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40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张爱玲，如今 已在大洋彼岸悄然而逝。当我们回过头来读她的“传奇故事中的普通人生”，仍有一种绚烂至极归 于平淡的感觉。一部《传奇》，几乎使是一个“张爱玲的世界”，五彩纷呈地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 正如杜亚美所说：“犹如一个外科医生用决定性的一刀，割开皮肤和肌肉，以便弄清楚隐藏的病因 一样，现代小说家想了解的主要是心灵，它被看成是基本的最高尚的现实，决定着其余的一切—… ·。”张爱玲也十分注重女性心灵的关注。《传奇》中的人物，仿佛都在鬼械的疆界里出出进进， 阴森恐怖：“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六尸首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 坠着你，往下沉”（《流亡·花调》）。张爱玲便是在这苍凉的叙述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生存状态 下的女性心态。她的作品并不着眼于解决女性问题，但事实上却从未放松过对人生耍义的苦苦思索 ，传神地描摹了女性内心深处的软弱、愚昧乃至变态，塑造了各类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1．我忘 了我是谁女性作为社会角色，必须按照社会团体对角色的期待来要求和塑造自己，以求得生存的权 利。父权制社会以来，女性角色被封闭在家庭小天地之中，被视为依附于男性角色的“第二性”。 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奇，极为大胆地把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句读为“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其实，这不过是处于男权社会的女性之一种坦白与最基本的要求。在《传 奇》中，“饮食男”成为一部分女性的生存目的，即寻找一个能给予饮食依靠的男人几乎是她们生 活意义的全部。馆情》中的敦风、《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便是如此。敦风出生于旧式的家庭，生命 犹如火盆中的炭：“活着，就快成灰了。”经过冒险的婚姻，又回到可靠的人手中，敦风因此“很 快乐”。其“快乐”的原因显然是与米先生的婚姻。然她与米晶尧之间除了一纸婚书所维系的物质 利益关系别无其他，情感在这桩婚姻里是多余的。张爱玲在此不无心酸地叙说道：“生在这世上，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教风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白流苏的“ 倾城之恋”在战火中薄如蟀据。她最后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地成全了她 以谋爱来谋生的计划。在白流苏的恋爱里合医前很现实很具体的谋生目的和打算，她把爱情同谋生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爱情在物质的算盘珠子上拔过来又拨过去，谋生其实是白流苏唯一的目的。 于她而言，重要的是他是否爱她，而不是她是否爱他，“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在《谈女人》一文中，张爱玲曾这样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 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白流苏便是这样一个女人，而她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在经济上的安全 ”，作者以她的敏锐洞悉一切，“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 成革命女性”（《流言咱己的文章》）。这是作者对白流苏之辈的深刻认识。在世人的眼中，敦风 、流苏这样的女人是一批陈旧过时的货色，她们的全部教养都来自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式。这些 教养均是为出嫁作准备的，生活的唯一出路在于婚姻，而按照旧的信条，她们又只能待牢固中，嫁 不出去的危机成为她们日夜脑绕的恶梦．张爱玲在《荣莉香片》中对冯穷落的描写，正写出了这群 最怕“失嫁”的女性心态：“她不是笼子里的马，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诱在屏 风上的鸟──倡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写了，给 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是张爱玲对女性生命力被窒息、被异化的一种象喻式的艺术概括 。“绣在屏风上的鸟”，暗含了女性从有生命到无生命、从活生生的人到被禁钢被异化的生命的变 异过程。而同时可看到，对于笼中的鸟，并不只在于笼门是否打开，还更在于自己的翅膀是否已经 麻痹而失去了飞的功能。她们或者根本没有飞出的愿望，或者想飞也飞不动了，只能“任时代之光 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劫攀援住这束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于她们不属于自己的 生命外，她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了的心狱里。”而这正是女性对自 身的一种否定和扼杀。显然，女性对自身的淡化，不仅在于男性或者社会与历史对女性存在的全面 压抑，还在于女性自身对存在的自我奴役。女性精神存在的自我奴化着重表现为女性对男性精神上 的崇拜与折服。对男性的崇拜必然包孕着女性对自身的轻视与贬抑，自践意识也便成了女性精神漠 化、自我奴化的另一表现。这一自卑感最终表现为不安全感，使她们始终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 失嫁”的危机使她们意识不到人的精神存在的一面而对物质家园的向往与追求成为生活的唯一。敦 风与流苏正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对物质的追求正是她们内心漠化自身、甘为女奴的反映。她们完完 全全地忘却了自己，只让生命自顾自地走过去。2．寂寞女儿心张爱玲有诗曰：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 “我在这）L！我在这）L呀！”这喊声，是女性张口发出的喊声。