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闲适情怀——转型期文学研究之一陈建新内容提要本文以九十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中 国文坛为研究对象,评述两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家——忧患型作家与闲适型作家。忧患型作家 以笔为旗,与物欲横流的商业化大潮进行直接的抗战。闲适型作家则以其高雅脱俗的作品与世俗社 会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他们的创作,不仅成了当代文坛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二十一 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关键词转型期文学忧患意识闲适情怀作者陈建新,1954年生,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198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师。一新时期以来, 我国文学的主体意识虽然越来越强,但是90年代加速运转的市场化进程,使作家队伍发生了很大 的分化。概而论之,当前中国文坛存在着四类作家,如果把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当作两极,在这 两极站着两类截然不同的作家,部分作家留守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另一部分作家则转向商业写 作或准商业写作。而本文所论述的却是两类站立在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文化之间的作家,我姑且名 之为忧患型作家和闲适型作家。他们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但又拒绝商业文化。有意味的是, 他们拒绝的方式表现了各自的鲜明特点。忧患型作家采取了与商业大众文化公开宣战的姿态。虽然 他们人数不多,在喧闹的大众狂欢节中,音量略赚小了一点,且颇具唐·吉诃德独战风车的悲剧意 味,但仍不失为划过茫茫长夜的美丽闪电。忧患型作家首推张承志为代表,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当 代作家。他80年代的创作就以强烈的理想主义著称;1989年之后,几乎和我国的文化转型同 步,他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中篇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 、《西省暗杀考》和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几近疯狂的精神追求。张承志的小说向 来充满着诗的激情,在这几部小说中尤甚。此外,近几年来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不乏 直接抨击商业大众文化的文字。在《离别西海固》中他写道:“我早学会了沉默。周围的时代变了 ,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 我想到了我的作品,我的书。它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的保护者。读者无信,我写到今天,总感到 有一种强烈的拒绝读者的冲动。”①言语中满怀愤世嫉俗的情绪。他的《以笔为旗》、《荒芜英雄 路》、《无援的思想》等文章都具有相似的风格和神韵。张炜是另一位忧患型作家。早在他创作《 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时,就表现出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而《古船》寓含的大悲悯,《 九月寓言》对大地母亲的歌唱,更表现了作家的博大胸怀。张炜对知识分子参与媚俗的商业文化制 作十分痛恨,不止一次著文抨击。他写道:“文学已进入了普遍的操作和制作状态,一会儿筐满仓 盈,就是不包含一滴血泪心汁。完全地专业化了,匠人成了榜样,连血气方刚的少年也有滋有味地 咀嚼起酸腐。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 ②他呼喊:“腐败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但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腐败却可以充斥每一个角落。我 们真需要鲁迅那样为揭露黑暗而奋不顾身的人。”③梁晓声也属这一类型的作家。他在那篇以议论 为经、叙事为纬的随笔《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中愤怒地抨击现实:“我们正处在这样一 个时代的入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而一九九三的疯狂,体 现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以及通过金钱对社会、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强奸意识方面……”他反问 道:“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 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④他在小说《翟子卿》 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就是一个在社会转型中被金钱迷住了心窍的典型形象,包含了作家对当前社 会的严肃思考。相对这三位作家,韩少功显得更为理性一些,他的《灵魂的声音》、《夜行者梦语 》和《性而上的迷失》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状,分析得鞭辟入里,具有相当理论深度, 颇能引人深思。他们的努力,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旧的文化规范破碎之后,重建文化的渴望。 闲适型作家有汪曾祺、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贾平凹等人,面对着当前这种物欲横流、精神失 衡的喧哗景观,他们表现出与忧患型作家截然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不像张承志们那样愤世嫉俗, 而是采取超脱的处世态度,始终与俗世保持着距离,专心于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作品中充溢着东 方人性灵之气。在新时期文坛中,汪曾祺的小说较早表现出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倾向,80 年代初一片浓浓的伤痕与反思的文学氛围中,他的《受戒》与《大淖纪事》以清新脱俗的风格赢得 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深邃的意境、隽永的语言和空灵超脱的思想倾向,使他的作品具备了某种精 品特色,一时文名大盛。