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清代，产生了两部纪念碑式的高峰作品，一部是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 长篇小说《红楼梦》，一部则是“用传奇法，而以志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而兼二 体”（纪晓岚语）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这两部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红楼梦》的地位已确定无疑，而对《聊斋志异》的地位则虽有人论述 ，但至今认识并不统一。中国小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演至 六朝，而为志人志怪；唐人作传奇文；而进至宋代，一方面，志怪及传奇文日趋式微，另一方面， 作为通俗小说的话本则应运而生，并赢得了日益广泛的读者；到了明代，在话本，拟话本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长短篇白话小说不仅成了小说的主流，而且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代表，而作为文言小说 的志怪传奇虽也产生了象钱唐星佑的《剪灯新话》等作品，但其在思想艺术成就或实际产生的影响 都无法与当时的白话小说相抗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清初出现了蒲松龄（1640－1715） 的《聊斋志异》，它远绍“史”，“汉”而中承唐人传奇，“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仅“一书 而兼二体”，而且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传统的志怪传奇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因此从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看，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晋唐小说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我国传 统的志怪传奇的中共，而且代表了作为我国小说一支的文言小说的高峰。一、作者具有自觉的小说 创作意识六朝志怪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干宝申言其《搜神记》的写作目的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使神记序；），这不仅反映出作者有神鬼迷信的思想，更重要的还说明了指导作家写作的是史 家的意识，而不是小说家的意识，他所追求的不是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来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从 而更高更深刻地表现生活，即塑造形象，表现生活，而是力求“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 ”（；搜神记序》）。所以尽管当今的小说研究家们都把《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当作中国早期小说 的代表作家来论述，但他本人在写作的当时却是把他自己当作史家来看待和要求的。到了唐代，传 奇作者的小说家意识压倒了史家的意识，使传奇与史分手，而成为真正的小说。“凡变异之谈，盛 于六朝，然多是传录神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81＠《9 ＄uesg》gZ＋tC。8②①》7）正确的指出了唐人传奇与志怪小说的显著特征。《聊斋志 异》则继承和总结了志怪与传奇创作的经验，并加以融合，提高和发展，使文言小说呈现出一种崭 新的风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不仅是说蒲松龄是用唐 人传奇的体制和手法来写志怪，更重要的是指他用小说家的创作精神来改变了传统志怪小说的面貌 。这一点可以从《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来看，作者在《聊斋志异》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 积益移”。由此可见，他广泛搜集民间传说，而对其所搜集的传闻则不仅注重其奇异性，更侧重作 品中所蕴藏的人民的思想感情。邹继《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干道旁，“见行 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此说曾为许多人采用，然 鲁迅先生则明确指出，此乃“委巷之谈”。确实，蒲松龄在青壮年时忙于游学，应付科举考试，七 十岁还趁食在外，应无闲心闲力如此摆茶摊！蒲著在《柳泉公行述》中说：“如《志异》八卷，渔 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说明蒲松龄有意识地进行过资料收集工作。蒲立德（蒲松龄的 长孙）在《（聊斋志异）跋》中说：“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 为此书，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而以劝以惩”。这与《聊斋自志》 的说法相符。一方面，他“喜人谈鬼”，“闻则命笔”；一方面，朋友“邮筒相寄”．久而久之， 则“集腋而裘”，可见他的工作并不是对他人传闻做简单的记录和整理，而是通过展开充分的联想 和虚构，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爱憎感情和对生活的评价，都融入作品的形象和情节中去，让自己的 思想感情“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对于这一点清代评论家冯镇峦说蒲松龄是“有 意作文，非徒纪事”（《读聊斋杂记》），蒲松龄自己也说是“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 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些足以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聊斋志异》的写 作与屈原创作忧愤深广的《离骚》和李贺创作鬼神似的诗歌并无差异，他所追求的已不再是“事不 二迹，言无异途”的“信史”，而是寄托他来自生活，并与人民的爱憎感情息息相通的“孤愤”， 并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纪晓岚顶微草堂笔记》）。二、作品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画面 由于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家道中落，加之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以后，屡试不第，曾 任孙慧的幕僚，后长期设帐教学，这样既使他接触了大量的统治阶级人物，又与下层人民保持着密 切的联系，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人物——上至官僚，缓绅，举子，名土，下至农夫村妇，婢妾 娼妓，恶棍无赖，酒鬼赌徒，僧道术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运遭遇，无不具有细致的观察 和深刻的了解。