恰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 十》中说：“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单是 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前。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 。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牙是起苦闷，张口 发出这叫声。”几千年旷日持久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和压抑，无数次自我选择斗争的失败， 使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深重的枷锁下呻吟而渐渐沉寂了。女性要跳出传统认定的“妻”与“妓”的角 色，又要避免就范于社会角色，就只有守住自己，将个人的天地放大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即潜返自 我，企图在心灵世界中寻找被男性文化异化了的自我。一旦女性获得了自主意识，追求情爱的平等 便成了她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事实存在的社会分工布局有利于男性，也由于男权制度的 壁垒式存在。因此，女性对平等情爱的追求也是在自我意识支撑下的一种对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心理 、观念的斗争。于是，女性终于接破了男性的包容而发出了来部已底的呼喊。张爱玲在《霸王别姬 》中最早体现了其笔下女性人物的自我意识。虞姬在该下之战前便主动选择了死亡这一荒凉的悲剧 结局。仍然是英雄美人，仍然是气短情长的一幕，然这里的诗眼却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 余年来，她以他（霸王，作者往）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 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下了，她独自拿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也开始想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烦地 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轻下 去，南下去。”于是，虞姬选择了自杀：“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消。”刚才的沉思便是这谜语式句 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实际上，美人虞姬已经意识到自己对男人 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自我意识的回归使她心底潜在着一个强烈的呼声──“我必须 是近旁的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好：《致橡树》）当然，《传奇》中的《沉 香屑·第一护香》之女主角键龙并非是虞姬股古老故事中的人物，她生活在香港的繁华中，却有自 己的标准，有维护人格完整的自信。这位来自上海的女学生，一开始即陷入了姑母梁太太和香港浮 浪少年乔演共同设下的情网。尽管她知道高幽的梁宅不合乎她的标准，却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幻想 ，竟然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害的所谓的“爱”。但现实逼迫她看着自己走上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 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每一步都让她付出了女性身心的惨重代价。在颁龙眼前，除了她深爱的男人 ，一切都不存在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然而摊龙却是“自愿 ”地走上这条小径的。现实迫使她放弃了平等情爱的追求，使她“没有夭长地久的计划”，只求“ 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在这里，“为了爱而结婚”，当然是像“把云装在坛 子里”一样的蠢举，但征龙自始至终坚持着她的爱的权利，而这似乎也正是她甘于在现实面前退缩 的原因。汤尤婚姻的失败，固然是一种沉沦，却也是一种不败的胜利．千百年的久久沉默之后，总 会有一声一息汇聚起来的爆发。在虞姬、船龙身上所萌发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实则是她们在潜 返自我的要求下与社会、时代和命运进行的抗争，并寻求自我存在的方式。换言之，即寻求心的归 宿。在这种潜退自我的要求的支配下，她们关注自我，探求自身存在的价值，要求男女情爱的平等 ，对男权社会作出种种抗争。她们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更是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使命感，在女 性艰难的心灵史中，始终向世界表白着“我在这儿”的心音。回音自然是寂寞的，父权制度顽固地 维持着腐败的架子，走出女奴氛围，真正进入女入境界，以人的身份存在毕竟是一条极其艰难而漫 长的道路。张爱玲通过这几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传奇》世界里引发了女性寂寞女儿心的归 近自我的呼声，尽管这一呼声在面对森严壁垒的男权社会时是如此的房弱。3．真我何在？在张爱 玲的世界里，人显得极为渺小、无知，映照出入对现实的不可抗拒，人就是这一冷漠、肮脏复杂的 、不可理喻的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现实不仅是外部世界的真实，也可谓人性的真实。如《倾城 之恋》写的是华侨富商范柳原同白公论小姐白流苏的一段缠绵排恻的爱情故事。白流苏与丈夫离婚 后被范柳原看中，即离开上海到香港来结秦晋之好，但范柳原对她并无真心，他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看清了已经败落的望族小姐不能不依附于他时，就不愿正式娶她而只视其为情妇。白流苏起初放不下“望族”的架子，不甘“自贬身价”供人作玩物用。然而经济上的窘迫和颜色渐老，使她最后不得不一反初衷自甘下贱地投入范柳原的怀抱。这显然是一种受金钱支配的“残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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