与小说相比,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更具有这些特征。他的散文,无论是忆旧 ,是谈吃,还是纪游,无不显示了一位恬淡寡欲、心平气和却又充满了聪明睿智的东方哲人的眼光 和处世态度。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的文化杂感,贾平凹的散文随笔,也都是这一类闲适型作品 的佼佼者。他们用雅致、灵动的笔触,把日常生活艺术化,从而寄寓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情操。他们 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较少扭转世风的宏大抱负,但对于喜欢他们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的精神拯救 之力不可小觑。二在与商业大众文化的抗争中,忧患型作家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是激愤。在滚滚而 来的商业大潮中,原先温文尔雅的中国人突然纷纷成了金钱的狂热信徒,曾热烈地投身于70年代 末启蒙运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命运的捉弄,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他们 当初渴望的并不是这样一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韩少功写道:“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 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们在小奸商面前低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 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 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 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讨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 妇或情夫。……”⑤面对这样的俗世,忧患型作家激起的是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逆着红尘滚滚、 人欲横流的时期,我的小船又顶着风起航了。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我命定如此,我命定要填充一 种空白。”⑥这种抗战命定是孤独的:“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 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⑦平衡这种心理孤独的办法,是寻找心灵的 栖居所。张承志首先找到的是宗教信仰。80年代末开始他在小说和散文中多次描写到的伊斯兰教 苏菲主义教派——哲合忍耶,正是他与俗世对抗的心灵庇护所,他在这个教派身上获取了极大的精 神力量。张炜的精神源泉是大地母亲。这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意象,既是人民,又是相对于日益工 业化的现代城市的大自然,更是作家心中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这种对俗世的抗战才能进行下去 。鲁迅也成了他们反抗庸俗的巨大人格力量。张炜大声疾呼着鲁迅,张承志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 “毫无疑问如此,今日中国能理解他(指鲁迅)的当然只有我们这一类。”为了和鲁迅“套近乎” ,他甚至臆想鲁迅是“胡人”后裔,根据仅仅是因为他“血性激烈,不合东南风水。”⑧这是所有 鲁迅研究(如果这也算鲁迅研究)中,绝无仅有的一个论断。我在张承志这一番“胡说”中,看到 的是他在与俗世抗争中的孤独心态。也有倚重理性的忧患型作家。例如韩少功,他不仅思路清晰地 分析这个世纪末社会的病根症结,也不缺乏为重建文化秩序而提出的救世方略。闲适型作家面对俗 世显示的却是通脱。这个字眼令人想到的不是陶渊明(他在挂印归田后虽然活得很悠闲,但毕竟有 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激愤),而是北宋文人苏东坡。他那历尽人生坎坷却能随遇而安,终日沉浸于 艺术创造的处世态度,大约也只能用通脱一词来概括。对于商业化带来的种种弊病,闲适型作家的 文章很少涉及,即使偶尔提到,也很有分寸。例如汪曾祺到过香港,他提出的批评是:香港无大树 ,少飞鸟⑨。在另一篇随笔《悬空的人》的结尾处,他提到在美国时,听说有一个留学生宣称:“ 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不愿意做中国人”。他评了一句“岂有此理!”这大约是他文章中最疾言厉色 的一句批评了。忧患型作家的激愤,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例如张承志和张炜的小说创作 ,在题材选择上,决不追随时俗,无论《心灵史》还是《九月寓言》,都有别于90年代上半叶在 文坛上轰轰烈烈的新写实主义;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长篇小说供奉的,是两位作家心中的神圣祭 坛。在小说艺术上,他们也没有沾染流行的甜腻手法,这两部小说都不好读,因为它们不是通俗小 说。即使张承志的《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和张炜的《一个故事刚刚开始》、《怀 念黑潭中的黑鱼》、《头发蓬乱的秘书》等小说,也都不是“一潭清水”,读者须用心去体会,才 能发现作品中的深意。作家并没有在刻意玩弄技巧,他们只是找到了表达的最好方式。他们本质上 是诗人,他们的小说就是诗。他们对流俗的痛恨,凝结了一个个诗歌般的意象。厚重的思想内涵, 令这些作品颇具大家气。与小说创作不同,忧患型作家的激愤情感,造成了他们的散文随笔峻急的 风格。张承志、张炜、梁晓声在他们评论时世的随笔中,都显得非常慷慨激昂。他们的散文随笔的 另一个风格特征是深刻。由于强烈的使命感,由于对世风日下的敏感,他们的议论,往往显得犀利 泼辣,入木三分,颇有一点当年鲁迅先生的文风。与忧患型作家相对立,闲适型作家的风格是徐缓洒脱。在这一点上,汪曾祺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①0所以,他们不像忧患型作家那样急不择言,让激情引导着自己前行。闲适型作家在行文时,很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注意作品的节奏,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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