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社会基本性质没有质的变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 位,农民和地主阶段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萌芽,明代自中叶以后,农业、手工业大大地发展了,商品经济的市场逐渐扩大,国际贸易在东 南沿海一带也开始得到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侵入农村,促使更多的农产品的商品化,这样, 极大地刺激了官僚地主的贪欲,引起了他们对土地疯狂的掠夺与兼并,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 。但广大的农民在土地被兼并与剥削日渐加重的情况下,生活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不断暴动,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封建统治。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必然与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发生冲突。存在 决定意识,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明代中叶,学术思想方面一个较 突出的变化是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开展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腐朽的程朱理学衰落下去·,新的哲学思 想取而代之。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从挽救地主阶级政治危机的意愿和目的出发, 敢冒“天下之讥”,一洗陆象山的“无实之诬”,改变“是朱非陆”的“论定”,继承和发展了陆 象山的“心学”,使“于今且四百年”的陆学,恢复其“圣贤之学”的地位,从而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学的兴起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王阳明的“致民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正如其 后学刘宗周所说:“吃紧在去人欲存天理。”这同理学的本旨是一致的,它实际上仍是理学的派别 。但是,王学的流传确曾对正统的理学起了某种破坏的作用。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那套虚伪的繁缉 仪节和束缚人性的教条。程朱理学创建了一个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和“性”先 天地而存在(即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体认天理(主要指 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强调 “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人欲”,服从“天理”,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 ,其目是否定人朋脱取嚼酬职黝助聪封郑肚肠卜肠盯︸肚饥护卜抓卜!匕总第31期许艳文:略沦 王学左派对汤显祖思想及戏曲《牡丹亭》创作的影响3,们正常的思想感情,盲目地遵循封建制度 的伦理道德观念。王阳明却认为“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传 习录》下),他发挥陆氏之学,强调心的作用,把“天理”看作人心具见的东西,是所谓“良知” 、“良能”,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样一来,修养的方法就简化了,只要领悟、培养自己心中的良知就够了。王学的出现动摇了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嘉靖、万历年间,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思想界出现了以王良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因王良是 泰州人,故又称“泰州学派”。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成员包括樵夫、陶匠、农民,活 动范围大多接近劳动群众,也多少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代表人物除王良外,还有颜钧、何心隐、 李蛰等。王良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口号,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 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 ,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赞的思想里已出现了唯物 主义因素,李赞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在他的重要著作《焚书》中,猛烈地攻击了封建礼 教,他认为穿衣吃饭的问题即可说明,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 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在对文学的评价上,也一反前人的传统观念,重视小说、戏 曲的文学价值,把一些优秀的戏曲小说与秦汉文、六朝诗相比,却称为古今至文,甚至称“水浒” 为“发愤之作”,称《西厢》为“化工之文”,这种进步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大大震动了封建统治者,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同时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着积极的影响。由于王阳明学说从左到右都在汤显祖的家乡江西一带盛行,因而汤显祖的思想开始形成时,时代、地 区为他安排的环境就是如此,其思想属于王学左派思想体系。汤显祖少年时期就从他的老师罗汝芳 那里接受了王学左派韵影响,罗汝芳是王良的三传弟子.在这种学派的影响下,汤里祖的思想便带 有了对于封建传统观念、宋明理学的若干程度上的叛逆性。据陈继儒《牡丹亭题辞》记载:“张新 建(位)尝语汤临川日:‘以君之辩才,握应而登皋比,何渠出镰、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 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拎所笑?’临川日:‘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 情。’张公无以应。”汤显祖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性”(或“理”)与“情”的对立。