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言说李夫生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的“世界性”概念外延甚窄，其 实只是局限在西方文学体系内部。由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西方中心论和殖 民主义的统治地位。因此，文学的“世界性”实质上抹煞了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的根本特色。西 方文艺家站在西方中心地位，对边缘文化采取一种或者不屑一顾或者轻描淡写的态度，以一种明显 的优越感来判断东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发展指手划脚。比如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洛里哀（Ｆｒｅ ｄｅｒｉｃＬｏｌｉｅ）就曾对未来的世界文学大趋势作出预测：“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 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 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 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种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 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 为历史上的东西……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 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大趋势。”①我们且不论洛里哀的这种预测的准确性与否 ，光从其字里行间就能读出不少欧洲（西方）人溢于言表君临天下的优越感。他的这种预测，是以 磨合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特性以衔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为代价的。实质上还是一种对其它 弱势文化的强暴。这种理论盛极一时，一方面滋养了西方中心主义盲目的位尊之感，从而导致了对 边缘文学的排斥与泯灭；一方面造成了边缘文学的自卑感，从而形成极度情绪化的对西方文学的反 感和对立。这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直接的政治、军 事、经济等方面的侵略，给中国文学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接踵而至的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 国联军及日本侵华，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物质损害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严重创伤。在“权 力”与“意志”的压迫下，中国文学也无形中受到西方中心“权力话语”的某种支配和制约。中国 文学未及中心而又边缘，被逐出中心话语之外，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国文学是一个相 对自足的系统，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都有一套自己的言说方式。自《诗经》至《红楼梦》 ，由“诗言志”到“天人合一”，自古至今，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范畴和理 论视阈，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言说规则。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心物二分、主客对置的审美 倾向迥异其趣，二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一道融合的壁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在自足 的系统中自生自长，拒斥（实际上也不可能）与外界的接触。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这种相对自 足的形势有所突破。中国文学在进行改良与革新的同时，力图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中国文学在追逐 西方文学潮流时，却发现西方文学在渺视自己，轻贱自己。中国文学在作着向心的努力时，西方文 学却存在着离心的力量。特别是新时期文学以来，这种情形更是突出。创作上，我们引进了五花八 门的流派。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我们目不暇接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眩感和迷失；理论 上，我们更是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的主义潮 涌而至，将我们弄得晕头转向的同时又构成了一种话语的威胁。我们固有的文艺体系一夜之间不灵 了，不适用了。我们曾经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也似乎那么不堪一击，要不被人深刻化了，要不就是 被人早就言说了。闹了半天，我们只不过在人云亦云而已。一句话，我们的文艺体系被西方话语遮 蔽了。这样，我们在五色杂陈的西方文艺面前，就难免表现出一种茫然的心态：要么躲进小楼成一 统，罗罗索索地自说自话；要么置身纷繁喧闹中凄凄切切，哑口无言。２０／理论与创作／１９９ ７·５因此，西方文学凭籍其自身文学和文学之外的原因而取得文学的话语权力。它的言说就构成 了西方中心主义，它的话语就构成了西方中心话语。而东方（中国）文学却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失 去了言说的自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文学的尴尬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形成了。二西方中心主义对东 方文化（文学）的遏制和扼杀，长期以来不仅引起了来自东方文化（文学）的抗争，也引起了西方 主流文化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反思。尤其是近年来，一股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力图突破西方 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重新审视和打量东方文化的社会思潮不约而同地在西方各国涌现，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更是蔚然成风。这也许是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时期形成的一道特有文化风景。这道风景中 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崛起。后殖民主义又称东方主义。它并无严格的概念界定 ，也有人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等。这个术语来源于美籍学者爱德华·赛伊德（ＥｄｗａｒｄＷ Ｓａｉｄ）所提出的学说。赛伊德将法国社会学家福柯（Ｍｉｃｈｅａ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知 识与权力关系的机制转化理论引进到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讨论中。