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统治的黑暗的认识， 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这种孤愤之情在他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聊斋志异》中的 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这些都无 可比拟地超出它以前的和同时代的一切同类作品。用《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后者虽然 在鞭挞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疾苦方面都有所涉及，但《聊斋志异》在这方面不 仅数量更多（约139篇，占全书总数的28．3％）而且反映和揭露的程度也更深刻，表现人民 的反抗之情也更激越，如《搜神记·相思树》中写来康王夺韩凭妻，韩氏夫妇无力反抗，只得“凭 乃自杀”，而其妻“阴腐其农”，与王登台“遂自投台下而死”，并哀求康王“赐凭合葬”。而在 《聊斋志异·聂政》中怀庆潞王欲夺王生妻，王妻“号泣不伏”，当潞王掳人经过聂政墓时，王生 出而救妻，寡不敌众，然这种抢夺民女之事，人神共愤，故聂政从墓中出，手握白刃，气象威猛， 厉声日：“我聂政也，良家子岂可强占！念汝辈不能自由，姑且寄恕，寄语无道王：君不政行，不 日将扶其首！”《潞令》一篇则更将身为父母官，不顾民众死活，草管人命并引以为豪的丑恶形象 揭绘得入木三分，“来（国英）洋洋作得意之词日：‘……官虽小，莅任百日，珠五十八人矣’。 ”其他如《促织》，《席方平》，《梦狼》等无不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各级官吏的贪婪。《聊斋 志异》中还大量反映了当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采摘翁》反映明鼎革，干戈蜂起的情况；《正 司马》，《辽阳军》反映明清间战争实况；《三朝元老》讽刺投降清兵的洪承畴；《鬼隶》记载了 清兵南征时，“屠济南，扛尸百万”的惨状；《乱离二则》描绘清兵入境后，“俘获妇口无算，插 标市上，如卖牛马”的境况。如此反映现实的作品在以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其次拿《聊斋志异 》与唐传奇相比，后者多集中于描写男女青年的爱情婚姻悲剧，这虽然也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但 比之《聊斋志异》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终未免有所逊色，而且即使是这部分内容，《聊 斋志异》无论在描写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方面，还是在青年男女爱情的执着方面都要比唐人 传奇中的有关描写更胜一筹。关于追求美满婚姻和自由爱情方面的作品，《聊斋志异》中有114 篇，占全书的23．2％，涉及的面既有官宦子弟，又有普通百姓，既有文人名土，又有柳巷娼妓 ；几乎遍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大胆，主动，而且十分机智，并且他们看中的 是人的品质而不是财产，地位，不讲究“门当户对”，如：细侯大胆问满生“视妾可当家否？”面 对“薄田半顷，破屋数橡”的满生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妾归君后，当常相守……闭户相对，君读妾 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细侯》）史孝廉之女连城在历经坎坷，死而复生，与深 爱的乔生返魂见里门时，连城日：“重生后，俱有反覆，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 ”（；连城））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婴宁》，《莲香》，《香玉》等都是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 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美好的爱情，并 都获得了美满的结局。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 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这一点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另外《聊斋志异 》第一次在志怪，传奇的作品中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腐朽，尽管这类作品只占全书的10 ％以下（41篇），但在它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品中却是从未有过的（除部分戏剧以外），它为后来 的《儒林外史》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在这类作品中多通过考生，考官，社会三方面揭示科举制度的 弊病，对科举制下的畸形社会加以细致真实的客观描写，是小说家蒲松龄的重要贡献，他为中国古 代作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对这一类作品作者所用的讽刺手法也是十分辛辣的，如在《司 文郎）｝中通过替僧之口道出“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感慨，而《王子安》则通过王子安的醉后丑态 揭露儒林中人的丑恶形象。当然，由于蒲松龄生活在封建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时代的统治 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皇帝”的依赖和因果报 应思想。三、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创作手法纵观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六朝志怪多记神异怪诞之说，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唐人传奇则多重现实；而《聊斋志异｝）则继承了六朝末怪的浪漫主义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唐人传奇的现实主义手法，“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从而产生了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正如鲁迅所说“明未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清，《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