在这两个 字的对立后面,是明中叶社会中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汤显祖在“处处讲性,人人论 天”的情况下,却说:“情有者理必天,理有者情必天,”(((寄达观)))并与勇敢的反理学 思想家李赞有过接触,当时“名振东南”的达观(即紫柏)禅师,以禅宗反对程朱理学,也与汤显 祖关系密切。汤显祖尊他们“一雄一杰”,认为“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李百泉(蛰)之杰 ,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答管东溟》)。李蛰和达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 戏曲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和蔑视礼教、抨击权贵豪门、揭露腐败政治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了他后期部分作品中出世思想的一个来源。汤显祖的一生,基本上置身在与理教教条相对立的思想营垒中,在汤显祖生活的年代,常常有妇女为 封建礼教殉身,人数之众令人惊骇,这一切使得汤显祖要以最大胆的艺术形式即戏曲来控诉和反叛礼教,并把整个由封建礼教网络着的黑暗现实作为控诉和反叛的对象。汤显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由于为人正直,不肯阿附权贵,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走上仕途 。由于在政治上一再受到挫折,汤显祖就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戏曲创作上。他是我国最优秀的传 奇作家,创造性地继承唐人小说和元人杂剧的优良传统,写出著名的“临长沙大学学报哲社版l, 92年3月川四梦”,即《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和《牡丹亭》,对当时的戏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四梦”,晚明王思任曾概括为:“《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描写情与理的斗争,并使情最后战胜了理,这正是《牡丹亭》的主旨。 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还惟在牡丹,”在《牡丹亭》里,“情”是一面与“理”对立的重要 旗帜。在汤显祖之前,对于程朱理学,对于封建伦理教条,表示不满以至发出抗议的人是很多的, 如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李蛰曾在《藏书》卷二十九的《司马相如传》中提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思 想,但大多数没有用艺术的方法树起一面鲜明的旗帜;歌颂真正的感情和自由恋受的人也是很多的 ,但大多数也未能把他们所歌颂的感情提炼成一种占有广泛社会感召力的呼号。汤显祖用《牡丹亭 》改变了这种状态,他在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的同时,几乎有一种思想家式的追求,他在为《牡丹亭》所写的题词中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 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 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昨 情之至也。,··…暖夫!人世之事,柞人世 所可尽。自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 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邓! 从这段话可看出作者是特别用意于对“情”的描写,并且有意识地在剧中构成“情”与“理”的矛盾 冲突。这里的“情”指人们追求自由的爱情;这里的“理”就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 念。作者在作品中正是把反封建的情与封建的理,作为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并且号召人们学习杜丽 娘那种反封建的坚决的斗争精神,因此,它是对明代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有力的批判,在当时有着 现实意义。这样,自然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卫道士们的反感和恐慌,明清两代统治者三令五 申严禁“淫词小说”,他们查禁、焚毁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小说戏曲,《牡丹亭》被指责为“淫词秽语”、“轻薄当诛”,列为禁毁戏曲之一:临川《牡丹亭》,脍灸人口,然意侵姿 江,亦涉轻薄。当时一官不调,盖见恶于冯 少宰也。今之作者,无其文采,而独肆胸 臆,借之以逞其私,宣淫导邪,宜无追于同 寇之诛。婆州民冯顺抑尝告予曰:“民不知书,独 好观剧。尝见古人所作,皆节幸子,不似近日作 者秽浊,污且哭口。”予听之谏然。不谓读圣贤之 书者,其智反出于此人也。(王宏撰《山志》卷四 《传奇》) 尽管如此,历史仍可证明,《牡丹亭》不仅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还以巨大的力量震撼着无数青年男 女的心。《红楼梦》中林黛玉只是隔墙听了几句悠扬婉转的《牡丹亭》曲词,就已经“如醉如痴, 站立不住”,曹雪芹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种独特的形式—通过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一个 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开始觉醒、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少女心灵描写,对《牡丹亭》作出了评价, 他的这种描绘本身也反映了《牡丹亭》在清代社会中的传播程度和接受情况。就在汤显祖写出《牡 丹亭》后不久,已有大量的青年以自己追求自由的内心与它产生了共鸣,明代妇女冯小青写了一首 影响广泛的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从中可以窥见《牡丹亭》在当时引起的巨大的振撼力量及强烈的情感共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里第一次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汤氏和莎翁是 同时代人,同在1616年逝世,但是远隔重洋,当时两个民族之间很少有文化交流的可能。当地 球的另一面伦敦的环球戏院正在上演莎翁的《仲夏夜之梦》时,某处庙会的中国舞台上却在演出汤氏的《牡丹亭》,彼此都不曾意识到另一种戏剧的存在。如果探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创作同当时社会现实、思想主流的关系,显然后者的条总第31期许艳文:略论王学左派对汤显祖思想及戏曲《牡丹亭)创作的影响41件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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