他认为西方（尤指欧美）的自我中 心意识通过知识的生产将被殖民者（东方各国）构成它者，以作自我肯定。这种表现又因为西方的 文化霸权而不断被重构，从而使他者终于湮没在西方的话语之中并为其所取代。赛伊德的这种理论 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反热潮。几乎与赛伊德同时，Ｇ·斯皮瓦克（Ｇａｙａｔｒｉ Ｓｐｉｖａｋ）等理论家都从不同的维度对这种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完善。很显然，后殖民主 义理论是西方人对自身文化恣意歪曲和贬低其它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深刻内 省和反思。其实，这种理论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悠长的思想渊源的。虽然在西方中心主义占 主导地位的前殖民时代，它的声音微弱，但它从未真正地缄默过。以圣经为特征的西方基督教文化 本身就孕含某些东方主义色彩，而启蒙时期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发出过东方主义的热 切的呼声。他们对自身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观照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提出了最 初的质询。后殖民主义理论只不过是这种呼声的悠远回响而已。２１／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７·５ 这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正象意大利文艺理论家———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Ａｒ ｍａｎｄｏＧｎｉｓｃｉ）教授所说的，“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他人的教育、改造”的“ 苦修（ａｓｋｅｓｉｓ）”，它“只有通过比较、倾听他人，以他人的视角看自己之后，才能实现 。②”要做到这一点，对一向持有优越感和权力意志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容易，除了靠自我 批评外，还要靠对方合作和善意。所以尼兹教授称其为“苦修”———一种丢掉某种权力和优越性 ，以适应“它者”话语的脱胎换骨的“修炼”。由文化上的“东方主义”而向文学上的“东方主义 ”转变似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过程。在这股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文学中的东方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明 显。这种新的认知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这一方面导致了西方作家东方 题材创作的泛滥，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成了西方作家追逐的时尚；更重要的是用东方主义思想来研 究文学文本，一系列的新发现，使得西方文学研究家们惊诧不已。比如说赛伊德在文化与帝国霸权 主义的研究中，重新审视西方文学，就有许多令人惊讶却又不得不让人击节三叹的发现。例如奥斯 汀的《傲慢与偏见》，一般被看作是描写有关英国乡绅谈情说爱，优雅幽默的范本。但是在赛伊德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观照下，它却与帝国的殖民扩张理论有关。因为作品的第一句话“凡是有财产的 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与殖民者基乐南（Ｖ·Ｇ·Ｋｉ ｅｒｎａｎ）“年轻的国度觊觎世界上某个丰盛之地，而男青年则梦想着名誉与金钱”的名言有着 一种内在联系：太太———男青年———名誉、金钱———帝国———海外庄园，实质上说的是一 回事。这种联系在奥斯汀的潜意识里是当作真理来接受的。再如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传统 的说法是小说深刻地表现了文明人与蛮荒环境中的内心冲突。但在“东方主义”理论解剖下却隐含 “殖民主义”主题：欧洲人对非洲（“黑暗”）的帝国意志及实际操纵演习。用东方主义的理论来 阅读欧洲小说我们对但丁、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都可以作出重新审视，更不用说象笛福等本来就具 有殖民色彩的作家———可见，东方主义理论的涵盖面几乎无所不在。在后殖民时代，持有上述见 解的西方思想家和文艺家不在少数。它与东方文学的“寻根”“追问”浪潮一拍即合，由隐而显， 由次而主，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的世界各国渐成气候，从而形成一股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思潮。世 界各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借助这股社会思潮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形成了一种簇新的态势。三 在这种全球性的后殖民语境中，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该如何制 定出自己的言说策略？我们以为应从这几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要保持文学上高度的民族自信， 突破西方中心的历史影响。诚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西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 成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出现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鲁斯特、 乔伊斯……，我们也有过屈原、关汉卿、曹雪芹、鲁迅、巴金……；西方有过《神曲》、《浮士德 》、《尤利西斯》……，我们也有过《诗经》、《楚辞》、《红楼梦》、《阿Ｑ正传》……，我们 的文学也有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古代是这样，近、现代也是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确立自己在世 界文学之林中的地位，而不必一味地自惭形秽。这是其一。同时，西方文学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 社会哲学基础。西方各阶段的文学成就仅是西方社会阶段性成果，有的甚至可能是阶段性畸形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可仿效西方文学，这是其二。正如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文学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华文化作为人类四大古老文明的硕果仅存者，不仅具有一股文明的超稳定性，还具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知性的理性的思维而言，我们也许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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