡。对于以上看法，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了异议。因为“六义”中的赋、比、兴是 汉代儒生解《诗》时提出的概念，而作为文体的赋则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因此用“六义附庸”无 法解释赋的得名原因。关于赋的本义，《说文》曰：“敛也”。段玉裁注云：“《周礼》大宰，以 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显然，赋字的这两层意思 与作为文体的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从“班布”的意思却可以引申出“敷布”和“铺陈”的含义 。《诗·大雅·蒸民》中有“明命使赋”、“赋政于外”的用法，《笺》注作：“施布”、“布” 。猪斌杰先生说：“赋、敷、布、铺音相近，义相类”，②所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中“ 六诗”之“赋”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亦曰：“敷布其义谓之赋 ”。挚虞《文章流别论》同其说，认为“赋者，铺陈之称也”。ｏ此后钟战有“直书其事，寓言写 物，赋也”的说法④．刘阳集各家之大成，提出“赋者铺也，铺采油文，体物写志也”．ｏ其实， 以上所述众家对赋字的解释已经揭示了赋体文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与其说赋体得名于《诗》“ 六义”之“赋”，倒不如说它颇得《诗经》表现手法之铺陈传统。铺陈作为赋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 ，当然也就决定了赋的文体性质，即：赋非诗。下面再来看看作为文体之赋的另外一层意思。《汉 书·艺文志》云：“不激而诵谓之赋”，《国语·邵公谏解诗》：“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 献诗，…··姻赋股诵”，可为之证。显然，所谓赋和诵都是不待音乐的口头朗诵。这一含义与春 秋以来行人之官的赋诗之风有直接关系。春秋以来，诸侯各国之间列大夫的聘问往来，动辄赋诗以 言志。《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 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刘师培对此也有一 段论述：“然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又以 《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有行人当宴 会而赋诗者；有行人答钱送而赋诗者：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他们所赋的诗，有的是《诗经 》中的成诗（如《国语·晋语》、“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载秦穆公之赋《采寂》、《鸠飞》、 《六月》，重耳之赋《黍苗》、《河水》等），有的则是自己所作之诗（如《左传·隐公元年》所 记郑庄公之赋“大隧”），其方式也是有的依声而歌，有的则不假歌唱。这就使诗歌有可能摆脱音 乐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文字，为向早期辞赋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受诸子 散文和游士说辞等的影响，原来所赋之诗进一步散体化，并终于形成了介乎诗文之间的赋。所以马 积高先生说：“由‘诵诗’称‘赋诗’，进而将不用于歌或不能歌的诗和韵文称为‘赋’，是战国 后期的事……这是战国时期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礼坏乐崩’的结果，也受到当时散文发展的 影响。”①综Ｌ所述，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实兼二义，即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和文体上的“不歌 而诵”。它的得名是与它的这两个含义分不开的。搞清楚了赋体文的一般特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汉大赋本身的特质。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赋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是骚体赋，另一种是汉 大赋。汉代的骚体赋主要继承了战国时期南派辞赋的特点，一般形式上变化不大。而真正产生于汉 代、体现着新时代风貌的是汉大赋。大赋的形成，基本上是在景帝中后期，枝乘的《七发》是第一 篇大赋作品．到了武帝时代，它才达于兴盛，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大赋之“大”， 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其一，篇幅大。汉大赋基本上都是长篇巨制，规模宏大。如司马相如 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羽猎》、《河东》，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 洋洋达数千言．其二，气魄大。汉大赋在夸张铺写京都物质的富饶、地理的优越和帝王游猎场面的 盛大、生活享受的奢华时，都有一种恢宏阔大的气魄。这与汉帝国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和国力 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是文人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其三，作品的包容性大。汉大赋作品的内容极 为丰富，其中不但有地理、方物方面的丰富知识，而且还有民俗方面的许多内容。作品的时空容量 都很大，包含着多种文化的成分，因而是一种综合文化的载体。《子虚》、《上林》两赋中对楚之 云梦、齐之渤懈和汉天子上林苑四周地理、方物的铺写就是很好的例子。作品不但时空跨度大，而 且内容也包罗万象。班固的《两都赋》还描写了西汉长安城的许多风俗娱乐场面，是多种文化的繁 荣在作品中的反映。所以，汉大赋是一种综合文化的载体，它的兴盛与文化融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是认识大赋起源的一个基本前提．关于汉大赋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 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传统的观点主要是受班团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又在《汉书·艺文志》里进一步论述道：“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你不行 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 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门行之词 ，没其讽谕之义。”在这一段话中，他为汉赋勾勒了一个由《诗经》经过屈原、苟卿和宋玉之赋到 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之赋的演变形成过程。后来刘概对他的说法作了概括，提出“赋也者，受命 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元代祝尧继续沿用这个观点户到了清代，赞同者更多。程延样在《骚赋论 》中说：“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又说：“骚作于屈原矣，赋 何始乎？曰：宋玉。”刘熙载《艺概·赋概》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赋，古诗之流……骚为赋之祖 。”近世范文澜和游国恩等人都同意此说。＠细察此说，我们会发现它对骚体赋在战国的起源和发 展论述是比较清楚的。它认识到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也看清了由骚流而成赋的事实。但 是在具体论述汉赋的起源时，忽略了汉代散体大赋与骚体赋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差异，用骚体赋来代 替汉赋，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如果接受了由《诗经》经“楚辞”到汉赋的这种文体演变 说，我们对葡子的《赋篇》就没法解释。《赋篇》是大家公认的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它在战国时 期无疑是代表着与野体明显不同功另外一种风格。万光治认为：“曾经被称为‘赋祖’的苟况，其 《礼》、《智》、《云》、《蚕》、《箴》赋均以四言为主，无疑脱胎于诗三百，又兼受铭文和隐 语的影响。”ｏ同时，格斌杰也指出：“苟况大约正是根据、并且创造了说隐一问一对的格局和隐 语的语言特点以及它巧言状物的手法，创作出了他的《赋篇》。”ｏ这些，都是明智的见解。它们 阐明了《赋篇》的文体来源，为我们认识战国辞赋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依据。然而，在进一步探讨汉 赋的文体来源时，大家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坚持由《诗经》经“楚辞”发展为汉赋的人，认为《 赋篇》“是从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诗经》‘体物写志’的‘赋’的创作方法的重大 发展”ｏ。猪斌杰先生也说：“战国末年，继苟况之后进一步发展赋体文学，开汉赋先导的是楚国 人宋玉”，并认为宋玉的《风赋》“从整个构思来说，它上继苟赋，还没有完全脱尽‘隐语’的性 质，但从篇幅结构上说，则大大扩张了赋体作品的规模”④。这种说法是可以讨论的。首先，说《 赋篇》来源于楚国民歌缺乏足够的理由，杨宽本人对他的这个说法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且隐语 在战国时期的流行又不独限于楚国。所以不能据此强行地将苟赋扯人《诗经》——楚辞——汉赋的 发展模式中去。相反，苟况的《赋篇》同《诗经》及三晋一带的歌谣倒颇有相似之处。关于它同《 诗经》的关系，论者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来看它和三晋歌谣的关系。《国语·晋语二》 载，拥姬之乱发生前，优施为劝里克事奚齐，为之具特酒并作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乌乌。人 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又载，晋献公欲攻歌，间于卜胆曰：“攻貌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眼振振，取摇之能。鹅之责贸，天策焊海，火中成军，获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十月之交乎？”这两首歌谣都是在三晋大地上产生的。它们跟苟况《赋篇》的风格很相似。苟况晚年虽家居楚之兰陵，但他身为北方儒家学派的代表，在楚国的遭遇并不顺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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